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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856年的金陵城（南京），此时刀光剑影，血流成河，无数追随天王到此地的将士们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他们的鲜血顺着长江东下，他们的身躯漂浮在清军江南、江北两大营的门前，何其的悲惨，何其的令人惋惜。天京事变的爆发，是一场太平天国领导层内部为争权夺利而同室操戈的一场内斗，杨秀清及其部属被无情地杀害，韦昌辉因滥杀无辜而被洪秀全诛杀，太平天国的精华力量损失殆尽，国家元气大伤，成为太平天国运动史上的转折点。在这场事变中，没有正义的一方，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手中的权力而自相残杀，唯有石达开是个例外，石达开本来不卷入内斗，只是因韦昌辉滥杀无辜而回京相劝，谁知韦昌辉怀恨在心，最终酿成更大的惨剧。
天京事变后，举目望去，太平天国朝中已经没有能堪当重任，匡扶大厦的治世能臣，洪秀全自己又不理政事，只顾自己的享乐生活，太平天国一时间人心惶惶，政权岌岌可危，此时石达开在众人的拥戴之下从西征战场回到天京主持政局，并很快扭转不利局面，石达开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很多朋友不禁发出疑问，既然洪秀全不理政事，石达开又有如此之能耐且深得众人爱戴，为何他自己不取洪秀全而代之，领导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小编以粗浅的认识，向各位历史爱好者谈谈其中的缘由。
大环境不好，危机四伏。天京事变后，石达开从安徽前线回京辅佐洪秀全处理国家大事，并很快扭转了局势。但是太平天国四面受清军围困的局面依然没有被彻底打破，太平军真正能够牢固掌控的城市就只有南京、安庆、镇江和苏州，其余的都是在争夺当中，时常易手。而此时的湘军经过连年的征战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并爆发出巨大的战斗力，成为太平军最大的劲敌，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鲍超、李续宜、李续宾等均是时代著名的帅才和战将，清军可谓是豪华阵容，人才济济。反观太平天国阵营，帅才缺少、战将凋零，能率军征战对付湘军的可谓寥寥无几，太平天国起义时的著名战将几乎都在天京事变中损失殆尽，唯有石达开幸存下来，但也是于事无补，人在朝中，就不能征战，外出征战就不能处理国事。后期的陈玉成和李秀成算是比较突出的人物，也是和湘军主力抗衡的最重要力量，此外太平军再无战将和帅才可用，可谓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了。所以太平军要想打破清军的包围是非常困难的，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几乎成为不可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石达开出走之后继续征战，但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不但建立闽浙根据地与天京遥相呼应的战略目标没有实现，最后还命丧四川大渡河畔；李秀成、陈玉成率领几十万大军解天京之围，与九帅曾国荃率领的三万多湘军多次激战却无法打破包围圈，可知太平军的战斗力已经严重下降，太平天国处境是十分危险的。此时夺权，只会造成内部更大的损失，并加快被清军剿灭的速度。
忠君思想根深蒂固。自从儒家思想被确定为官方的正统思想之后，忠君观念就一直流行在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到了宋朝，理学的出现，忠君、爱国、爱民、责任、义务、节气成为国人最为看重的品格，并深深扎根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再加上科举考试与经过理学大师朱熹加工过的四书相挂钩，每一位学子的心目中都是满脑子的忠君思想，想让他们做出违反君主或者上级的事情，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就比如曾国藩为何自己不称帝取代大清王朝是一个道理，不是没能力，而是自己不愿意，不想做违背自己人生理念的事情，所以他才起来与毁灭传统文化的洪秀全之流相抗衡。石达开是早期太平天国运动的知名人物，相对于很多出身低微，并且少有读书识字的领袖们而言，石达开出身良好，也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中过举人，对儒家经典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当然也就不可避免的深受其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观念的影响，所以他比较忠于洪秀全，忠于太平天国，对革命运动具有历史的责任感。这一点是有依据的，在洪秀全不理会政事，自己又得到民众拥戴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取而代之，而是选择了离开，继续以太平天国的名义征战，没有自立为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支持夺权的力量有限。自古以来，凡是发动宫廷政变，并成功夺取最高领导权的大臣必备的条件之一就是具有一支坚决拥戴自己的力量，并且选择适当的时机，做好充分的准备。例如，曹丕夺取代汉献帝的地位，是因为有一帮士族门阀出身的将领拥戴；司马炎夺取曹魏的天下也离不开如贾、钟之大家族的支持；刘裕取代东晋就明显得益于身边一帮庶族地主们的帮助。如果翼王石达开想取代洪秀全的位置，身边是否有一群拥戴自己的“死忠粉”呢？团结在自己周围的高级将领和朝中大臣又有多少呢？这一点很值得怀疑。石达开常年外出征战，朝中之事都由东王杨秀清处理，石达开在朝中几乎没有什么亲信，况且石达开也不是拜上帝教真正意义上的创始成员，他是受到洪秀全和冯云山的邀请而出山辅佐大业的，在拜上帝教的会众中少有支持力者，也没有多少发言权，这一点在他离开天京之后跟随在身后的知名将领寥寥无几便可略知一二。如1857年6月9日，石达开率领军到达安徽无为州，清方福济，郑士魁等的奏折中称:"兹据无为州在籍教谕征焕等禀称:五月十八日(即1857年6月9日)石逆由金陵带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此奏折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再者，经过天京事变之后，除了石达开和陈玉成，众多高级将领可以说是离心离德，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将李秀成一心一意的经营苏南地区，几乎不再理会天京之事，李世贤也是追随李秀成左右。如果此时石达开起来夺取政权，陈玉成也许会支持，其他的支持者将会很少，那么很快自己就会陷于孤立局面。
拜上帝教的建国理论作怪，夺权理论不足。这个所谓把西方基督教的普世思想和中国传统儒家大同思想结合起来的拜上帝教，是早期太平天国运动的组织机构和领导机构，也是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的理论依据。在拜上帝教内部，会员都是以兄弟姐妹，叔侄姑父之类的亲情关系互称，俨然就是一个大家庭，这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与西方思想相互碰撞的产物，它只能存在于特殊的环境，针对特定的人群。拜上帝教思想中的许多元素根本无法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例如禁止偶像崇拜、禁止祭祀之类的做法就受到很多士绅的批评的攻击，因此它几乎得不到知识分子和其他主流社会成员的拥戴。石达开若是夺取政权，那么建国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如果是拜上帝教，那么几乎不会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戴；如若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那么石达开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处境险恶，拜上帝教建国理论不科学，自己又满脑子的忠君爱国思想，身边支持自己的铁杆盟友又寥寥无几，此时若是夺取政权就只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斗，加快革命失败的步伐，自己也将沦为太平天国历史的罪人。所以在洪秀全不理会政事，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情况下，石达开选择离开天京出走是正确的选择，也是当时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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