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宋庄位于北京通州区，截至2019年，宋庄内共分布34个艺术区，六千余间艺术家工作室，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家群落聚居区。
宋庄
内蒙古人郝志强见过一些世面。他52岁了，在宋庄租了两间平房当画廊。一面墙挂油画，另一面挂国画。客人主要是生意人和政府官员。有人开着奔驰宝马来，“那是身份的象征”。也有人手拿公文包、白衬衫西裤系皮带——郝志强说，一看就是处级以上干部。
郝志强常和朋友讲一个笑话，有客人会现场指导他作画。“这里画一个太阳，叫做‘鸿运当头’。那头画一点山，再画点水，叫做‘背山靠水’。”总之，是个好寓意。开张七年，郝志强靠卖山水画，维持一年近二十万的房租和全家的生活开销。他最用心经营的油画倒是一张都没卖出去过。郝志强觉得困惑极了。
2020年7月，盛夏的北京午后，位于北京通州区宋庄镇主干道的徐宋路，热气从柏油路面升起。路口一座叫做“艺术工厂”的大门，铁皮上有大片的锈渍。几辆农用三轮车和大货车驶过，这里几乎没有人流。疫情以来，郝志强在画廊门口搭了个橙色的帐篷，卖些锅碗瓢盆和日用品。
宋庄距河北省燕郊7公里，离天安门24公里。1994年，方力钧、岳敏君、刘炜等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中国当代艺术代表人物入驻宋庄，这里逐渐成为“先锋艺术”的代名词，《纽约时报》、BBC等国际媒体都曾做过专题报道。在漫长的二十余年里，这座位于北京东六环外的偏远小镇，是无数人追逐财富、名望、艺术价值的造梦工厂。
“2005年，北京站有一个最大的广告，叫‘投资在宋庄，落户在北京’，应该挂了整整两年。当时是怎么回事呢？你投10万块钱到宋庄办企业，就是北京户口。”宋庄二十年历史的亲历者、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杨卫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在他看来，二十年来，宋庄已迅速滑向了它的反面——打造国际知名艺术区的乌托邦愿景，已变成各种社会力量都想分一杯羹的金钱游戏。“宋庄实际上有三个：一个是本地村民的宋庄，一个是艺术家的宋庄，还有一个是潘家园式的宋庄。它是整个社会复杂形态的缩影。”
从圆明园到宋庄
71岁的栗宪庭与肖像照里一样，头发雪白，连胡子也是雪白的。6月底一个下午，在宋庄小堡村的家中，栗宪庭穿白色的棉布衫，一根接一根地抽黄鹤楼。他听力已大不如前，从不接陌生电话。但说话仍慢条斯理，声音厚重。
改革开放后文化复苏的岁月，栗宪庭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美术最为重要的中心人物，被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1980年代初，他在《美术》杂志率先介绍“星星画派”，是“85美术新潮”最有力的推动者。他为“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等前卫艺术现象命名。而在新千年后，栗宪庭最为重要的工作，是一手打造了宋庄。
如今回溯过往，许多人都会提到宋庄的前身——圆明园画家村。自1980年代末期，圆明园废墟上的福缘门村和挂甲屯一带，聚集了上百名自由画家、电影人、作家、音乐人。改革开放造成社会松动，自由艺术家聚居区和“下海潮”“民工潮””商业潮”一起涌现，“它是1980年代以降所有社会潮流的一个分支。”栗宪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92年，大二学生郝志强在报纸上读到圆明园画家村的报道，毅然退学奔赴北京——放弃了他参加四年高考后考取的天津美院。那是户籍制度仍如一块铁板般尚未松动的年代，脱离体制意味着成为社会盲流，需要巨大的勇气。“我们大学毕业，国家有派遣证，最低都在大学当老师。能够把单位辞掉当自由画家，在那个年代是很少的。”
圆明园聚集了大批穷困潦倒的无业青年。“有的人找家人借钱，有人到公司打工”。郝志强靠画路牌为生。1990年代，北京街头有很多巨幅手绘路牌。他给解放军总后勤部画过，一次挣七八千元。郝志强享受一种自由纯粹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挣钱之后，便请朋友喝酒吃饭，通宵达旦地聊艺术。“那时大家都穷，都没成名。方力钧和岳敏君有一丁点名气，但也不大。”
1995年，圆明园画家被驱散。“看见不明真相的外地人就抓，到郊区去筛几个月沙子。攒够路费，就押送你回老家。我认识一对夫妇，刚刚从南京跑到圆明园，落地没几天就被抓起来，送回南京了。”栗宪庭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彼时中国当代艺术尚处于地下阶段，普通人对此没有清晰的概念。“你一个外地人，跑到北京来，又没有正经工作，连老百姓也会斜眼看你”。那种滋味让杨卫很难言说。郝志强则记得，有一次警察冲进他的画室，限他三天搬离。那时他留长发，扎着辫子。警察拿手指着他：“一看你就是艺术家，你跑不了。”
1994年，第一批艺术家迁入宋庄，花三千到一万元不等，从农民手中买下房子。那年初春，栗宪庭坐着吉普车来看时，感到无比荒凉，鸟不拉屎。“这里比天安门广场低10米左右，是运河最低的地方。地下全是沙子，沙地不长粮食。很穷，所以很多人进城。”
在栗宪庭看来，彼时的一些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已经进入国际艺术界的视野，是戴着皇冠来的。他们带着鼓囊囊的钱包落户宋庄，成为日后吸引盲流艺术家的原因之一。
2004年，栗宪庭正式迁往宋庄。村里没有路灯，人们拿手电筒照明。农村生活有明显的时差——天黑得早。偶尔和朋友去镇上的饭店吃饭，似乎已经过了很久，拿起手表一看，才八点钟。“那时我常说一个笑话，城里的夜生活还没开始，宋庄的夜生活已经结束了。”
被选择和被改变的宋庄：潮起潮落二十年
1994年开始，随着若干批艺术家的入驻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兴起，宋庄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渐提升，房租和地价也因此上涨。图为1996年的宋庄。 （杨卫/图）
“哪里有画家？”
2005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艺术市场出现井喷，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以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王广义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F4”，成为红极一时的市场神话缔造者。据媒体报道，张晓刚的作品《血缘：同志120号》在2006年以折合人民币约800万的惊人高价拍出，对内地艺术品市场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如果说2005年以前，我们还处在以艺术价值作为市场评判标准的系统里，到2005年这一年，忽然间一切都变得莫名其妙，不可思议。”杨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新世纪以来，随着广州三年展、上海双年展等一系列大型展览的举办，当代艺术一夜之间浮出水面。杨卫参加过央视一档青年节目，专门谈论行为艺术。“虽然是两派论证，但可以堂而皇之地在中央电视台谈论行为艺术，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而伴随中国地产经济和股票市场的迅猛发展，大量热钱流入艺术市场。
财富造就了神话。1996年，杨卫花1万元在宋庄买下一个院子，物价的概念持续了十年，到2005年，1万元仍算一笔钱。“当张晓刚一幅画可以拍出500万，他自己都傻了，怎么会这样？当年一套房子才二三十万，500万可以买几十套房子。这个数字从1变成500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而到2008年初，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亿，人们的心态反而已经接受了。明白那个无非是市场的炒作，跟艺术无关。”
在杨卫看来，这一波当代艺术市场的繁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富起来的人造就的——他们和自由艺术家共享了一套1980年代的启蒙价值观。从体制共同出走，打破铁饭碗。一拨人去赚钱，一拨人搞艺术。当创造了大量财富的新贵阶级崛起后，当代艺术成为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目标。“这批房地产商、玩股票的、律师、医生，那一代人的精神形态是相勾连的，他们能够读懂当代艺术。”
杨卫认识德国歌德学院的第一任院长米歇尔·康·阿克曼。1990年代，他拿着40万人民币的年薪，在北京燕莎附近住独栋别墅，年租金1万元。出于同情，阿克曼偶尔会拿出一部分钱买张晓刚、刘炜等人的作品，“几千元一张，否则这些艺术家活不下去。”当他2011年退休时，年薪依然是40万——而房租也成了这个价钱。
阿克曼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当年他资助过的穷画家，都成了响当当的财富巨星。这位德国人依靠卖他们的作品来维持体面的生活。
神话故事也在宋庄同步上演。艺术家马越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新千年后，他常在画室接到电话，“下午你等着，我领两个英国人来。”马越开始学习待客之仪——以前都给外国人倒茶，后来学会了倒可乐。
2005年，一天晚上，马越正在宋庄刚盖完房的朋友家喝酒，一位印尼华人突然出现，花几万美金把他的画全买走了，连挂在饭店的画都要拆下来，“我叫了个哥们陪我一起，手都拆疼了。”马越卖光了画的消息在宋庄不胫而走，“当时我也傻，以为自己大展身手。”结果没过几天，发现很多人都有相同的经历。马越说这叫“抄底”——“就跟温州人买房一样”。
“经常有画家，昨天还穷得叮当响，吃碗面条都不敢点大碗。第二天就又买车又张罗买地盖房子。”暴富的传说在宋庄遍地开花，走在路上都有发财的机会。“那个时候有人出门遛弯，刚好碰到别人打听，‘哪里有画家？’。他就作为中间人带路，这一圈下来，马上几十万到手了。”
宋庄的江湖
2005年，宋庄作为艺术小镇的历史正式拉开序幕。那一年，时任宋庄镇党委书记的胡介报提出“文化造镇”的口号，并成立宋庄艺术促进会。在杨卫看来，“胡介报是教师出身，有点文化。”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活跃，让政府看到了商机——这些不明来历的艺术家，原来是一笔财富。
2006年，宋庄被列入北京市首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这个概念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新的，当时很多专家就住在宋庄，并进行调研，说文化创业到底怎么搞，都是从零开始。随着时间的推进，很多都没有展开。”杨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6年10月6日，宋庄美术馆开馆。这是中国最低行政级别的美术馆——村级美术馆，栗宪庭担任第一任馆长。
“那天来的人非常多，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来了三万多人。而且有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人，中央美院、四川美院、浙江美院的院长，来了很多艺术界很有权势的人。他们说老栗这么多年没有出山了，他在干吗？弄了这样一个东西，他们很好奇。”栗宪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年过半百，栗宪庭本已决心退隐，解甲归田。打动他出山的理由，是那些尚在挣扎中的失意者需要出路。由于当代艺术金字塔顶端人物的入驻，宋庄早已名声在外，大批艺术青年被吸引于此。“2005年，公安局做过一个调查，这里的艺术家和家属加起来有2.5万人，”栗宪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大部分人都很贫穷，住个小房子。”
栗宪庭在说服一位北京市领导时提出一个观点：“全中国的艺术院校都在扩招，这么多艺术家流落在社会上，没有饭吃，是一个社会问题。”他认为大城市的艺术家聚集区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系统，有美术馆、研究机构、拍卖行，从创作、展示、学术，到商品销售，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
如今回忆起来，许多人都认为有过一段好时光。宋庄艺术促进会正式挂牌成立后，马越曾担任理事。“当时开会，一个妇女走进来宣布，指着我说，你是理事，栗老师也是理事，他是副会长，好了就这样。我还以为要投票，实际上已经研究好了。”
宋庄已获得世界性的关注。当年北京市派出文化代表团到纽约，有政府官员回来后告诉栗宪庭，“纽约的人问他们，谁是宋庄的领导？”
但事态的发展很快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2009年，宋庄换了新一届领导。2012年，前一届镇政府支持并做了7年的“宋庄艺术节”，被“中国宋庄艺术产业博览会”取代。与此同时，栗宪庭也开始被边缘化。“他们找国家画院合作，一下就跟宋庄原来的生态就脱节了。”杨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7年，宋庄发生第一次房讼，艺术家和农民的土地纠纷正式登场。随着房租和地价的不断上涨，农民觉得自己吃了大亏，纷纷把艺术家告上法庭，要求收回土地。关于农村房屋买卖的法律争议自此浮现。著名的李玉兰案持续了将近4年，该案的代理律师王笠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十多年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宋庄就会发生土地纠纷，“在某种期待下，我已经成为了宋庄的‘晴雨表’。”
被选择和被改变的宋庄：潮起潮落二十年
近年来，宋庄生态发生剧变，大量周边产业取代了当代艺术，国画、古玩、画材大行其道。 （视觉中国/图）
“这不就是明摆着弄钱？”
在多年好友、艺术家祁志龙眼中，郝志强属于“一直在搞当代艺术，非常挣扎的画家”。但艺术成就显然不遵从个人意志，昔日圆明园的画家好友都成为财富明星后，郝志强并未步入成功者的行列。
2009年，他借住在宋庄朋友家。“是个老院子，朋友让我白住。我要不维修都快塌了，拿手一抠全是土，房顶有洞，老鼠在上面爬。”在那个院子里，郝志强创作了好几幅大型肖像画。名家好友们看到后都要赞叹一句，“我们住那么大工作室都不画画了。”
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当代艺术市场出现雪崩式下跌。据媒体报道，当年伦敦佳士得秋拍，张晓刚的《父亲和女儿》无人问津。在国内，香港苏富比秋拍上，47件中国当代艺术品，仅成交28件，成交率59.57%，总成交额1.17亿港元，不到最低估价的一半。中国当代艺术的财富泡沫逐渐消散，十年来，郝志强去过不少知名艺术家的工作室，发现他们都很少画画了。
宋庄的生态也出现异化。大量周边产业取代了当代艺术，国画行、宣纸店、古玩店、油墨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杨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意味着当代艺术市场在这里没有了，“因为蛋糕只有那么大”。这些年来，杨卫回到湖南老家，发现传统艺术主导着地方艺术生态。“政府举办活动，会请一些所谓的画家或者文人，来表演一下，写个书法，画个花鸟。”
2013年，郝志强刚到宋庄开画廊时，只卖油画。客人们来店里转一圈，总回过头问他，“你这有卖山水的吗？”听说没有，便转头走了。后来他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做生意的，“有好几个煤老板”。他们讲究风水，挂一幅山水画在家里，能给他们带来财运。
第二年，郝志强的儿子出生。天津美院中国画专业肄业的他，开始重新拿起毛笔，研究客人的喜好。“你得针对他们的品位，不要画得太抽象了，太艺术他看不懂。要能看懂又美观，而且画得不要太俗，比较高雅就OK了。”郝志强的科班功力得以体现，一天之内，曾有4个客户来买他的画，他在全国有三千多个客户，只有西藏、青海等省份没人买过。其他画廊的人听说后，还偷偷拍他的山水画，拿回家仔细临摹。
宋庄也逐渐成为一些人的“金字招牌”。杨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全国各地的国画院院长都流行到此镀金。很多人保留画院体制内的工作，再到宋庄搞个工作室，“在当地卖作品的时候，就说‘在北京都有我的美术馆’，作品就更好卖。”杨卫到他们的工作室里看过，“也挺奢华的，土豪。”
郝志强认识山东某艺术学院的老师，到宋庄租了间工作室卖画。“一看待了三年不对，白交了三年房租，一张画没卖出去，又回去单位了。还有我内蒙古的老乡，在宋庄待了五六年，市场好的时候也赚了一笔，一看市场不好了就走。你说这能是艺术家吗？这不就是明摆着弄钱？”
宋庄艺术
据媒体报道，截至2019年，宋庄分布着70家画材店，34个艺术区，六千余间艺术家工作室，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艺术家群落集聚地。漫步宋庄街头，水泥工业感与典型的中国乡村景致并存。大量青铜铸成的大型雕塑、画布行、古玩店，散落在一处处乡间绿野中。
“搞行为艺术的工作室，隔壁就是画水墨的”。这两年来，隔一阵子，杨卫就会听说有当代艺术家离开宋庄了。他们很难负担一年十万的房租。他觉得这里更像是北京东三环的知名古玩市场，“宋庄现在就是一个潘家园”。
7月底，郝志强坐在画室里，看着门外空荡荡的马路，回忆这些年宋庄的怪象。一阵风吹过，奶白色的宣纸卷起一角。
“它和中国的时代是相关的”
6月18日，栗宪庭又一次在朋友圈表达愤慨。据《中国慈善家杂志》报道，今年疫情中，艺术家几个月没有收入，便重启“艺术地摊”的方式自救，被当地城管部门以“市里没有文件许可”的名义驱赶。危机并不止于此——近期，宋庄镇人民政府、村委会等机构发出租住房屋的变更通知，租期由50年缩短为20年。
艺术家祁志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收到法律函时，他被要求和函件合影，表示已经送达。宋庄的拆迁风声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以前各种小危机还是有的，隔两年就来一次。这次的大危机是收到了所谓的法律传票，让我在规定的期限内，去大队办理新的20年租赁合同。”
这些年来，马越心里常会产生一种错位感——以往面对由临时工组成的拆迁队时，艺术家会手拉横幅，和对面的工人认真讲道理、谈他们对宋庄做出的贡献。“说我们信仰艺术，它让人有创造力，让生活变得精彩，是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明方式。你跟人说这个干吗？谁听你的。”
有天，马越去宋庄的朋友家喝茶。院子里有紫藤架、鱼池，和东西两个茶亭。朋友告诉他，自己年纪大了，已经看淡了名利。他上午在东边喝茶，下午去西边喝茶。不料话音刚落，马上传来了租期变更的消息。
如今宋庄人的生活像是八仙过海。有人搞微拍，有人成为房东——把房子租给年轻艺术家，以房租维生。那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艺术家中，有人也开始画国画了。郝志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去年有人家生了小孩，摆了满月酒。朋友喝醉了打趣说，“你这是来挣我们钱的吧？现在也卖不了画。”
因为上过某知名主流杂志的封面，栗宪庭成为很多市长慕名拜访的对象。“最早敲门的是西安市市长，我们家保姆不让进，就在门口吵。他说我不是骗子，不信你现在打电话问，我真是西安市市长。后来我还去了西安，虽然（跟他们）关系很好，但是谈不拢。他说给我9平方公里地，一年2000万，给我做艺术区。我说这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宋庄你看我做得很成功，实际上我失败了。”栗宪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3年，刚搬进宋庄时，栗宪庭想退出艺术界，住一个有院子的房子。“这一生，完全没有办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只能跟随境遇变化你的所为。”
在杨卫看来，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史都是一个被选择的过程。宋庄的游离性，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缩影。“它随着市场、外力在变化。1990年代西方介入，就向西方体系靠拢。2000年以后，国内市场兴起，它也随着国内市场兴起。它和中国的时代是相关的，宋庄是所有矛盾冲突的缩影。”
与圆明园艺术家的追求不同，名利成为新一代艺术家在宋庄工作、生活下去的动力之一。
“之后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来寻找机会的。尤其是宋庄已经有一批成功的艺术家带来了影响，大家是冲着影响来的。他们就试一试，来搞几年艺术，看能不能搞出来。很多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时间一久，看不到前景，就放弃了。虽然内心也很纠结、挣扎，没办法，这条路走不通，只好改行了。”杨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杨卫认为，在网络尚未普及的年代，艺术家群聚除了生存选择，更多出于精神意义上的惺惺相惜。“过去搞当代艺术是一种反叛，哪怕是失败，也会有快感，也无怨无悔。现在，我看到大量宋庄的年轻艺术家在寻找的不过是一份职业。”
“跟涨大水一样，随着它就冲走了，不随着它就淹过去了。像那些弄潮儿，大伙儿都跟着他们走，他们就成为标志性的了。”杨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宋庄也没有错过什么，这些都是注定的。”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