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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脚本《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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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aker 发表于 2023-12-11 08:04:23 | 显示全部楼层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隋炀帝杨广的残暴统治,激起了人民群众强烈的反抗。公元六一一年,王薄在山东长白山揭竿首义,揭开隋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起义军所到之处,严惩封建官吏,镇压世家豪族,解放奴婢佃户,开仓赈济贫穷,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这时许多隋朝官吏和地主分子也趁机起兵反隋。

公元六一六年,李世民十八岁,他父亲李渊当时任隋朝的太原留守。隋王朝即将灭亡的形势,促使李世民积极动员他父亲投入反隋的历史洪流。

翌年五月,李渊、李世民等杀掉死心塌地忠于隋炀帝的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打出了反隋的旗帜。

隋军主力当时正在关东与瓦岗农民起义军作战,西京长安空虚。七月,李渊留幼子李元吉为太原留守,自率三军出征长安,长子李建成任左军将领,次子李世民任右军将领。

在霍邑(今山西霍县),他们遭到隋将宋老生的抵抗,加上天气不好,久雨不晴,军粮将尽,李渊准备退回太原。

李世民反对退兵,指出“临敌退避,会造成众散于前,敌乘于后的劣势,全军将遭到覆灭的危险”。他一面鼓舞士气,积极备战,一面派人回太原催运粮食。

雨季刚过,军粮运到,李世民便率军猛攻隋军。他身先士卒,杀入敌阵,两把钢刀都砍缺了口。隋军大败,宋老生在乱军中被杀。

乘霍邑大捷的声威,李渊一举渡过黄河,击败河西 隋朝守军,浩浩荡荡直捣长安。沿途州县的隋朝官吏,纷纷向李军投降。

十一月,李渊兵临长安城下,隋西京留守、代王杨侑投降。李渊父子立杨侑为傀儡皇帝,同时废除隋炀帝颁布的严刑峻法。

第二年三月,避乱江都(今江苏扬州)的隋炀帝被变兵绞死,隋亡。李渊也废掉杨侑,自己做了皇帝,以长安为都城,国号唐,立李建成为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唐王朝随即开始镇压农民起义和削平其它割据势力的战争,首先对割据兰州、自称秦帝的薛举用兵。八月,双方在陕西浅水原决战,秦军被打得大败,最后投降了唐朝。

这时,割据武威的李轨,被李世民派人杀死,土地并属于唐。李世民连续破灭两大势力,大大增强了自己实力,又免去后顾之忧,便掉过头去对付东方的刘武周、王世充等集团。

可是,对刘武周的战争开始很不顺利。刘割据马邑(今山西朔县),于六一九年九月,勾结突厥军队进攻李渊老家太原。留守太原的李元吉不敢出战,瞒着众将,乘黑夜溜出城门逃到长安。

李渊大为震惊,慌慌张张地写了一道亲笔命令,要唐军全部放弃山西地区,退守潼关。李世民极力向李渊陈说利害,指出河东根据地一旦弃守,关中休想安宁。他表示愿意领兵消灭刘武周,恢复河东。


李渊收回成命,委派李世民率军渡过黄河抵抗刘军。唐军过河后,英勇反击,刘军的进攻被阻扼住了。

转眼到了春天,刘军粮尽而逃。唐军一日夜行军二百多里,在鼠雀谷(今山西介休)追上敌军,彻底歼灭了敌人。刘的猛将尉迟敬德等降唐。刘武周投奔突厥,后来被突厥杀死。

刘武周垮台后,唐军便东出函谷关,向盘据洛阳的王世充出击。王世充是隋朝残余势力,曾残酷镇压农民军,自称郑王。唐军来攻,王世充连忙调兵遣将,负隅顽抗。

王世充为人残忍,对部下和百姓压迫很厉害,人心不附。唐军一到,守城官吏便纷纷开城迎降。唐军很快就打到洛阳附近的北邙山,连营几十里,紧逼洛阳城。

这时,发生一件意外的事。由刘武周军投降过来的将领部分逃亡,于是有人把尉迟敬德囚禁起来,要杀他。可是李世民感到大敌当前,还是使内部安定为好,没有同意。

他下令释放敬德,又赠给一盘黄金,说:“小事不必介意,走不走由将军,一定要走,这点金子算是你的盘费。”敬德很受感动,本来要逃亡的将领也都不走了,内部很快安定下来。

于是,唐军加紧向洛阳进攻。王世充连吃败仗,便改换手法,想与李世民讲和。他亲自出城隔着洛水喊道:“隋朝已亡,你们在关中当皇帝,我在洛阳当皇帝,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来打我?”

李世民答道:“天下都向往统一,而你却想盘据一方,所以来讨伐你!”王世充又装出一副可怜相,要求和平谈判。李世民斩钉截铁地说:“我只奉命讨伐,不知谈判。要降要战,你快决定。”王世充只得退回城中。

紧接着,两军在北邙山下进行了一场大战。李世民以五千步军从正面进攻,自己率领精锐骑兵从山上冲下来,攻击敌军侧翼,王世充被杀得大败,从此龟缩洛阳城中,不敢出战。

正在这关键时刻,河北的夏王窦建德应王世充之请,率大军十余万来救洛阳,前锋已逼近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 汜水镇)。这个消息在唐军中引起不小震动。

有的将领建议撤退,避免腹背受敌。李世民分析了客观形势,估计王世充不敢出击,便采纳了记室薛收的意见,留李元吉继续围攻洛阳,自率精骑三千五百人,日夜兼程抢占虎牢关天险,阻击夏军。

唐军抢在夏军之前占领虎牢关,并与对方进行了一次小接触。夏军损失三百多人。

接着李世民致书窦建德,劝他退兵,信里说:“王世充反复无常,足下不值得亲冒锋刃,耗费军资给他卖命。今 前锋才接,即遭损失,足下难道不应该重新考虑自己的行动吗?”建德不答,但又不能突破唐军防守,非常焦急。

窦的祭酒(国子监长官)凌敬建议北渡黄河攻占唐的山西地区,以解郑围。窦建德认为迂回作战是“畏敌弃信”,有负王世充,把凌敬骂出帐去。窦妻上前劝说,窦忿然道:“哼,你们女人家懂得什么!”


李世民利用窦建德轻敌和急于作战的心理,将部分军马放到黄河北岸,以示粮草缺乏。窦建德探知,果然点起全军抢攻虎牢关。队伍绵延二十多里,战鼓冬冬,蜂拥而上。

李世民严阵以待,按兵不出。夏军从一早就开始攻击,打打停停,不能得手,又不得撤退。到了中午,士兵们疲倦不堪,有的争抢水喝,有的坐下休息,阵势开始混乱。

这时唐军便开阵出击,夏军仓皇应战,顾此失彼,全线崩溃。士兵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窦建德本人也作了俘虏,河北土地并属于唐。

李世民战胜了窦建德,便迅速回师,对洛阳展开更猛烈的攻势。王世充众叛亲离,援军已绝,只得开城出降。

李世民一进洛阳,首先派房玄龄到中书、门下省官衙去接收隋朝的官方文书档案。可是,这些东西已被王世充销毁了。李世民又派手下去把王世充的府库封起来,将缴获的一部分金帛财物颁赐给有功将士。

这时,李渊派到洛阳来接收王世充宫女的几个宠妃,来向李世民索取财宝,并为亲属求官。李世民冷冷地说:“珍宝已经封存,官职只能授给有功将士,无功岂能受赏!

李世民在洛阳继续处理政务。他看到隋朝遗留下来的豪华宫殿,叹息道:“这样穷侈极欲,能不灭亡吗!”于是命令废掉一些宫殿,并废除许多寺院,让大批和尚尼姑还俗从事生产。

此后,唐又先后出兵消灭了割据湖广一带的肖铣,镇压了辅公柘等农民起义军。于是在夺取隋末农民大起义胜利果实的基础上,一个强大、统一、中央集权的新封建王朝—唐朝建立起来了。

在战争中,李世民和他的一部分出身较低微的将领,都立了不少军功,形成一股政治势力。而以太子李建成为首,包括不少后妃外戚和宗室权贵,形成另一股政治势力,对李世民很敌视。

他们时常在李渊耳边谗毁李世民,那些嫔妃还向李渊哭诉:“秦王憎恨臣妾,请陛下做主。”

不久,北方突厥入侵,李建成和大臣肖瑀等要求迁都避敌。李世民反对这种怯懦的主张,请求带兵出击。李建成却四处宣称:“秦王争着出兵,是在揽兵权,谋篡夺。”

李建成等一面大造舆论,一面积极招兵买马,扩张自己的势力,准备除掉李世民,夺取政权。

他们往来于东宫和齐王府之间,暗中策划。李元吉常常对李建成说:“总有一天我要帮大哥宰掉这个家伙!”说话时,恶狠狠地用手做了一个砍头的姿势。

六二四年六月,李世民随李渊去宜君县(在今陕西中部偏北)仁智宫避暑。李建成认为有机可乘,派人送信给庆州(今甘肃庆阳、陕西志丹一带)都督杨文干,唆使他反叛,里应外合,除掉李世民。

这次行动,由于李建成内部两个军官出首告发而失败。李渊不得已软禁了建成、元吉,并派李世民去镇压杨文干的叛乱。


不久,李渊又将建成兄弟放出。两人更加激烈地进行反李世民的活动,先是唆使李渊下令把李世民的谋臣武将房玄龄、杜如晦、程知节等赶出秦王府。

接着又派人去暗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早有察觉,事先做了准备,特地大开房门睡觉,刺客胆怯,未敢下手。

一天,李建成宴请李世民。席间,建成敬酒说:“你我兄弟,理应团结友爱,消除猜忌。”李世民端起酒就喝,一会儿便感心口暴痛,口吐鲜血,亏得淮安王李神通赶快送他回秦府,才救治过来。

李世民也相应作了部署,派秦府将军张亮到洛阳去,广泛结纳各种人物,以防一旦有变,可作后应。

双方斗争愈演愈烈。正在这时,边境地区又有突厥入侵。李元吉要求把秦府兵将都带去抵抗突厥,企图借此机会削夺李世民的兵权。

接着,李世民得到报告,建成、元吉密谋要在大军出发那天实行政变,对他下毒手,并将秦府人员一网打尽。

秦府将领愤愤不平。尉迟敬德警告说:“祸乱将生,大王应该先发制人挫败他们的阴谋。”众将领都赞同他的话。于是李世民连夜召集房玄龄、杜如晦等商量对策。

第二天,即公元六二六年七月二日(农历六月四日),李世民向李渊密报建成、元吉的阴谋。李渊说:“知道了,你回去吧,明天早朝查问,你早点进宫。”

次日早晨,李世民率领一批亲信埋伏在宫城北首玄武门内。建成、元吉骑着马来上朝,一进玄武门,感觉气氛不对,勒转马头想跑。李世民大叫着冲上来。李元吉抽出箭来,可是在急忙中拉不开弓。

李世民引弓还箭,只听“啊”的一声,李建成中箭从马上翻滚下来,当场毙命。

这时,李世民的坐骑突然受惊窜进树丛中,树枝把他挂下马来。李元吉乘机扑上去,紧紧扼住李世民的脖子。

尉迟敬德见状大吼一声,飞马赶来援救。李元吉放开李世民,拔腿就跑,被尉迟敬德追上射死。

东宫和齐府军队纷纷投降,有人建议把他们都杀掉。尉迟敬德说:“建成、元吉是主谋,人已死了,不要多牵连旁人。”李世民听从他的劝告,全予赦免,对其中确有才识者还量才录用,动乱很快就安定了下来。

这次斗争,称为“玄武门之变”,以李世民集团的胜利告终。李渊于这年八月退位。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

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在用人方面,他强调才干,推行科举考试制,代替过去被门阀豪族把持的“九品中正”荐举制。


唐太宗大胆地从寒门庶族中录用了大批人才,有些人即使过去和他有仇,但只要是人才,也可破格委用。著名的大臣魏征就是一个例子。

魏征当过道士,在太子东宫做过官。但李世民听说他很有见识,玄武门事件时收用了他,任为秦王府詹事主簿(王府事务官),即位后,任为尚书左丞,还常常请他到卧房里来商讨大事。

另一大臣马周,原是个教书先生,在中郎将常何家做门客,适逢唐太宗命令百官上书言事,他就代常何拟了二十条建议。唐太宗看了很欣赏,称赞常何进步很快。常何回答说:“这些都是臣下的客人马周代为起草的。”

唐太宗立即让人把马周请来,与他亲切交谈,越谈越高兴,便让他在门下省值班,后又任命他为监察御史,负责对官员的监督工作。

房玄龄、魏征、马周等人,积极辅助唐太宗执政。唐太宗经常与他们研究隋朝兴亡的教训,把历史经验当作治理国家的镜子。

唐太宗对有才能的大臣十分信任,尽管隋旧臣、尚书左仆射肖瑀等人常向唐太宗诬告房玄龄、魏征“勾结朋党”,还是动摇不了唐太宗对房、魏的信任。

公元六二七年秋,唐朝廷展开分封诸侯王的讨论。肖瑀认为分封好,因为“三代封建而长久,秦孤立而速亡”。中书侍郎颜师古也主张分封诸王,使“各守其境,扶植京师”。他说:“一定此制,万世无虞!

魏征则指出分封制有五大害处,其中之一是京畿外的土地都分给诸王,势必减少国家财政收入,造成国势虚弱,无力抵御突厥入侵。

马周及礼部侍郎李百药等也上表反对分封制,他们说,分封的诸王一旦强大,就会骄奢淫逸,割据混战,残害人民,那里谈得上什么“万世无虞”的统治;只有委派地方官吏轮流治理,才是较好的办法。

这场争论持续了好几年,后来唐太宗一度制定了一套世袭州刺史的制度,封皇室子弟及功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为世袭刺史,可以父死子继。这显然是违反历史潮流的。令下之日,肖、颜等人非常高兴。

可是魏征、马周等依然坚决反对。房玄龄等也不愿赴封地,上表说:“夏、商、周三代分封,王室不能施行统一号令;秦、汉行郡县制,才革除旧弊加强统一。陛下为我们采取世袭官制,恐怕要扰乱皇朝的法治啊!

读着这些表章,唐太宗想起魏征对他说过的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寻思道:是啊,照照历史这面镜子,自古以来,造成天下混乱的,很多不是那些诸侯王吗?于是,他下诏废止世袭刺史的制度。

为了强化封建国家机器,唐太宗又命房玄龄等改革了唐朝法律,使法律系统化、简明化,以便推行。房玄龄等制定了“贞观律”,颁行全国。

唐太宗执法很认真。有个秦王府时期的老部属叫高甑生,后来当了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跟随大将李靖出征,因贻误军期,受到军法处分。高甑生心里怀恨,便向唐太宗诬告李靖谋反。

唐太宗派人查明实情,严厉斥责了高甑生,根据法律给以“减死徙边”即免死充军到边疆地区的处分。有的将领为高甑生讲情,说:“甑生是秦府功臣,请饶恕他一次吧!

唐太宗驳回道:“甑生违反李靖指挥,又诬告人,连这都宽恕,还如何执法?国家功臣很多,假如大家都犯起法来,我又如何禁止!正是因为爱护功臣,所以不敢枉法赦免。


还有一次,在朝堂上论功行赏,唐太宗的叔父李神通气冲冲地从班里跑出来,大叫大嚷: “陛下在太原起兵,我在关西首先响应,立有大功。房玄龄等专弄刀笔,评功反比我高,我不服!”

大臣们都屏住气,看唐太宗怎样处理。只见他严肃地回答:“叔父响应义兵,也是为自己脱祸,后来还打过两次大败仗。房、杜二位运筹帷幄,坐安社稷,功劳当然在叔父之上。你是至亲,我不能滥给封赏。

一席话说得李神通面红耳赤,哑口无言,退回班中。这时又有人出班奏说:“原秦府的部属,有些人因没有升官,发牢骚说,跟随皇上多年,反不如东宫、齐府那帮人,真不合算哪!’”

唐太宗道:“设官分职,当然要任用贤能。只因为是秦府旧人,就应该给官做吗?”那些说牢骚话的人听后,不敢再埋怨了。

为了提高朝廷的行政效率,唐太宗对中央政府机构进行了精简,将文武百官减少到六百四十三人,使他们各司其职,天下大事都能及时上报。他阅看各地来的表章,高兴地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啊!

他还取消了权高位重的“尚书令”,而用一批级别较低的官员,授与“参议朝廷”、“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称,执行宰相职务,以便于掌握和领导。

有一回,翰林学士起草一个诰敕,中书、门下省的官员没有认真议论、复核就发出了。唐太宗当即进行批评,重申凡是重要诰敕,都要经过反复推敲,才能发出。

同时,他还对地方行政机构进行调整,合并民少官多的冗州冗县,将全国划分为十个道,把各道、州的都督、刺史长官的名字写在寝宫的屏风上,随时记下政绩作为奖惩的依据。

普遍推行府兵制,是唐太宗在军事方面一个重要改革。制度规定:男人从二十到六十岁,要自备武器服兵役,接受遍设各地的“折冲府”的训练。府兵最高统辖权归中央。推行府兵制,大大加强了唐朝军队的战斗力。

在经济方面,唐太宗着力推行隋朝开始的均田和租庸调制。均田制规定,农民男子十八岁以上,每人分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本人死后,口分田上缴给国家,永业田传给子孙,也可以自由买卖。

农民每人每年交纳给封建政府的租税是:小米两石(租);绢两丈、绵三两或者布两丈半、麻两斤(调);服徭役二十天(庸)。可在“租”、“调”外交纳米帛以代替“庸”;也可以在“庸”外加服徭役代替“租”、“调”,总名“租庸调”。

唐太宗曾亲自了解均田制执行的情况。六四四年,他到灵口(今陕西临潼),当知道每丁实受田只有三十亩时,命令官吏进一步查明情况,把受田特别少的农户迁到土地较多的地区居住。


由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唐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发展很快,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时期,为以后对东、西突厥的自卫反击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地区已有很多少数民族进入,与汉族和睦相处。民族间的融和团结,成了历史潮流。可是,居住在北方地区的突厥奴隶主贵族却违反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经常对中原地区进行骚扰和破坏。

唐太宗早就有反击突厥奴隶主贵族的雄心。公元六二六年秋,他即位不到一个月,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率骑兵十余万,杀到长安城外渭水便桥北岸。长安震动,人心不安。

颉利派来的使臣在朝廷上口出狂言,进行威胁。大臣肖瑀、封德彝等认为突厥军力强大,应多送金银财宝求和。

太宗斩钉截铁地说:“突厥正窥探我们虚实,若对敌示弱,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加倍蹂躏!”他喝令卫士把突厥使臣扣押起来。

唐太宗决定亲冒矢石,率师抗击突厥。他很快地进行了部署,就带着房玄龄等六名大臣骑马奔到渭水边上,向河对岸的颉利喊话,责备他背弃誓约,挑起战争。

颉利可汗没见使臣回来,却见唐太宗竟然轻骑前来讲话,他不知虚实,怕中埋伏,心慌起来。

过一会儿,又看到一队队唐军相继赶到渭水南岸,旌旗蔽空,刀枪耀日,严阵而待。颉利更加局促不安,主动提出讲和。

唐太宗考虑到进行大规模反击战争的准备还不充分,便答应颉利议和。双方在便桥上杀白马祭天,重新立下盟约。

突厥兵毫无所获地退走了。但是,突厥奴隶主贵族掠夺成性,反复无常,这次退兵并没有根除对中原地区的严重威胁。唐太宗更加紧了自卫反击战争的准备。

他亲自对部分士兵进行军事训练。皇宫内显德殿前的大院就是训练的操场之一,经常有卫士几百人在这里比武射箭,成绩优异的当场得到弓刀等赏赐。

唐太宗常常说:“戎狄入侵, 自古就有。危险在于稍感安宁,便忘记战备。因此,我不要你们修建花园,只要你们认真练习武艺,随时准备消灭敌人,保卫疆土。”将士们听了很为感动,训练时都非常认真。

六二七年,东突厥遭受暴风雪袭击,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却更加厉害,激起各部落的强烈反抗。颉利派突利可汗去镇压反抗的回纥部落,反被打败。颉利又想侵唐,以转移内部矛盾,可是各部首领不从,矛盾越发尖锐。

发起自卫反击战争的时机到了。六二八年,唐太宗发兵击灭朔方地区的最后一个割据势力梁师都,翦除掉这个在突厥庇护下的可耻的傀儡政权,为进军突厥扫清了道路。

六二九年冬,唐太宗派兵部尚书李靖、并州(今山西太原)都督李世勋、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柴绍、灵州(今宁夏灵武)大都督薛万彻,率兵十余万,从晋、陕、甘等地分四路大举出兵,对东突厥实行总反击。

唐军爬冰卧雪,神速出击,连续获胜。年底,突利可汗首先投降。唐太宗在长安宫殿里接见了他。


六三〇年正月,李靖带轻骑三千,乘夜袭破颉利可汗的重要据点北定襄城(今内蒙清水河县),深入东突厥腹心地区。

颉利可汗以为唐倾军来攻,上下慌乱,一天数惊,仓皇向北边沙漠地区逃跑。途中,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又遭李世勋部队狙击,溃不成军。颉利可汗带着残部,逃到阴山脚下。

为了取得喘息机会,颉利可汗派使臣前来假装求和,说是要亲到长安见唐太宗,暗里却准备逃到漠北,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唐太宗将计就计,派鸿胪卿(负责外交及接待少数民族的官员)唐俭去与他谈判,同时命令李靖见机行事,彻底击败敌人,粉碎颉利的阴谋。

颉利见了使臣,以为唐太宗中了计,便放松戒备,尽量拖延谈判。

正当他洋洋得意的时候,李靖大军突然出现在他的牙帐周围。他这才知道花招已被识破,跳上马背,落荒而逃。颉利部众大乱,唐军乘胜追杀,斩获万余人。

颉利可汗在逃往吐谷(读域)浑(今青海和新疆南部部分地区)的路上,被唐军俘获,押送长安。李靖得胜班师。至此,东突厥有生力量被彻底击溃,北方地区的威胁消除了。

对于东突厥族人民,唐朝廷研究了安置问题。唐太宗从加强统一、团结少数民族的愿望出发,把相当一部分突厥族人民安置在东起幽州、西到灵州的广大地区。

又在东突厥故地设置了顺、祐、化、长等州都督府,任命原突厥族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等地方长官,在朝廷统一领导下,治理本民族事务。

突利可汗被任命为顺州都督。受命之日,唐太宗对他说:“你做了都督,要善守朝廷法制,不许互相侵掠。这不仅是为了边疆的安宁,也是为了保全你的宗族啊!”突利恭谨地领命而去。

北部边疆获得巩固,西北边疆的问题突出出来。西突厥控制西域各小国,经常袭击掠夺来往商人,阻绝中原与西北边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也阻碍了中国和中东、欧洲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

西域地区早在汉代就在中央政府的有效领导之下。为了恢复和加强这种政治上的联系,唐太宗决定对西突厥用兵。这时西突厥也分裂为两部分:“南庭”和“北庭”,以伊列水(伊犁河)为界。

六三四年,唐军首先向横亘西域路上并与西突厥联合、经常侵掠唐边境的吐谷浑,发动攻击。

唐兵在大将李靖、侯君集率领下,击溃了吐谷浑的抵抗。然后分南北两路,穿过青海高原荒无人烟的千里沙漠,追击逃跑的伏允可汗。

一路上,水草奇缺,军士们常饮雪餐冰。连冰雪也得不到的时候,就在马腿肚子上割开个小口,吸几口鲜血解渴充饥。

唐军终于在吐谷浑西境追上伏允可汗。伏允自杀,他的儿子慕容顺降唐,被封为西平郡王。


平定吐谷浑,扫清了进军西突厥的道路。六三九年,唐朝大军进攻西突厥控制下的西域小国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

高昌王麹(音区)文泰,祖上是金城(今甘肃兰州)的汉人,割据高昌,自立为国。他自以为远离长安几千里,又有西突厥保护,敢于抗拒中央政府,肆意掠夺过境商人,欺压其他小国,还藏匿内地叛亡的犯人。

可是,当他听到唐军在大将侯君集和契芯何力率领下,已经越过重重险阻,杀到高昌附近的碛(音戚)口时,惊恐万分,竟然发病死掉了。

西突厥“南庭”沙钵罗叶护可汗派来援助高昌的军队,慑于唐军声威,屯驻在可汗浮图城(今新疆济木萨护堡子),不敢进军。

唐军进围高昌都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六十里),迅猛攻击。唐军发射的炮石象雨点一样落在城中,又建造十丈高的巢车,俯冲攻城。

麹文泰的儿子麹智盛被迫投降。唐以高昌故地建立西州,取消麹家的世袭统治。并在西州交河城(今吐鲁番西二十里雅尔和图城)设置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事务。

高昌的灭亡,使沙钵罗叶护可汗非常害怕,西逃千余里。留守可汗浮图城的西突厥叶护(西突厥最高长官)也率军投降。唐朝就在这里设置庭州。

西突厥“北庭”乙毗咄陆可汗乘机吞并了沙钵罗叶护可汗的地盘。他对西域诸小国更加残暴,无理扣押唐使,又进犯伊州(今新疆哈密)和西州西南的天山军。

六四四年,唐太宗命令安西都护、西州都督郭孝恪反击,大败西突厥骑兵,残暴的乙毗咄陆可汗被族人赶跑。

应西突厥各部落的请求,唐太宗册封老可汗莫贺咄的儿子为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可汗将龟(读丘)兹、于阗、疏勒、葱岭、朱俱波等地归还唐朝,娶唐公主为妻,采取较为和好的政策,成为唐的藩属。

这些胜利,使西域和中亚许多地区脱离了西突厥控制,与唐交好,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并请求广开驿道,设置驿站,便利西域与内地的交往。

在西突厥和西域各地,唐太宗采取了与对待东突厥一样的措施,在都护府下,普遍设置州县,以当地民族首领担任各级地方官吏,发给印信、敕令作为凭证。

至此,唐的疆域,东到辽东,南到南海,北逾大戈 壁沙漠,西抵葱岭南北和巴尔克什湖西岸。在这广大疆域内,施行着当时中国政府统一的号令,凭着当时政府发给的文书,官吏、商人和使者可以自由地在各地旅行。

长安城内,则居住着成千上万的突厥、西域和东方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和汉族人民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内地的陶瓷、丝织品、茶叶、纸张、手工艺品,以及文学、医学等书籍,被工匠、商人、使者、官吏、士兵等源源不断地带到边疆各地,再输送到中东和欧洲。

西域的物产如棉花、葡萄、骏马、美玉,以及音乐、舞蹈等文化艺术,也源源不断传入中原。交流的结果,大大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各族的团结和融和。

唐太宗在皇宫内举行了一次庆贺海内统一的盛大宴会,奏起各民族的音乐。各族首领翩翩起舞,向“天可汗”祝贺国家的统一。

唐太宗笑着问左右大臣:“自古以来的君王,虽能平定天下,却不能安定各民族,这是什么原因?”群臣众说纷纷。太宗道:“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不持这种态度,才能使各民族信服。

唐太宗对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采取了比较平等的态度,不仅让他们担任地方官吏,还提拔到中央来任职。仅东突厥归降后,到长安任五品官以上的就有一百多人,在朝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为了促进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联系,公元六四一年,唐太宗还派亲王李道宗把文成公主送到吐蕃,与藏王松赞干布结婚。

唐太宗在位期间,中国已成为当时亚洲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对当时亚洲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虽然取得这些成就,唐太宗始终是比较谦虚谨慎的。他在一次与魏征谈话时说到:“天下虽然初步安定,但还不能高枕无忧。大臣们要关心国事,有所谏诤啊!”魏征说:“是的,最令人高兴的也就是陛下能居安思危啊!

唐太宗于公元六四九年去世。他所以在我国历史上起过一些积极作用,是因为他所采取的某些政策客观上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进程;然而完成这个进程的基本力量,却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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