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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脚本《张作霖演义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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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aker 发表于 2023-12-9 11:50:11 | 显示全部楼层
郭松龄在日本参观秋操期间,得知一些张作霖与日本勾结的内幕,又见少壮派军官俨然以“满蒙统治者”自居,态度十分狂妄。他痛感东北即将沦亡,张作霖引狼入室。自己身为军人,倘再助纣为虐,岂不是千古罪人。

郭松龄回奉后,代理张学良去天津成立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第三方面军直辖三个军,是奉军唯一精锐。他利用组织司令部机会,积极整顿队伍,淘汰冗员,提拔进步军官,为反奉做准备。

未过多久,张学良电命第三方面军,做好战斗准备。郭松龄见内战难免,毅然抗命不作理会。他对亲信将领说:“我决不再做帮凶去给别人抢地盘。希望诸位能以国家民族为重,同舟共济。

从此,郭松龄称病住进外国医院“疗养”。他派人将夫人韩淑秀秘密接到天津。韩淑秀思想进步,为人正派,积极协助丈夫进行反奉活动,曾数次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密谈。

郭松龄在医院积极准备起事,多次召集亲信秘密开会,派人四处联系,不久与冯玉祥、奉系直隶总督李景林签订密约,结成反奉联盟,并争取国民党人的支持。

驻守徐州的姜登选侦悉郭松龄的反奉活动后,立即向张作霖告密。“他妈的,小六子(张学良乳名)鬼迷心窍地信任郭鬼子(郭松龄绰号),倒闹了个窝里反。”张作霖火冒三丈地大喊:“快!马上把密电处长叫来!

杨宇霆闻知,赶来忙问:“大帅有什么应急打算?”“立即给姜登选、张宗昌发电,命他们火速包围三方面军!我他妈不能在阴沟里翻船。

“不能打草惊蛇。”杨宇霆眉头一皱:“大帅可命汉卿以视察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为名,好生安慰郭松龄,只说大帅已决定停战,命郭与汉卿同车返奉,参加撤军会议。郭鬼子进了帅府,再用伏兵擒杀······”张作霖点头赞成。

不料这一密谋被张学良的卫队长韩春得知,韩因原系讲武堂的高才生,对郭松龄十分敬佩。他连夜潜往天津,把帅府的密谋报告给郭松龄。

郭松龄知此事已暴露,决定提前行动。他火速从医院赶回司令部,做好了战斗准备。

张学良到天津见到了郭松龄,正欲好言相劝,郭松龄苦笑着摆了摆手:“不中了!我已决定用兵谏请老帅下野。松龄此举无私心,只求老帅让贤,由少帅主持东北,保卫边疆,开发生产,休善百姓······他痛切 陈辞,声泪俱下。

张学良额角渗出了冷汗,好半天才开口:“我不能同意!”郭松龄长叹一声:“紧要关头顾虑重重,难免要吃大亏。这算我对你的临别忠告吧!”

冯玉祥得到消息,立即派人来见郭松龄,建议扣押张学良。郭松龄念多年知遇之情,不忍下手。为保张学良安全,马上派卫队把他护送出津,安全返回奉天。

郭松龄连夜班师东返,在滦州车站的列车上召集各军将领紧急会议。在卫队环立之下,宣读了反奉通电草稿。大意是:张上将军连年内战,贻害东北百姓。张作霖应即日下野,由张学良接管大权,和平息兵,开发东北。

读毕,郭松龄目光灼灼环视众人,请大家发表意见。讲武堂系的军官都同意,只有“老派”的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等十几名旅长摇头。郭松龄立即命卫队把这伙人押了下去。

事有凑巧,当夜赶上姜登选奉召返奉,专车刚进滦州车站,便被郭军包围起来。姜登选大发雷霆:“本军长奉召见大帅······”一个连长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把他铐了起来:“我们反的就是张大帅!”

一个副官拿着通电稿对姜登选说:“郭军长请你仔细看这份通电。如果同意,就在上面签个字,不同意也别勉强······”姜登选一拍桌子,说:“岂有此理,这简直是自取灭亡!我要见你们郭军长!”

次日清晨,姜登选仍执意不肯签字反奉。副官喊来卫兵,把他拉出去,就地枪决了。

滦州会议后,郭松龄发表了反奉通电。同时将所部七万改为五个军,任命魏益三等五名忠诚将领为军长。为了分化奉军,继续争取张学良,所发通电及军中号令依旧沿用第三方面军司令张学良的名字。

郭松龄命魏益三率先锋部队,偷袭山海关,不料被奸细告密,遭到张作霖第五方面军的伏击,众寡悬殊,伤亡惨重。

此时,冯玉祥、李景林也相继通电中立。冯玉祥只在电文中痛骂张作霖一番,仍按兵观望,并没履行盟约对郭军进行武力支援。

郭松龄心中恼怒,仍不动声色,亲率主力部队血战,突破了奉军榆关防线,一鼓作气,占领了秦皇岛,拿下山海关,攻入绥中城。奉军一触即溃,纷纷向锦州方向败退。

张作霖没料到郭军行动这样神速,十分惊慌,只好命张学良乘炮艇赴秦皇岛抚慰,进行和平谈判。郭松龄拒而不见,派人送去两封长信,申明反奉到底的决心,并表示张学良如摒弃愚忠,反对军阀统治,仍拥戴他当东北领袖。

张学良既无力摆脱父子之情,也无法抵制“老派”将领的舆论压力,只好不作答复,乘艇返回。张郭从此决裂。

郭松龄见已无法再用张学良的名义,索性将所部改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乘胜向锦州进攻。

张作霖见缓兵之计失败,硬着头皮,一面派杨宇霆赴大连向日本关东军白川司令官求救,一面发表了“讨郭通电”,说什么“查明郭松龄暗通赤党,兴兵叛乱,并企图北结赤俄,赤化我东三省…………”

奉军正在仓皇部署连山防线,郭松龄已发动总攻击。仅用一天时间,便夺下了隘连山。奉军道尸载途,往锦州方面逃去。

郭军一举进占锦州,不容敌人喘息连续作战,用大炮猛轰大凌河对岸吉林守军。张作相已如惊弓之鸟,见大凌河早已结冰,无险可守,未放几枪就逃之夭夭了。

奉军全线溃退,郭军前进迅速占领了沟帮子,郭松龄稍作休整,准备好由新民、营口两路进军,直取奉天城。

这时奉天一片混乱,大帅府空气更为紧张。张作霖守着烟灯摆弄鸦片,心乱如麻:是在帅府硬挺,还是躲到大连求日保护?杨宇霆去见白川司令为什么还不回来?

原来日本关东军正想利用张、郭战争,进一步侵略东北,他们要在两者之间选一个合适的对手进行交易。杨宇霆刚到大连,白川已派高级参谋浦澄中佐去锦州与郭松龄会谈。


浦澄是少壮派军官,一向主张“武力征服满蒙”,全没把“支那人”放在眼里,他开口便问郭松龄:“阁下对日本政府发表不能坐视满蒙事件发生的声明,有何感想?”郭松龄回答得很干脆:“这是中国内部问题,与贵国无关。

浦澄软硬兼施,企图让郭松龄承认张作霖在满州与日本答定的一切投降条约,相反却遭到对方的严辞拒绝。浦澄满脸怒气,大喊:“你很快就要后悔的!郭君!”喊罢,悻悻而去。

关东军司令白川听取了浦澄与郭松龄会谈的报告后,愤愤地说:“算了!郭是一匹难驾驭的烈马!”于是又派他的参谋长斋藤赴奉,按已定方针与张作霖谈判。

谈判开始,斋腾故示关切:“张将军,据我方情报,郭军先头部队已从锦州出动,即将攻进新民府。关东军对此十分关切,不知阁下采取什么措施?”张作霖为难地唔唔两声:“本军正在部署阻击。”

斋藤笑了:“大大困难哪!不过请不要担心,如果奉天守不住,阁下可以到大连避难。我们将为阁下提供方便,保证安全。”张作霖脸上发烧:“这,这,这件事不好办。我一走,东三省马上乱套。我只有顶着,与郭松龄拼个死活。

张作霖的日本顾问马上插话:“目前大帅略感兵力不足。”斋藤马上转入正题:“这不要紧,我们可以进行大力援助,必要时关东军可以出兵阻击郭军。”张作霖连声道谢。

斋藤见时机成熟,马上要张作霖答应下列条件,关东军方可出兵:一、将延边地区行政权移交给日本;二、日本臣民在满蒙各地享有自由居住权;三、东三省各铁路、矿山均由中日合办等等。条件十分苛刻。

张作霖心情一阵紧张,呆了半晌,最后还是在这份卖国条约上签了字。斋藤笑眯眯地拉着张作霖的手:“我们来个临时庆祝会吧!”说罢,喊来十多名浓妆艳抹的艺伎,翩翩而入。

“日、张密约”签订后,关东军、关东厅、满铁株式会社、奉天总领事馆等向内阁提出建议:“满蒙危机严重,必须用武力援助张作霖!”

日本内阁立即命令关东军速对郭军发出警告,并将驻屯军作适当配置。白川发表声明:满铁沿线三十里内,禁止张、郭两军作战。帝国利益倘被侵犯,本司令官将采取断然措施。

为了震慑郭军,日军开始调动。第十师团司令由辽阳移驻奉天,驻旅顺、公主岭等地,步、骑、炮兵联队,向满铁西侧运动。奉军“在乡军人”奉命集中准备重服现役。

奉军将辽西两座桥梁炸毁,军车一时不能通过,郭军只能徒步行军,张作霖稍得喘息。同时,吉林的张作相、黑龙江的吴俊升和热河的汤玉麟的部队日夜兼程赶来增援。

张作霖的腰板又硬了起来。命令在巨流河一带构筑阵地,阻击郭军。他自任讨郭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张学良为中路军司令,张作相为右翼军司令,吴俊升为左翼军司令。总司令部设在兴隆店。

郭松龄不顾关东军威胁,仍按原定计划进军。命李平率一个混成旅绕攻营口,他亲率主力直逼新民。

李平旅抵达营口外围,日本守备队悍然发出“通牒”:本联队为保护日本居留民之安全,郭军不得进入营口市区,亦不得越过南满铁路;一旦发生军事行动,郭军必须承担严重后果。

郭松龄因胜而勇气倍增,没把日本的“通牒”放在心上,仍按原计划从正面进攻。由于士气旺盛,猛打猛冲,连连攻克白旗堡,占领了新民府,与巨流河北岸奉军隔河对峙。

新民一丢,张作霖恐省城难保,连夜逃回奉天。奉天城乱成了一锅粥,老百姓听风就是雨,一日数惊。有人说:“郭军骑兵已经在西城边露面了。”有的说:“在皇姑屯都听到炮声了。”

城里人往日本站跑;乡下的粮户往城里跑。他们认为奉天城是个“铜帮铁底的福地”,只要能落下脚,就灾难全消了。

关东军司令白川亲自坐镇奉天,日本守备队加强警戒。奉天车站铁路两侧拉上了电网,筑起了工事。浑河大桥、马路弯、十间房、塔弯一带的路口都垒起沙袋,由日本人站岗。



奉天商务会已在暗地摊款,准备派代表去新民劳军,请示郭总司令进城后保护工商。还有爆炸性消息:北京执政府已经拟好罢免张作霖的命令,只等时机一到就发表了。

张作霖身穿便服,腰插两支手枪,直瞪瞪地守在电话机旁,一语不发,全副武装的副官、卫队,都在门外廊下站着,连大气也不敢出。

电话铃响了,张作霖抓起耳机。奉天省长王永江在电话中说:“吉田总领事让我转告大帅,局势紧张,请你赶快到领事馆躲躲。”张作霖停了半响,说:“不忙!先等等!”

张作霖刚放下电话,杨宇霆匆匆而入,回手关严门。他面有喜色:“方才斋藤参谋长派龟田少佐通知我,关东军已决定出兵一个师团,直接阻击郭军。”张作霖兴奋之余,还有几分忧虑:“日本这一师团,不知要多大价钱!”

郭松龄侦悉关东军出兵助张,立即分兵三路向辽河左岸奉军发动总攻击。攻守双方打得十分激烈,公主屯、大民屯、兴隆店一带炮火连天,反复拉锯,伤亡惨重。

郭松龄求胜心切,决定集中三军主力,由他亲自指挥,突击张学良防守的中央一线。不料“老派”炮兵司令部邹作华部下白团长被敌收买,暗将炮弹引信卸下,打出的多是空炮,而还击的日本大炮却十分猛烈。郭军陷入苦战。

奉军据日本提供的情报,得知郭军两翼空虚,张作相、吴俊升乘机占领了柳河沟、白旗堡,焚毁郭军大批军火粮草。张学良也同时从正面反攻,郭军陷入三面包围之中。

粮弹不继,伤亡累增,郭军士气一蹶不振。大部分从直军收编的队伍,纷纷开了小差,或成批向奉军投降。

郭松龄率领少数机要人员和卫队,把司令部秘密撤到辽河岸上一个无名荒村。奉军侦骑密布,到处搜索。他见大势已去,决定只身南下,联络反奉势力,以图再举。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郭松龄对夫人韩淑秀说:“淑秀,我南下计划成败难卜。你当即动身,混入难民群中,绕道去天津暂避,等我的消息······”韩淑秀执意不肯,决心同丈夫患难相助,生死与共。

妻子大义凛然的行为使郭松龄深深敬仰,也更加坚定与张作霖较量到底的决心。当日后半夜,他们夫妇俩化妆成难民,乘一辆庄稼院大车,冒雪潜出荒村,决定先奔辽中,再从营口出海南下。

天亮以前,吴俊升的骑兵搜索队发现郭松龄乘车出走的踪迹,立即派旅长王永清率兵追赶。1925年12月24日,郭松龄夫妇在辽中县老达房村农家菜窖中被捕,时距滦州起义仅一个月。

奉军如获至宝,唯恐有失,将郭松龄双手钉在车辕之上,飞报吴俊升。吴大舌头立即电告张作霖:“郭松龄夫妇已被职部擒获,请示如何处理。

张作霖得到消息,一下子蹦起来,哈哈大笑:“好哇,郭鬼子也有今天!”转身吩咐秘书:“马上给吴督军发电,命他把郭鬼子夫妇押到奉天,我要亲自拷问!”

杨宇霆恐途中再生枝节,建议就地正法。张作霖眨巴一阵眼,觉得很有道理,又吩咐秘书:“给吴督军发电,把郭鬼子夫妇就地枪决,尸首运回奉天,我要亲自验看。

吴俊升得到回电,因事关重大,特派他的副官长到老达房监刑。郭氏夫妇即日于村外被害。当时郭将军年仅43岁,壮志未酬,抱恨而逝。

郭松龄夫妇的尸体运回奉天后,张作霖亲自看过真假,然后当众命令道:“把这两个尸体送到小河沿摆上几天,让大伙见识见识,谁敢反对我张作霖,就是这样下场!”

郭松龄的尸首在小河沿运动场一座青砖看台上被暴尸三日,事后罩张破席,再无人管。郭生前挚友张医生出头收尸,用两口白木薄棺将其草草埋葬。

张作霖这次平定郭军反奉的耗资,比两次奉、直战争还大,使得一度小康局面的东三省,变得民穷财尽,百业萧条。素有“理财能手”之称的奉天省长王永江已卸职归乡,其位由莫德惠接任。

冯玉祥在这次郭松龄反奉中,并未遵约予以支援,而是乘奉军失利之机,调动他的国民军重进京津,夺取了河北、热河,并攻打山东。

张作霖见自己在东北、冀东的势力范围被冯玉祥吞并,决定入关再战。3月间,以讨伐郭军残部为名,动员奉军,一举攻克九门口山海关,进占滦州、唐山,势如破竹。

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从侧面夹击,占领马厂,逼近天津。与此同时,吴佩孚出兵河南,相继占领开封、郑州,直取石家庄。冯玉祥的国民军节节败退,陷入奉、直两军包围之中。

冯玉祥见大势不妙,立即来个金蝉脱壳,通电宣布下野。他把国民军改成西北军,暂交心腹张元江指挥,把津浦、京奉线上的队伍向西北撤去。

冯军既败,张作霖首先罢免了李景林的直隶督军,以山东二号军阀褚玉璞继任,报复了附郭反张之恨。

战事暂停,前敌总指挥张宗昌率直鲁联军首先开进北京。段祺瑞为拉拢这个最凶恶的军阀,授他为义威上将军。

张宗昌自报“绿林大学毕业”,“老子天都不怕”。统治山东时期,勾结日本,镇压群众反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青岛惨案,百姓恨之入骨。他进入北京之后,仍大肆收刮民脂民膏,杀害了《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京报》主笔邵飘萍·····

北京百姓横遭飞祸,西直门一带民房、商号全被直鲁联军的大兵住满,奸淫烧杀无所不为,张宗昌的白俄部队更如同野兽,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妇女······直鲁联军的暴行,有甚于庚子八国联军蹂躏北京。

张宗昌如此安排妥当之后,电请张、吴二帅进京共议国事,以完大局。张作霖首先来到北京。为迎大帅,北京城内一片森严,岗哨密布,路断行人。只有张学良、张宗昌和北京警备司令王怀远进入车站月台迎接。

张大帅下了钢甲专车,首先亲热地拉着张宗昌的手说:“效坤(张宗昌的字),你真是文武全材,干得好!干得漂亮!”张宗昌哈哈大笑:“夸奖了。俺还不是打打捞捞、搜搜罗罗这么一套,没啥新鲜玩艺儿。”

第二天,一度被冯玉祥赶下台去的段祺瑞,在执政府大花厅设宴,为张作霖洗尘,企图乘机拉他给自己保驾。不料张大帅态度很冷淡,使得段祺瑞预感到执政的宝座再也坐不稳当了。

吴佩孚到京不久,就侦知段祺瑞有联张拒吴之意,再加上宿怨未消,立即命随行直军严密监视段祺瑞,并逮捕了一批皖系党羽。老段自知已面临穷途末路,只好狼狈下台。

从此,张、吴对北京政府的继承问题又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张作霖自恃武力强大,气焰甚嚣;吴佩孚二次奉直战后元气未复,只得作些让步。结果只让曹锟手下的颜惠庆出面凑合个“临时内阁”。大总统宝座虚悬,老张跃跃欲试。

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广大爱国学生踊跃参加战斗,10月攻下武汉,11月平定江面,盘踞华中的吴佩孚和东南一带的孙传芳势力都大为削弱。只有北方的张作霖仍拥兵40万,成了北伐的唯一强敌。

北伐军节节胜利,张作霖在奉仓皇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援吴”为名,夺取华中地盘,然后对抗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奉军立即沿京汉路南下,进占了吴佩孚控制下的保定大名。

11月间,张作霖到天津,在行辕“蔡园”召开奉军、直鲁联军将领军事会议,并邀请吴佩孚、孙传芳及闽、陕、晋等省代表参加,讨论如何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北伐军进攻的问题。

会上决定以奉军为主,联合南北各省区反对北伐的势力组织“安国军”,分头对抗国民革命军。经张宗昌提议,一致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他假意推辞了一番后,欣然接受,随即发表了一篇“反赤宣言”。

张作霖当“安国军总司令”并不满足,而是急于登上大总统宝座,把持北京政府,于是在1927年春,命奉军进攻包头、五原之冯军;命直鲁联军从河南往江南打去,不料均被击退,闹得他进退维谷。

正当此时,蒋介石在泸、宁等地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进步群众。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首次北伐遂告中止。

武汉政府的汪精卫,利用陈独秀投降主义,也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把已经攻入河南的北伐军撤回武汉。


张作霖见蒋、汪已公开反共,立刻精神抖擞,觉得南北联合大有希望。于是便遥相呼应,指命京师警察厅到处张贴“反对赤化”的告示。安国军总司令部传谕军、警、宪严加搜捕“赤党首犯”李大钊,限期归案。

原来,北伐之后,中共北京党组织负责人李大钊不顾白色恐怖,积极发动北方群众掀起反帝、反军阀运动,声势愈来愈大,北京军阀政府惊慌失措。

段祺瑞立即调动大批军警,用排枪、大刀对示威群众展开了大屠杀,造成了举国震惊的“三·一八”大惨案。鲁迅在当天写的《无花的蔷薇之二》一文中指出:“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就在这最黑暗的一天,段祺瑞政府为了开脱罪责,立即发表了一道颠倒黑白的“指令”,反诬这次惨案是李大钊等人一手制造的。随即下令通缉“祸首”李大钊等人。

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李大钊领导北京的党、团组织转入了更艰苦的地下斗争,他和党组织一起,秘密搬到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旧址,坚持斗争。

张作霖进入北京之后,听说“赤党要犯”李大钊等人尚未逮捕归案,不由大发雷霆,训斥京师警察厅长:“人家蒋介石能成千上万地杀共产党,你们连李大钊这么几个人都抓不着,我看你们是不想吃这碗饭了!”他限令一个月破案。

李大钊的处境十分危险。党外的朋友多次化装成车夫、邮差前来报警:敌人就要下毒手了,劝他暂时离开北京。李大钊都婉言谢绝了:“在此关头,我怎能一走了之。

张作霖四处派遗特务侦察,终于摸到了李大钊的活动地址。在日、英等国的默许下,他有恃无恐,不顾苏联大使的抗议,派兵包围了大使馆,悍然逮捕了李大钊及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分子数人。

李大钊对敌人的残酷镇压早已做好准备。在法庭上,他义正词严地说:“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挽救民族、国家危亡的正义事业!再无别的可讲。”首次堂审毫无所得。

张作霖大骂法官饭桶,并下命令:“一定要让李犯供出全部组织和他们的暴乱计划!”法官为保乌纱帽,决定用严刑逼供。

当夜,李大钊被押到一个阴森森的房间,法警们像饿狼一样,用重刑威逼李大钊招供。李大钊心痛欲碎,但仍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法警们把十根竹签打入李大钊的指甲缝里,连用木棰敲打。李大钊昏过去,又醒过来,始终斩钉截铁地说:“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员,别的一概不知!”

各地报纸陆续登出“李大钊被捕,坚强不屈······”的消息。张作霖气急败坏地对杨宇霆说:“这不是他妈双手捧个刺猬吗?我看干脆悄悄把这小子枪毙算了!”

杨宇霆害怕秘密处死李大钊引起社会公愤,便建议张作霖以功名利禄来诱使李大钊招供。张作霖紧皱眉头说:“唉!比他妈打仗还麻烦!那你就去试试吧。”

杨宇霆来到牢房,装作关切的样子,以封官许愿等手段来诱骗李大钊放弃信奉共产主义。不料却遭到李大钊愤怒的谴责:“大丈夫宁可头断血流,也要保持民族气节,决不做军阀的帮凶和奴才!”

杨宇霆面红耳赤,恼羞成怒:“李大钊,你自寻死路,日后可休要后悔!” “为革命而死,虽死犹荣!”李大钊一顿脚铐:“这里没有交易,你给我走开吧!”

一些同志和朋友在李大钊被捕后,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北京铁路工人主张硬干,要劫牢反狱。李大钊知道后,坚决反对这个冒险行动。他说:“绝不可为我个人,再使革命力量受到损失!”

北京的大学生、教师、社会名流,激于义愤,四处奔走,呼吁营救李大钊,要求将此案交给法庭公开审判。

另一方面,从阴暗角落里,不断传来新老军阀对革命者的咬牙切齿声。蒋介石、张宗昌以及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政客兽琦,纷纷给张作霖来了密电,要他立即处死李大钊,以绝后患。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终于对李大钊下了毒手。临行前,李大钊大义凛然,作了最后一次演说:“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却永远绞不死共产主义!我乃深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他就义时,年仅38岁。

张作霖在北京大刮一阵“反赤”妖风之后,蒋介石便向他提出“南北议和”条件,要他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并就任“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维持东北治安。

山西军阀阎锡山受蒋介石之托,也派代表会见张作霖,希望奉方挂国民党旗帜,磋商缔结“宁、奉、晋三角同盟”问题。张作霖对此大为恼火,拒绝接受。

张作霖不甘心屈从于蒋介石。在与众幕僚仔细策划之后,在北京组织了“安国军政府”,他以陆海军大帅的头衔,登上了北京政府最高宝座,成立了北洋军阀最后的小朝廷。

再说日本国内于1927年以“征服中国派”闻名的田中义一组成新内阁。他上台不久,为阻止蒋介石北伐,出兵山东进行威胁。同时又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了对张作霖的策略及进一步侵略东北等问题。

“东方会议”之后,日本趁张作霖掌握北京政府之机,先后派驻华公使芳泽、驻奉天总领事吉田等人轮番去见张作霖,要求解决“满蒙悬案”,索取“特殊权益”。······

张作霖随着自己势力的逐渐强大,对日本人提出的苛刻要求,只是哼哈应酬,已软硬不吃了。这使日本人很恼火,但一时又无可奈何,只好另做打算。

蒋介石趁日本和张作霖关系紧张之机,以“出洋考察”为名出访日本,会见了田中首相。几经密谈,双方达成:“日本不干涉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中国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和权宜。”

蒋介石在取得日本谅解之后,于1928年1月东山再起,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征讨张作霖。4月间他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军组成一、二、三、四集团军,对奉发起了进攻。

开战不久,山东的张宗昌立即放弃济南,偕孙传芳渡河逃走。部署在京汉、京绥线上的部队也惊慌不安。张作霖见大势不妙,仓皇下令,命京汉线各部退守保定,京绥线各部撤至怀来。


日本人见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已朝不保夕,决定趁机逼迫他下台,实现侵略满蒙计划。于是派出公使芳泽到中南海与张作霖谈判。

张作霖知道芳泽是“夜猫子进宅”,却显出毫不在意的样子,东拉西扯,闭而不谈撤军问题。他内心想的是:拼老命也要保住我的半壁河山。芳泽毫无所得,只得灰溜溜地离去。

在谋士杨宇霆等人的授计下,张作霖又转而拉拢英、美牵制日本。他主动提出:希望与美国合作修筑热河至洮南、齐齐哈尔至黑河的铁路,欢迎美国投资······

张作霖联络英美活动,引起了日本人极大敌视。关东军少壮派军人头子河本大佐着手拟定谋杀张作霖的具体计划。

同时,关东军已准备调动三个师团的兵力,开赴奉天、锦州、山海关等地。并准备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奉天,在“满铁”各附属地分设六大警备区······

日本政府相继发表了“关于中国动乱及满州问题警告南、北双方觉书”,声称:“大日本帝国有维持满州治安之责任,一旦发生事故,帝国即将断然采取有效措施···

张作霖为了表示决不屈从日本,给军心涣散的将士们打气,他看过“警告觉书”之后,当众拍案大骂:“日本鬼子也他妈的太霸道了,连中国打内仗都要干涉!”当即发表书面声明,反对日本干涉。

反日声明发表后,芳泽立刻来见张作霖,他以威胁的口气说什么“如不继续与帝国合作,恐怕后果不好”,“北伐军强大,奉军不是对手”,“将来回不了山海关”等等。张作霖没理这一套,一一顶了回去。

芳泽摇摇头,又掏出郭军反奉时“日张合作密约”说:“趁阁下还在北京之际,请把这份由您个人签署的条约,改为北京政府签署的正式条约吧!”“不要急,先放在这里吧。”张作霖把密约拿在手中。

芳泽见张作霖又要推托,顿时脸色发青,拍着桌子威胁:“本公使向你提出另一严重事件,张宗昌的队伍在济南杀死五十多日本侨民,你必须对此负一切责任!”“空口无凭,我负他妈个屁责!”张作霖说罢,愤然离去。

关东军司令官岗府,见东京元老重臣对张作霖采取的措施软弱无力,他自作主张,秘密安排了杀掉张作霖的计划。并命河本大佐和竹下少佐分头行动。

竹下少佐带人去北京刺探张作霖从北京动身的时间、车次及车过皇姑屯的时间。

河本大佐立即动手在皇姑屯附近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的桥洞上埋下三十麻袋黄色炸药;在五百米外修建了临时嘹望哨,用电机控制触发爆炸。同时,还事先制造了假现场。昼夜有日本兵警戒,禁止通行。

张作霖在日本人逼,蒋介石打,百姓纷纷反对,部下抗拒军令的四面楚歌中,终于接受儿子张学良的劝告,决定撤回奉天。

5月30日清晨,张作霖召集了孙传芳、张学良、杨宇霆等人到纯一斋开非常会议,宣布他决定6月1日下总退却令。任命杨宇霆、张学良为撤军正、副总指挥,暂行留守。并命秘书发出“出关通电”。

天过中午,张作霖正和张学良合计撤军问题,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打来密电:“日本守备队不时在皇姑屯高道口一带戒严,行动可疑,务请防备。”但这并没引起张作霖的重视,他仍要大大方方坐火车回去。

临行前,芳泽又来要求张大帅补办条约。张作霖一听火冲顶梁,大声喊道:“日本人忒不够朋友,这节骨眼还来掐大脖子!我不能由他们摆弄出卖东三省,让后人骂我是个没骨头的卖国贼··

芳泽走后,机警的张作霖故布疑阵,先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6月2日,最后说在6月3日下午。实际决定当晚离京返奉,通知随行人员做出发准备。

在张学良、三公子张学曾、六姨太陪同下,张作霖神色惨淡,以留恋、苦涩的目光朝中南海四下观望了一下,然后上了他的防弹汽车。

在卫队簇拥下,张作霖等人走上月台,强作欢笑地向前来送行的张学良、杨宇霆等人说:“哈,我先回家过五月节了,你们还得多辛苦几天。”张学良忽地心中一酸,赶上前去说:“爹,您老一路保重!”

这是一列现挂的专车,共22节,张作霖和六姨太坐的车厢在中间,是前清慈禧太后专乘的花车。前后两节车厢负责保驾。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

随行人员都知道老帅与日本人闹翻,心中忐忑不安,害怕路上出事。有的人已暗自备下裹伤的绷带,大家不时地从车窗向外察看,只见铁路沿线,不远一岗,空气十分紧张。

车到天津站时,张作霖的日本顾问町野,只说奉命另有公务,下了火车。有人又猜疑起来,莫非此中有鬼?

快到山海关时,大家都捏了一把冷汗,机枪队做好战斗准备:张作霖也在花车中拔出手枪,不断四下察看。在提心吊胆中火车平安进入了山海关站。

奉天留守司令吴俊升已先到山海关来接老帅。他笑眯眯登上专车,摇着大舌头连说:“唔,唔,各位辛苦了!”一边招呼着,一边走进了张作霖所乘的包厢。

车出山海关入奉界,大家的心才算落了底,庆幸平安无事,有人在卧铺上脱衣大睡;有人又高兴地胡扯起来。张作霖在花车同随行人员打起了扑克,直到天亮才去休息。

车到皇姑屯车站,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登车来接,先向大帅报告:“近两天,南满一带十分平静,并没发现异常情况。”“这就好!你发来的密电是不是又犯了疑心病?”张作霖笑着说。

说话间天已放亮,专车驶近南满路与京奉路的交叉点。张作霖忽指窗外说:“我们的岗哨怎没了?”“日本守备队已事先发出通知,按规定中国军队不得靠近南满路,这一段必须由他们来警戒。”老张听了齐恩铭的回答,沉思起来。

专车开进高道口,忽见铁路百米开外有两名日本军官向南满铁路桥方面连做手势。说时迟,那时快,猛听轰隆隆连发两声巨响,列车被颠得老高,立即飞出铁轨。

此时,张作霖的花车车厢已全部塌下,卫队团长和几个副官赶忙砸开专车车门,冒着浓烟闯了进去。只见张作霖和吴俊升浑身是血,倒在车上。


副官王宪武一股急劲背起老帅,上了齐恩铭的汽车,开足马力向大帅府驶去。

几个马弁把吴俊升抬上一辆现抓来的玻璃车,往小河沿公路飞驰。吴俊升头上穿入一根道钉,半路就咽气了。

大家正在抢救伤员,忽见出事地点爬起两个穿灰制服的人,拼命朝南狂奔。对面一队日本警戒兵,挺着刺刀“哇哇”怪叫两声,把两个穿灰衣的人挑死,随即把现场看守起来。

却说大帅府正在恭候大帅归来,突然警察厅来电话,说大帅的专车在老道口出事。主持家务的五太太正在惊慌失措间,大帅汽车已经回府。

五太太差点哭出声来:“快!快把大帅抬进大楼卧房!”她见大帅浑身是血,不知何处受伤,连忙用剪刀把衣袖剪开,发现右臂已断。

杜医官诊查之后,单独对五太太说:“大帅不仅多处骨折,内脏震伤也很严重。”说罢不住摇头。五太太揩着眼泪说:“无论怎样,你得想尽一切办法医治!”

经过紧急抢救,张作霖苏醒过来,睁眼看着五太太站在床前,颤声说:“怎么我到家了?”五太太俯身告诉他:“对,这是帅府。大帅已经没啥危险了。”“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张作霖说完昏了过去。

过了半晌,张作霖悠悠醒来,继续说:“去打电报,叫小六子快回奉天。日本人要占东三省了,咱们的天下不能丢,叫他顶着干!”说完便断了气。时为6月4日午后,终年54岁。

候任奉天省长刘尚清、军团参谋长臧式毅见老帅已死,束手无策。五太太忍着泪说:“这样天大的事情,我们妇道人家怎能担得起来,请二位多拿主意吧!”

臧式毅想了想说:“我看第一件应该保密,决不许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对!”五太太说着,立即命副官派卫队在各门加上双岗,帅府严禁出入。



这时候以河本为首的关东军参谋部,也正为“皇姑屯事件”采取进一步措施。为了掩盖真相当夜就调工兵队清理了现场,修复了路基······离藤参长当天就扬言:“据我方接到的可靠情报,炸车事件是南方便衣队干的。

第二天,日本总领事馆派内田领事到奉天交涉署会见高署长,声称:“为了不影响中日友好,澄清炸车事件,要求贵方派人进行联合调查,以明真相。”交涉署立即派第一科科长关某与内田同往现场。

现场没有中国军警,全由日本守备队“保护”。关科长详细察勘了高道口的铁桥、桥墩、路基等被炸情形。内田对此不感兴趣,他向南指了指:“主要问题在那边。

铁路南侧约二百米外,放着两具尸体,上盖破席。二人走近,日本兵掩鼻挑去破席,见死者腹部被戳穿,显系被刺刀挑死。内田说:“关先生,我们详细看看吧!”

关科长没作答,却指着死尸身上的小炸弹说:“这样的炸弹,能有那么大的爆破力吗?”“那······”内田顿了一下:“那他们一定是投大炸弹的。”关科长摇摇头:“这次调查暂行结束,我马上向上峰报告。”

当晚,内田拿着一份“炸车是由南方便衣干的”调查报告,威逼关科长签字。不料却遭到关科长的严厉拒绝,内田无法,径直离去。

为了转移视线,河本大佐又在山海关外制造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指使日本浪人穿着中国裤褂,到奉天南站向日本商工会议所等处投掷炸弹······还大放流言:南方便衣队要在奉天闹暴动了。

面对关东军蓄意制造的一系列事端,臧式毅等人与五太太商量后决定:对老帅之死要严加保密,迷惑日本人,使他们摸不清真相,以待少帅归来,再作计议。

不久,省公署正式发布公报,略称“六月三日张大元帅由京返奉,专车在皇姑屯附近发生事故,数名随员受伤,大元帅亦受微伤,经治疗伤势好转,不日当可康复。”许多报纸也发表类似消息。

公报发表后,内田领事亲往帅府探疾。承启官请问五太太:“是不是照例挡驾?”五太太想了想说:“不,内田是外交官,应该接待。等我安排一下,你先把他陪到大客厅。”

承启官把内田引进正楼大厅后,随即退出。内田见客厅毫无异状,就悄悄把门推开半扇,向外偷看:只见一位挂着听诊器的医生和两个护士,轻轻由楼上下来。他赶忙抽回身,把门关上。

少时,五太太衣着华丽,笑容可掬来见内田领事。“吉田总领事听说张将军负伤,十分关怀,特派我来探望,以示慰问。”“真不凑巧,大元帅刚用过药,正在安睡,医生嘱咐不要惊动。看来今天不能会客了。”

五太太讲完又补充一句:“大帅昨天还说,伤好之后,首先要招待一次日本朋友,大家不久就可以会面了。”内田只得彬彬有礼地告辞了。

两个自命神通广大的日本记者,为了获得张作霖近况的第一手材料,从大南城“马道”爬上了城墙,居高临下,北面不远的帅府大院尽在眼底。

他俩藏在垛口后面偷看,只见一位贵妇人挽着一位身材不高,蓄着两撇黑胡的小老头儿缓步走出,在宽大的走廊里来回散步。少时,一个穿白罩衣的医生走来说些什么,就缓缓进楼去了。

两个记者兴奋得像得了头彩一样,赶紧来到《奉天每日新闻》编辑部,对同行们大肆吹嘘他们确已亲眼看见了张作霖这条独得新闻,还不胜遗憾地说:“可惜我们的摄影机还拍不了那么远的距离···

关东军参谋部和特务机关,认为这一消息和一般传说不相同,非常重视,要求对张作霖的生死,当前采取的对策等问题,都要加以慎重考虑。

正当关东军举棋不定之际,张学良接到五太太派人送来大帅被炸去世,要他火速返奉的密信。他顿觉头脑轰鸣,五内如焚,难以支持。

就在这一刹那,张学良想了许多:他想起了老帅当年的绿林生涯;想起了杨宇霆正在不断安插心腹扩张势力,奉天省长刘尚清、黑龙江省长常荫槐是他们“留日派”主要人物··.···

张学良思罢,匆匆来到滦州,单独对杨宇霆讲了得悉老帅被炸急于返奉料理后事等。其实杨宇霆早已得到刘尚清的密电,只是不能说出罢了。他面色悲惨地叮嘱一番,无非是什么“太突然”啦,“不可泄露”等等。

张学良唯恐引起猜疑,强自镇静。在滦州视察了两天,见西来的军用车,满载奉军主力昼夜不停地驶往奉天,这才稍稍把心放下。


为防日本人另有阴谋,张学良只带几名得力亲信,都化装成伙夫,携带行军炊事用器,乘黑夜混入经滦州撤退的队伍,坐着运兵的“焖罐”车回到奉天。

张学良穿一身油渍麻花的大兵制服,满面风尘,突然回到帅府。五太太等人见了主心骨儿,悲喜交加,把老帅如何被炸身死,藏式毅、高尚清等人费尽心机迷惑日本人等,详细哭诉了一遍。

翌日,警察厅长来见张学良,说:“昨日有一姓孙的小工到厅报案,说与皇姑屯炸车有关,他怕被日本人弄死,请求收容。据称:他与另外两名小工因在高丽洋行抽白面儿(毒品),被日本警察抓去,送到日本兵营。

日本人给他们剃头、洗澡,换上一套灰制服,押进了屋子。一天,天还没亮,他们都被蒙上眼睛,用汽车拉到高道口铁道下边,让三个人蹲在地上不准动。

不大工夫,过来一趟火车,轰隆两声炸得火车下了道。日本兵用刺刀逼着他们说:“快往南跑,不跑的死了死的有!”两名小工撒腿就跑,忽听两声惨叫,都被日本兵捅死。他趁现场混乱,逃了出来。

张学良听后,说道:“这件事很重要。证实炸车案完全是由日本人一手制造的,所谓南方人干的,是掩盖真相,嫁祸于人。现在把姓孙小工安全收容起来,以备日后我们和日本交涉时做个证人。

警察厅长走后,张学良把臧式毅、刘尚清、袁金凯等人请到大客厅,先行了孝子大礼,语调悲凄地说:“学良不幸,痛遭家仇国恨,感谢诸位效忠先大元帅,运筹空城,费尽心机,应付了危险局面。”

张学良又对大家说:“我秘密返奉,不宜对外发表,要继续观察日本人动静,待我军大部回防,做好防守部署后,再为大元帅发丧。”众人一致赞同。

6月21日,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大帅府发出讣告,略谓前安国军大元帅,镇威上将军张作霖因伤于6月21日逝世。同时散发“荣哀灵”等大肆吹嘘其“生平战功德功”。

大帅府办完丧事,张学良在省城东南、浑河之阳、铁背山脚为乃父选中墓地,开始修建“元帅陵”。“九·一八”事变后工程中断,由伪满“协和会”出面,将张作霖的遗骸送往黑山,草草埋葬了事,这是后话。张作霖演义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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