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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地区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贺兰山西麓，辽阔广袤，神奇富饶。有史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就在这里盘马弯弓，开拓繁衍。
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额鲁特蒙古和硕特部的一支，在首领和罗理的率领下，由青海大草原移牧阿拉善。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王朝将阿拉善草原赐给和罗理部游牧，自此，和罗理部定牧阿拉善草原，成为阿拉善和硕特蒙古。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王朝将和罗理部众按照四十九旗之例，编置佐领，设置阿拉善和硕特旗，册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授札萨克印，和罗理便成为阿拉善和硕特旗第一代札萨克（官名，蒙古语“执政”的意思，清代对蒙古住区各旗旗长的称谓，一般称“王爷”），旗王府设在紫泥湖。
清雍正八年（1730年），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请朝廷，在贺兰山西麓的阿拉善草原建造定远营（今内蒙古巴彦浩特），驻兵镇守。
第二年，清王朝将定远营赐予战功卓著的阿拉善第二代札萨克阿宝驻兵镇守，旗王府由紫泥湖迁到定远营。
清乾隆四年（1739年），阿宝去世，次子罗布藏多尔济承袭王位。罗布藏多尔济与清皇室联姻，在清王朝平定边疆叛乱的战争中军功显赫。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王朝晋封罗布藏多尔济为和硕亲王，并在北京城建造罗王府，诏谕“世袭罔替”。
之后，阿拉善旗历代札萨克亲王相继经营开发阿拉善，发展畜牧业。
到了民国20年（1931年），25岁的达理札雅承袭了阿拉善和硕特旗札萨克亲王王位。达理札雅是阿拉善和硕特旗历史上第九代第十位札萨克，也是最后一位封建札萨克亲王。
达理札雅于1906年1月6日出生在定远营王府，少年时期就跟随父母移居北京，生活在北京的阿拉善罗王府。
在北京生活期间，父亲专门聘请老师教授达理札雅文化知识，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青少年时期，达理札雅常住北京，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革时期。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社会动荡，对达理札雅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民国年间，达理札雅曾在东北军营部学习过军事，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于学忠、宋哲元都是他经常交往的朋友。和各界人士的交往，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拓宽了他的政治视野。
达理札雅业余爱好广泛，尤其喜欢养马、骑马，王府的马厩内常年饲养着很多骏马，并有专人负责驯养。
达理札雅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性情温和，平易近人。
民国14年（1925年），19岁的达理札雅与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爱新觉罗·韫慧（汉名金允诚）喜结伉俪。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政权更迭、民不聊生。阿拉善旗先后发生了独立大队攻打定远营、戊辰政变等事件，阿拉善旗社会动荡，加上连年干旱，旗民生活贫弱，经济萧条。
面对困难局面，刚刚承袭王位的达理札雅亲王没有畏难退缩，他多次召集旗内上层贵族开会研究治理与变革的对策和措施，对阿拉善旗进行了治理与变革。
他首先撤销了旧的衙门，成立了新的旗政府。加强对全旗36个“巴格”（相当于苏木）的管理，维护牧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改革吏治，对年龄较大的官员给予有功之臣荣誉称号，劝他们引退，裁减闲杂人员，缩减王府开支。
他选拔任用罗恩凯巴图、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尼巴图等一批有文化、有魄力、有才干、有能力的中青年人担任旗政府各级官员。
经过改革整顿，旗政府的组织机构及地方组织机构基本健全。
达理札雅亲王还下令废除陈规陋习，废除前清的跪拜大礼，社会交往实行鞠躬礼，发布禁烟、禁毒、禁娼等令，查处不法行为，保障旗民安居乐业。
推行税制改革，发展实业。设立盐务所，加强盐业管理，旗政府派人直接开采经营由西北盐务局开采的部分盐湖资源。
整顿贺兰山煤炭开采业。较大的煤矿由旗政府统一开采经营，较小的煤矿收取合理的租金出租开采。
加强对定远营城内“祥泰隆”“福泰云”等近百家商号作坊的管理，制定统一的收税办法，征收税金。
为壮大地方军事力量，达理札雅亲王推行军事改革，对官兵进行整顿和训练，将阿拉善旗亲兵马队改编为阿拉善旗卫队，以后又改为阿拉善旗保安大队。
1936年，日本侵华势力不断入侵中华大地，国民政府在阿拉善旗设区防司令部，任命达理札雅亲王为少将司令。
同时，不断充实阿拉善旗地方部队的武器装备。对设在贺兰山各山口及边境周围重要路口的边卡进行整顿，加强路口边卡的防范。
为培养军事骨干，提高军事技能，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达理札雅亲王还聘请军事教官，举办军事训练班，以《新式操典》训练部队，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力量。
达理札雅亲王在夫人金允诚女士的大力协助下，兴办了阿拉善旗早期教育，先后在定远营兴办定远营完全小学、初级女子小学、蒙文小学等学校。初级女子小学由金允诚女士担任校长并亲自授课。
为解决师资缺乏的问题，他把旗内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人送到兰州等地深造，为阿拉善旗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达理札雅夫妇开创了阿拉善旗的教育事业，促进了阿拉善旗的进步与发展。
经过治理和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阿拉善旗社会秩序逐步稳定，经济发展，牧民生产生活安定。
就在达理札雅亲王满怀信心推行改革新政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灭亡中国必须首先吞并满蒙”的政策，将魔掌伸向了阿拉善旗。
1935年的冬天，日本特务田中久信以皮毛商人的身份秘密来到阿拉善旗，架设电台，刺探军情，收集情报。
日本关东军中将参谋板垣征四郎也亲赴阿拉善旗，主动会见达理札雅亲王，威逼利诱达理札雅亲王参加所谓的“日蒙合作”，达理札雅亲王拒绝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
不久，日本人以帮助阿拉善旗开发资源为由，强行在定远营双山子修建军用机场，运送大批军用物资。
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染指阿拉善旗，达理札雅亲王深感形势紧迫，他及时将日本人在阿拉善旗的活动情况向南京国民政府作了汇报。
蒋介石深感事态严重，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出兵驱除日本特务机关。
1936年10月，国民军二十五师一部在师长关麟征、副师长杜聿明的率领下，开赴定远营。达理札雅亲王配合中央军，武力驱除了日本特务机关，捣毁机场，粉碎了日寇势力深入祖国西北边疆的阴谋。
为加强阿拉善旗防务，南京国民政府批准成立了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任命达理札雅亲王为少将司令，陈爱尔德尼巴图为少将参谋长。后又成立阿拉善旗保安总队，任命罗恩凯巴图为上校总队长，罗巴图孟柯为中校参谋长。
当时，国民政府对掌握边疆要地的达理札雅亲王并不放心，于是，蒋介石委派国防部长陈诚去宁夏银川，召集马鸿逵、马鸿宾及达理札雅亲王等人开会，加强对边疆要地定远营的控制。
国民政府还在定远营设军事专员办事处；蒙藏委员会派协赞专员常驻定远营；国民党、三青团在阿拉善旗设立特别党部和分团部；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建立秘密组织进行活动，监督、控制达理札雅亲王。
国民党驻定远营军事专员郑子献，在驻定远营期间，以中央大员身份干涉节制阿拉善旗旗务，并向国民党中央诬告达理札雅亲王勾结日伪，叛国通敌。
1933年，军阀马鸿逵主政宁夏后，为抢夺地盘，强行在阿拉善和硕特旗属地磴口设立县政府和保甲组织，抓丁派粮，欺压旗民。达理札雅亲王与马鸿逵产生矛盾，积怨不断加深。
1937年10月，国民党中央以通敌叛国嫌疑，授意马鸿逵在必要时以保护名义武力扣押达理札雅亲王。
1938年2月24日，春节刚过，马鸿逵经过周密策划和安排，以军队换防为名，调集兵力包围定远营。
为避免城中居民惨遭涂炭，达理札雅亲王不得不接受马鸿逵提出的苛刻条件，全家被马鸿逵押送到银川软禁。
不久，达理札雅又被送往兰州软禁，前后加起来软禁时间达七年之久。文房四寶
达理札雅亲王被软禁后，马鸿逵的势力全面进入阿拉善旗。1939年，马鸿逵在定远营设立宁夏省驻定远营办事处，抓兵征税，封锁粮食，致使旗民生活非常困苦。
马鸿逵还在定远营设立“富宁公司”，控制阿拉善旗的商业贸易。
达理札雅亲王被软禁兰州，虽身处他乡却心系故土。他深知阿拉善旗父老乡亲的苦难，马鸿逵的暴政使他无比愤怒。
达理札雅亲王在兰州的日常生活和出入都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他就想尽一切办法与旗内官员函电联系，指示他们想方设法从甘肃的景泰、民勤、张掖、武威等地购粮运回阿拉善旗，以解决旗内粮荒的问题。
为能澄清事实早日回旗带领旗民发展牧业生产，改变旗民贫弱局面，达理札雅亲王及夫人金允诚女士主动与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朱绍良及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接触，多次表达他回旗执政的意愿。
国民政府也逐渐转变了对达理札雅亲王的看法，保留他的亲王尊号，开始允许他过问旗政。
1939年冬天，在张治中将军的帮助下，达理札雅亲王赴重庆面见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申辩并揭露了马鸿逵的扩张野心和对他本人的诬陷，提出回旗执政的意愿。
1942 年 8 月，蒋介石到兰州视察西北战局，邀请达理札雅亲王夫妇见面并共进晚餐。
阿拉善旗上层官员也多次联名上书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申述阿拉善旗民对达理札雅亲王的深厚民族感情，要求达理札雅亲王尽快回旗执掌旗政。
经过几年的观察，国民政府看到达理札雅亲王并没有叛国通敌的事实，便消除了对他的怀疑与不信任，1944年8月，批准他返回阿拉善旗主政的请求。消息传来，阿拉善旗民莫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回到阿拉善旗的达理札雅亲王，看到被马家军阀欺压的贫弱旗民，心中十分酸楚。他立即着手对旗务进行整顿，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控制西北边疆要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函请达理札雅亲王加入国民党，又先后任命他为蒙藏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顾问、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议、宁夏省政府委员等高级职务。
内战全面爆发后，达理札雅亲王奉召前往南京述职并晋见蒋介石。国民政府决定恢复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委任达理札雅亲王为中将司令。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西北重镇兰州、银川的解放指日可待。面对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达理札雅亲王立即召集旗府官员，在王府召开秘密会议，研究阿拉善旗的形势与出路。
王府秘密会议后，达理札雅亲王就一直思考着阿拉善旗的前途命运，张治中将军也写信奉劝他走和平之路。经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断了解，他审时度势，最终决定率部起义，和平解放阿拉善旗。
1949年7月，达理札雅亲王召集旗政府官员主持召开了第二次秘密会议，开始商讨和平起义大计，并成立阿拉善
旗和平解放指挥部，派遣人员分赴牧区，宣传和平解放的意义，做好牧民的安抚工作。
就在起义前夕，达理札雅亲王回绝了国防部长徐永昌让他飞广州出走台湾的要求，指示旗府官员草拟起义通电，
与此同时，他派起义代表朱门到兰州欢迎西北野战军并晋见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提交了他的亲笔信，彭总看了非常高兴，对达理札雅亲王脱离国民政府站到人民方面表示热烈欢迎。
1949年9月22日，他又派罗瑞光、张光耀等人为代表前往银川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罗瑞光向兵团司令员杨得志递呈了由达理札雅亲王、罗巴图孟柯署名的阿拉善旗政府代电。代表们受到了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的热情接待。
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阿拉善和硕特旗亲王达理札雅代表全旗向会议主席毛泽东致电，宣布起义，脱离国民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全旗各族人民欢欣鼓舞，旗府官员出城迎接解放军官兵，老百姓鸣放鞭炮，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从此，饱经沧桑的阿拉善旗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达理札雅亲王率众起义这一爱国行动，是他一生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他由一个封建王公逐步转变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干部。从此，达理札雅走上了为新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光明大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