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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脚本《高山下的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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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aker 发表于 2023-12-11 10:25:44 | 显示全部楼层
“轰”的一声巨响,千百门大炮昂首齐吼,震破了云南边界的夜空。顿时,长空流星闪耀,远处烈火升腾!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零时,中越战争打响了!

整个黑夜变成了一片深红色,数不清的冲锋舟和橡皮舟载着千军万马,穿梭往返,飞越红河······

我们团的任务是打穿插,我们连又被命名为尖刀营的尖刀连,这就使我们九连在全团乃至全师居于钢刀之刃、匕首之端的位置上!早晨七时半,冲锋舟把我们送向红河彼岸。

刚过河,就看到了从前线抬下来的烈士和伤员,有几个战士落泪了。副连长靳开来挥着不知从哪儿搞来的一把傣族大刀,喊道:“哭个球!把哭留给吃饱了中国大米的越南狗崽子们!”

说罢,他转过脸,对为我们带路的华侨说:“老哥,你在我身后给我指路。一排,跟我来!”担任尖刀排的一排战士紧跟在靳开来身后,沿着两座山中间的峡谷朝前插去。

我是九连的指导员。尖刀排出发之后,连长梁三喜和我率领全连战士急速跟进。刚走不远,遇上一群被我正面攻击部队打散的敌兵,他们从三个方向朝我连射击。

“卧倒!”梁三喜一把将我摁倒,随后厉声下达命令:“三排,占领射击位置,打!”他手中的冲锋枪先打响了,三排的轻、重机枪也跟着“咕咕咕”地叫了起来。

我们打散溃敌后,紧紧尾随尖刀排,忍受着三十四五度的高温,沿着无路可寻的山洼向前急插。靳开来冲在最前面,手中大刀左右横飞,为全连开路。


营长在报话机中问我们连的位置。梁三喜急忙展开地图,现场对照。一位扛着八二无后坐力炮的战士凑过来,瞧了几眼地图,伸手指点着说:“我们九连的位置在这儿。”

梁三喜点点头,看了看眼前这位昨天下午才增补到我连的战士,对着步话机向营长报告了位置。“太慢!太慢!加快速度!要加快速度!”报话机传来营长焦急的声音。

连长命令把多余的东西统统扔掉,尖刀排头前开路,其他同志协助炮排携带弹药,这样,行军速度明显加快。连长问那个识图战士的名字,他回道:“你就叫我‘北京’吧!”

通过一道山冈时,陆续遇到小股儿敌人的袭击。梁三喜率三排断后掩护,我们甩开敌人,拼死往前插。营长不时在报话机中询问我们的位置,每次都嫌我们行动缓慢。

下午三时许,营长冒火了!他把连长批评一顿,又在步话机中厉声训斥我:“赵蒙生!你战前的表现很清楚!你要当心!战场的纪律是无情的!”我不禁回想起自己战前的表现。

我原来的职务是军政治部宣传处的摄影干事。为了搞“曲线调动”,转进大城市,我找了门子,下到九连当指导员。上任那天,我坐着小车,身上背着妈妈给我买的进口照相机。

到了深山沟的连部,连长梁三喜握着我的手说:“连里半年多没有指导员,我们天天盼哪,总算盼来了!”我站在整齐的队列前面“宣誓就职”时,脸上一阵臊热:我在演戏吗?

我出生在军人家庭,爸爸是少将,妈妈是中校。我小时候最爱听战斗英雄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使“关系学”盛行一时,我和两个妹妹凭着妈妈的“外交才华”,穿上了军装。

一九六七年我参军时,爸爸已被关押起来了。我临入伍时去看望了爸爸。他坚毅地对我说:“孩子,去吧,到有枪声的地方去锻炼!要记住你为啥叫蒙生,要记住你是军人的儿子!”

几年后,我的调动列入妈妈的日程。谁知,原先靠边站的雷军长复职了。为躲过这位不讲情面的“雷神爷”,我下到九连,以便“瞒天过海”。连长却蒙在鼓里,热心为我介绍连里的情况。

晚上睡觉前,梁三喜告诉我:“明天早操课目是十公里全副武装越野。你刚从机关来,出操时只带手枪就行了。”其实,我思想上根本就没有吃苦的打算和在九连扎根的想法。


夜里我睡得正酣,猛觉梁三喜推我:“指导员,快,吹号了!”说完奔出门去。我懵懵懂懂地套上军装,衣扣也没顾得扣上,抓起手枪就往外跑。可是,队伍早已远去了。

连长让司号员金小柱留下来等我。眼前漆黑一片,山路崎岖不平,我跑着跑着,脚下一滑摔倒了。已经跑在前边的全副武装的小金,不得不回过头来拉起我。

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地爬到半山腰时,连长带着全连战士已从山顶返回来了。他谦和地对我说:“别着急,慢慢就适应了。人各有所长,今后我多抓军事训练,你集中精力抓思想工作。”

第三季度轻武器精度射击考核开始了。连长“全优”。手枪射击我“猎”了个良好,轻机枪射击不及格,别的成绩还可以。连长说:“指导员,就预习了三天,你打得真不错!

风吹日晒,摸爬滚打,好容易熬到周六。晚上连里放电影,我懒得去看。小金打来一桶温水,我冲了澡,身上轻松些,就倚在行李上,吸着“大中华”,回想以前自己五光十色的生活。

梁三喜和排长们进屋来玩扑克。炮排长靳开来对梁三喜说:“连长,赶紧探家吧,再不走,你那爱人可要抱窝了。咱这当兵的,每年一个月假,真是旱涝不均哪!”逗得大家都笑了。

连长休假的报告早批下来了,他之所以没走,是因为我不称职,他工作脱离不开。这样忠于职守的干部我佩服!但,要我长期这样可不行,要不是为了躲开“雷神爷”,我哪能遭这个罪。

十一月末妈妈来信说调动已有眉目,让我接到调令后马上走,还说我们部队可能有行动。我天天盼着调令。一个晚上回宿舍,我听到屋里连长对靳开来讲:“咱们要上前线了。这几天,指导员的母亲每天都往师里来电话,要把指导员调走。”

“奶奶的!她要真敢在部队上前线的时候把儿子调走,我靳开来上北京找党中央告状!”这个牢骚大王怒吼起来。十天后,我拿到调令的同时,上级命令我连立刻开赴前线!”一贯忠厚的梁三喜突然变成了靳开来:“娘的!你拿着调令滚蛋吧!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可惜那军装了!”


长龙般的专列闷罐车载着士兵和武器昼夜兼程。在九连乘坐的车厢里,有我这个拿到调令没敢走的指导员。我明白,军人效命疆场是理所应当的,这时离开部队,就是“逃兵”、“叛徒”。

来到云南边防线一看,实际是有边无防。红河对岸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大后方”。看着我方被敌人轰炸的惨景,战士们的请战书像雪片般飞向连部。我人虽来了,心却没来,不能调走,能离开连队回军机关也行啊。

连队进入了临战前的突击训练。为了适应亚热带山地丛林作战,团里让我们九连爬山,练穿林,训练比在后方的十公里越野艰苦数倍。连长和靳开来都瘦了,我累得晚上睡觉都不愿脱衣服。

一天晚上训练回来,小金给我送来妈妈的信,信上说这个时候调走影响不好,她要设法让我回军机关。我与妈妈想到一起了,这样办,雷军长是会批准的,因为妈妈救过雷军长的命。

那是在一九四三年的秋天,三万多日伪军对山东沂蒙山区进行大规模的拉网扫荡。当时,雷军长是山东军区独立团的一营营长,妈妈是团所属“地下医院”的指导员。

人称“雷神爷”的雷营长率领全营四百余名战士掩护上级机关转移,任务完成后全营剩下不足百人。担任救护任务的妈妈冒着纷飞的弹雨,在死尸堆里把尚有一丝呼吸的“雷神爷”背了出来,安置在一个隐蔽的山洞里。

妈妈千方百计为“雷神爷”寻找药物。没有绷带,她把唯一的一床被撕开,用被面当绷带用。晚上,妈妈守着洞口用枪把子对付野狼。妈妈的精心护理使“雷神爷”死而复生。

雷营长康复归队那天,紧握着我妈妈的手说:“有恩不报非君子,我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了你这女中豪杰!”这真是生死之交!没有我妈妈,你“雷神爷”能活到今天当军长吗?!

我是妈妈唯一的儿子,尽管你“雷神爷”铁面无私,但妈妈在最关键的时候求你点事,你会不帮忙吗?再说我本来就是军机关的人,你说句“工作需要”,那是名正言顺的。想到这里,我忙给妈妈写信,火速发出。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晚上,师里组织干部看电影。电影散后,军长来了。他走到台前,没等说话,先把军帽“砰”的一声甩到桌上。会场鸦雀无声,人人目瞪口呆。


“骂娘!我要骂娘!”喊声如炸雷:“她娘的!我的大炮就要轰鸣!我的千军万马就要去流血拼命!刚才有个贵妇人在千里之外把电话要到前线指挥所。这时候,我的电话分秒必争,千金难买。她竟敢占用我的电话走后门!”

“那个贵妇人来电话让我关照她儿子!她娘的!什么贵妇人,一个贱骨头!狗胆包天!她那儿子原在军机关,眼下在一个连里当指导员!······”顿时,我的脑袋像炸开一样。军长骂的是我妈妈和我呀!

骂声还在继续:“娘的!走后门,走到我这流血牺牲的战场上来了,我在电话里就骂了一顿!谁敢走这样的后门,我雷某要让她的儿子第一个去炸碉堡!”震天动地的掌声淹没了“雷神爷”的痛骂声,长久不息。

我感到一种无地自容的耻辱。散会之后,回到连部,我放声大哭。“哭啥?哭顶个屁用!”梁三喜愤慨地说:“你母亲胆子太大了,真不像话!”又劝慰我:“你能认识错误就行,仗还没打,战场上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天渐渐亮了,我刚要起床时,一片议论声传进了帐篷:“那个娘们胆子真大呀!”“那个指导员要是让我见着,看我靳开来不把他揍扁!”“别看咱样不咋地,报效祖国也愿意流点血,咱决不当可耻的逃兵!”

我渐渐清醒了,全身的血液在沸腾!奇耻大辱!我出生在炮火连天的沂蒙山战场,我要捍卫人的起码尊严,我要捍卫将军后代的起码尊严!我咬破食指,写下了血的誓言:是英雄,还是狗熊,战场上见!

在国内吃的最后一顿饭是三鲜水饺。我发现:那些平时俭朴的战士都抽上了“带把”烟。靳开来还拿出两瓶“五粮液”,每人喝一口。这一切告诉我,大家将要去决一死战!在告别人生之前,最后体验一下生活的香甜。

靳开来已被任命为副连长了。在商定谁带尖刀排的会议上,靳开来首先开口:“我军惯例都是副连长带尖刀排,既然战前上级开恩,给了我个先去死的官衔,我知恩必报!一定在副连长的位置上死出个样子来!”

我沉痛表示:“执行军长发出让我第一个炸碉堡的指示吧!尖刀排,我来带!”梁三喜严肃地望着我:“咋又提那件事?”靳开来接道:“指导员,你有种!从现在起,我们生死与共!指导员是连队的中枢神经,要死,也轮不到你!”我眼里一阵发热。

战斗打响之前,最大权威者莫过于钟表的指针。人们越是焦急,它越是不慌不忙。夜幕降临,我们在红河岸边待命。我体味着靳开来那些虽无光彩但十分坚定的牢骚语言,鼻子里阵阵发酸,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就是我的战前表现。

连队在继续行进。没有经历的人,是想象不到我们尖刀连在穿插途中的窘迫之状的,上山是爬,下山是滚。当梁三喜说“到达指定位置”时,我一头栽倒了。连长架起我,命令大家都起来,互相协助活动一下。


突然,梁三喜松开我,轻声呼唤着:“小—金,金小柱!”只见小金倒在前面的草丛里,毫无反应。连长跑过去,摇动小金的肩膀,叫着他的名字,但是听不见他的回答。

我和连长忙把小金身上的东西卸下来,发现除了他自己的装备之外,还有四发炮弹,那是他替炮排的战友们背的。我想给他喝点水,但小金嘴唇紧闭,毫无反应。

这位不满十七岁的司号员,还没等吹响冲锋号,也没能杀敌立功,就离开了自己的战友!他是累死的。我摸着他那胖乎乎的手,抽泣着。我来到九连,就是这双手天天早晨给我打洗脸水,挤牙膏,洗军装;在我摔倒时,是他把我扶起来的······

夜里,梁三喜在地图上指着无名高地和主峰组成的三六四高地,让大家谈想法。“北京”说:“敌人居高临下,我们只能巧取不能强攻。趁黑夜接近敌火力点,一炮摧毁一个敌人碉堡,先拿下无名高地,再考虑下步。”大家一致赞同他的意见。

行动开始了,靳开来率尖刀排把一捆捆手榴弹甩向敌人雷区,引爆地雷。实施火力佯攻的三排轻、重机枪一起打响。无名高地各处敌人埋伏的火力点也喷出了火舌。按分工,连长和我各带炮排的两个班,从无名高地两侧潜伏至敌人碉堡下。

午夜时分,我们接近敌人的碉堡了。靳开来和我一起行动。有他在,我心里坦然多了。靳开来贴着我耳朵问:“指导员,你是不是想老婆了?”“你真闹,这个时候还顾得上想她?”“我那儿子四岁了,真想抱他亲几口。”

晨雾像纱幔一样轻轻飘散,东方显出朦胧的光亮。这时,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连长发出了冲锋的信号,卧在我身边的靳开来一跃而起,扣动了肩上四O火箭筒的扳机。

一声巨响,敌人的碉堡飞上了天!几乎同时,战士“北京”的八二无后坐力炮发射的炮弹也飞向敌人的碉堡!我率火力掩护组占领了有利地形,用轻机枪扫射着。战士们纷纷跃起,向无名高地冲去。

我们和梁三喜他们从左右两个方向同时冲上了无名高地。扼守在堑壕中的敌人还想负隅顽抗,被我们劈头盖脸一顿猛扫,送他们见了阎王爷。

消灭敌人的一个加强连只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真是干净利落。梁三喜激动地拍着战士“北京”的肩膀说:“真不愧为北京送来的骨干!战后我们为你请功!”他命令大家赶快清理阵地,进入堑壕,防止主峰的敌人反扑。

果不出连长所料,敌人开始反扑,一发发炮弹从主峰射向无名高地,在我们占领的堑壕周围炸开。浓密的烟雾遮住了太阳,笼罩在我们头顶上。石块、弹片尖叫着,狂飞乱迸。


炮击过后,敌人便从三面发起冲锋。由于我们取得了立足点,敌人的头两次反扑很快被我们压下去了,但是,我们也付出了八名战士牺牲、十一名同志负伤的代价。

敌人又一次疯狂的炮击之后,第三次反扑开始了。我和靳开来每人抱着一挺轻机枪,带领一排扼守在阵地西侧。这时,三十多名敌人在火力掩护下,叫喊着,分梯队向我们扑来。

我们向敌人猛烈扫射。因为敌人三次反扑的时间相隔太短,我们的枪管都打红了,不能继续射击了。“快,拿手榴弹来!要多!”靳开来把帽子一甩,亮出了光头。

在敌人丢弃的阵地上,到处是成箱的弹药和横七竖八的枪支,全是中国制造。我搬起一箱手榴弹递给靳开来。“拧开盖,全给我拧开盖!”靳开来吼叫着:“换枪,都快换枪!”

眼前有靳开来这样的勇士,懦夫也会壮起胆子来!我把手榴弹都拧开盖,靳开来两手左右开弓,把手榴弹甩向敌群。战士们也抓紧时间换了枪。

敌人射来的子弹雨点似的在我们面前倾泻,又有几个战士倒在堑壕边牺牲了。每分钟内,我们都要承受着上百次中弹的危险!这就是战争!它能把一个活着的人瞬间变成死人!

全连伤亡已接近三分之一,活下来的人没有悲伤,只有一个念头:复仇!三班战士段玉国渴得晕了过去,梁三喜把剩下的全连唯一的半壶水喂进了小段的嘴里,他苏醒过来了。我们尝到了上甘岭上的那种滋味。

在敌人反扑的间隙,连长派人在无名高地周围到处找水。在敌人撤离的营房里,一麻袋一麻袋印着“中国粮”字样的大米倒不少,可没有水,大米有啥用啊!发现了一口水井,却被敌人事先下了毒药。

找水的战士扫兴而归。这时,三班长说:“山下有一片甘蔗。”靳开来一听高兴了,凑到我面前说:“指导员,是否让我去搞点“战斗力'回来?”我当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带几个战士去,搞它一大捆回来,解解渴!”靳开来一把摁住我:“指导员能有个话我就高兴!这犯错误的事能让你干吗?我没有政治头脑已经出名了,这次如果不死在战场上,回国后,我宁愿背个处分回老家!”

靳开来又发牢骚了: “自己老百姓勒紧肚子,却白白送给人家二百个亿!奶奶的,我就不信二百个亿换不回一捆甘蔗!”他对三班长道:“带上战士,跟我走!”说着跳出战壕,奔向甘蔗地。


看着靳开来他们远去的身影,我想起战前上级曾三令五申:进入越南后,不准动越南老乡的一针一线,违者严肃处理。渴得要死时,水比什么都重要,又有三名伤员因流血过多又没水喝而牺牲了。我和梁三喜也支持不住了。

忽然,高地右下方传来“轰”的一声响,我们以为主峰上的敌人又进行炮击了,连忙进入射击位置,做好击退敌人反扑的准备。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却见搞甘蔗的战士们架着靳开来回来了。

“回来时副连长踩上了地雷!”三班长放声大哭。我们见靳开来浑身是伤,左脚被炸掉了,连忙为他包扎。他极度痛苦地把我们推开:“不,不用包扎了······我,不行了。让······让大家吃······甘蔗······”梁三喜一头扑在靳开来身上,抽泣起来。

靳开来望着我,吃力地指着左胸的上衣口袋:“指导员,帮我······拿出来。”那是他与妻子和儿子的照片,我含泪送到他眼前。“我要去了,让我最后再看······再看······一眼······”话没说完,他闭上了眼睛。

战斗愈来愈残酷,敌人的炮击比以前更疯狂,战士们吃完甘蔗,振奋了一点精神。营长来电要求坚守,连长反驳道:“不行,我们不能在这无名高地坚持!要死,也要到主峰上去死!”

“怎么?你是梁三喜还是靳开来,牢骚不轻呀!” "报告营长,靳开来已经牺牲,我是梁三喜!”连长脸色铁青, “主峰上敌人的迫击炮一个劲地朝我们头上打,到明天头午,九连必将全连覆没!”

梁三喜提出任命炮排排长为副连长,战士“北京”代理炮排长,并提出用八二炮炸毁敌人主峰上的碉堡,营长同意了。攻占主峰的突击队由连长和新任副连长带队,冲下山去。我带三排坚守无名高地。“你们坚守,我也过去!”我对三班长喊完,抓过冲锋枪跳出战壕,拼命往山下滚去。

我心想:连长能办到的事,我也应当办到,那才算个称职的指导员。滚到山下,除了周身麻木,竟不觉疼。主峰上下全是一人多深的芭茅草,一接近它,便躲过了敌人的视线。我火速爬着赶上梁三喜他们。梁三喜见我来了,也没有责怪我。

坚守无名高地的三排不停地向敌人射击,敌人也不断地还击。我们向上爬了一阵子,看见敌人的碉堡了。代理排长“北京”说:“连长,距离最多有五十米。放心,绝对不用打第二炮,干吧!”梁三喜点头同意了。

代理排长“北京”把炮弹装进炮膛,扛起八二炮“噌”地站起来,扣动扳机,然而,炮口没喷火!“是发臭弹。”“北京”说着,忙把臭弹退出,弹药手又递过来一发炮弹。他第二次站起身来扣动扳机,又没响。这时,敌人的一串子弹射来。

代理排长“北京”一头栽倒在地上。“北京!北京!······”我和梁三喜同声呼唤着。“北京”倒在血泊中,身上七处中弹,伤口喷出股股鲜血。倒下了,又一个那么优秀的战士倒下了!


梁三喜从“北京”的血泊中拿起臭弹一看,上面写着:一九七四年四月出厂。我心里一阵冷嗖嗖!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动乱年月,不仅给人们造成精神创伤,还生产出这样的臭弹!我们的神炮手就是让这臭弹给害死了!

这时,山左侧传来一声巨响,那是新任副连长带领战友们把左侧碉堡炸掉了。右侧的敌堡又向我们射击了,梁三喜搬起“北京”用过的炮筒,换上一发新炮弹,猛地扣动扳机,“轰”的一声,敌堡开了花。

“冲啊!”从左右两侧出击的突击队员们和主峰正面山下待机冲锋的步兵,一齐呐喊着冲上了山顶!我们终于占领了三六四高地的主峰!

“连长,指导员,我们胜利啦!我们终于胜利啦!”战士小段兴冲冲地跑过来。“隐蔽!”只听身后的梁三喜大喊一声,同时,我被猛踹了一脚,跌进堑壕里。接着便是“哒哒哒”一阵枪响。“连长!”我和战士们围上来,放声大哭!

他微微睁开眼,手抚左胸上衣口袋,断断续续地说:“欠账······单······”连长的上衣口袋里,是一张被血染红的欠账单,记着十七个人名,共欠六百二十元。还有一封给妻子的信,写道:假如我在战场上牺牲了,请用抚恤金还清这些账,这是以前为爸爸治病欠的钱,人死了,账不能烂。

战斗就要结束了,连长却离开了我们!战士小段含着泪说:“打死连长的那些敌人,钻进前面的一个山洞里了。”我二话没说,把十几枚手榴弹捆在一起,抱起来就跑,毫不犹豫地钻进了洞里。

洞内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见。我贴着洞壁朝前摸了十几米,才听到里面有动静。藏在里面的敌人听到我进来后,慌乱地向我射过来一串子弹,但没打中我。

我面对一群打死我们连长的仇敌,满怀仇恨,将一大捆手榴弹拉了弦,朝里面扔了进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战士们后来告诉我:手榴弹响过之后,大家都以为我牺牲了。他们打着手电筒钻进山洞,把我抬了出去,我头和腿受了伤,人事不省。洞里的九个敌人全被我那捆手榴弹炸死了。


接着,代理副连长带领战士们像掏老鼠洞一样,又掏了两个山洞,炸死了十三个敌人,主峰完全被我们占领了。这时,我们营十连的战士们奉命赶到三六四高地,接替了我们九连。

战斗胜利结束了,整个部队班师回国。凯旋门前人海花潮,颂歌盈耳;爆竹震天,鼓乐齐鸣。从战场活着回来的我,重新体味着生活的美好和芬芳时,心情却是格外的沉重。

部队展开了评功活动。上级授予我们九连为“能攻善守穿插连”的光荣称号;授予梁三喜和战士“北京”为战斗英雄称号;给我记了一等功。唯独靳开来连个三等功也不是。有人说他思想境界不高,还违犯纪律。

可是,在我们九连全体战士的心目中,副连长靳开来永远是个大义凛然的英雄!当时,如果没有他搞来的那捆甘蔗,全连都会渴死!我多次上报给他记功,上级就是不批准,真使我揪心般地难受。

烈士的善后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家属们深知亲人是为国捐躯的,没有向我们提出超过规定的要求。他们最关心的是亲人怎样牺牲的。我向他们一一讲述了烈士的功绩,并把授给烈士的军功章捧献给他们。

但是,当我面对靳开来的妻子和四岁的小男孩儿时,我为难了。我向烈士的遗妻和幼子讲述了副连长怎样带领尖刀排为全连开路,怎样炸毁敌人两个碉堡,又怎样坚持无名高地消灭敌人······关于搞甘蔗的事,我没说。

当靳开来的遗妻抬起泪汪汪的眼睛望着我,对这位来自河南禹县的一个农村妇女,我是无法安慰她了。所有烈士的亲人都有一枚授予烈士的军功章,唯独她没有。我激动的心情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擦了擦自己的眼泪,把我的一等军功章取出来,双手捧给她:“收下吧,这是我们九连,授给一等功臣靳开来的勋章。”这位忠厚朴实的农村妇女,双手颤抖着接过军功章,泣不成声地说了句:“谢谢首长!······”

她带着那四岁的小男孩儿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连队。她不懂得连队是无权决定给谁立功的!我默默祝愿,祝愿那枚奖章能使她在悲痛的时候得到一点安慰,也期望那四岁的孩子在懂事之后,能为父亲留下勋章而自豪!

烈士亲属一一返回了,唯独不见梁三喜和“北京”的亲属来部队。已经十多天了,莫非是路上出了事?我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派人去沂蒙把连长的亲属接来呢?这些日子,我忧心忡忡,昼夜不安。


这天中午,师里的小轿车开进连队。我一看,是妈妈来了!妈妈眼泪汪汪地诉说了对我的思念,说:“自从挨了“雷神爷”一顿臭骂之后,天天夜里做恶梦。妈梦见你满脸是血,被“雷神爷'用枪逼着去炸碉堡······”

几天过去了,还不见梁三喜家属到来。团里给山东民政部门打电话,回答说连长的家属上路已经十多天了。原来,梁三喜母亲梁大娘带着媳妇韩玉秀和孙女盼盼,在云南某小站下车后,步履艰难地步行向九连驻地而来。

傍晚,我同妈妈正在吃饭,战士小段告诉我:“连长家属来了。”我扔下碗筷,急忙跑出去迎接。战士们把梁大娘他们接到屋内。这祖孙三人为了省路费,下了火车后步行一百六十里走到了连队。

第二天早饭后,我又来看望梁大娘她们。我心如刀绞:不是为了我,连长哪能牺牲!军区要举办“英雄事迹展览会”,需要连长的照片。韩玉秀交给我一张发了黄的照片。接过照片,我怔住了:我家里也有这样一张照片。

梁大娘说:“这边的孩子是我那三喜,那边的是部队上的。这是一九五二年我到上海送部队的孩子时,在上海照的。”听到这里,我想起妈妈曾讲过:孟良崮战役后,为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主力部队外线出击走了。恰在这时,我出生了。

妈妈生下我第三天,患了“摆子病”,一点奶水都没有,我饿得哇哇直哭。地方政府把我和妈妈送到沂蒙山脚下的妇救会长家里。妇救会长有个小男孩儿比我大十天。她用两个奶头喂养两个孩子,还护理我妈妈。

妈妈病好回部队,我留了下来。妇救会长对我可好了,把奶水先尽我吃饱,宁肯自己的孩子饿得直哭。我五岁时,她把我送到上海父母处。她们走后,我常哭着找“哥哥”。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我爸爸被关押,我们也就不再通信了。

想到这里,我一头扑到梁大娘怀里哭了。我和梁三喜是吃着大娘的奶水长大的!我把这些告诉大娘,她愣住了:“这不是梦吧······”我伏在大娘怀中,心潮翻涌:啊,梁大娘,养育我成人的母亲!

我把妈妈领到梁大娘住的屋子里。“梁嫂,你······”平时具有“外交才华”的妈妈,这时候竟有点张口结舌了。梁大娘撩起衣襟,擦了擦眼睛,同妈妈谈论着这十多年相互的挂念。

第三天上午,我和连里战士陪同梁大娘她们去瞻仰烈士墓。她们婆媳俩在我们面前没流一滴眼泪,只是默默地在墓前站了一会儿,又围绕坟墓左转七圈,右转七圈。那是沂蒙山区的古老祭俗,叫做给亲人圆坟。


韩玉秀刚生下孩子就遇上连长牺牲的事,奶水没有了,孩子饿得直哭。我让炊事班买来奶粉和奶瓶。梁大娘看着孩子大口大口地咂着奶瓶,乐了:“这下不用愁了!”梁大娘愈是高兴,我愈心酸。

我把照相机卖掉,又从团后勤处借来一千元钱,留下六百二十元替连长还账,剩下五百元交给梁大娘,是我个人对大娘的报答。梁大娘说什么也不肯收。当我和妈妈离开时,韩玉秀急忙追出来,把钱退给我。

此刻,我拿着五百元钱,心里极度地内疚:过去,我曾把权和钱当做圣经,哪知人间还有比权和钱更珍贵的东西!梁三喜欠下的六百二十元钱我可以替他悄悄偿还,可我和妈妈欠沂蒙山人民的感情债,则是无法偿还的呀!

这天傍晚,团里高干事来找我,激动地说:“战士“北京”的亲属找到了!”我急忙问是谁。“雷军长!“北京”是雷军长的儿子,叫雷凯华!”“啊!”我大为震惊。高干事说:“雷军长乘吉普来九连了。”

我俩出去转了一圈,没看见吉普车,又回到屋里,高干事递给我一封信,是雷凯华写给军长的遗书,信中写到:我从北京部队赶赴前线,未能与您细谈。儿知道,爸爸战前的时间比千金还重要…………

“亲爱的爸爸,我们马上就要集合了,打仗意味着什么?不需儿多言。如果我为国献身,是死而无憾,这将无愧于黄帝子孙。此次战争胜利在望。假如我牺牲了,望晚些日子告诉妈妈,妈妈心脏不好,免得她过于伤心······”

“最后祝爸爸身体健康!儿:凯华敬上。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我并非感情脆弱,战场我目睹了凯华的大智大勇,亲眼见了他流血牺牲,但这遗书却使我荡气回肠!

我们从司机口中得知军长去了烈士陵园,急忙赶过去。只见军长站在“雷凯华烈士之墓”的石碑前,默默致哀。他庄重地举起右手,为长眠的儿子致军礼,大滴大滴的眼泪落在胸前······我的眼泪也止不住了。

雷军长见我来了,让我把靳开来的事写份报告,叫我先回去,他要再待一会儿。我和高干事离开陵园回头望时,见军长低头蹲在凯华的墓前,手按石碑,全身颤抖,还听到隐隐约约的抽泣声…………

回来后,走到妈妈住的屋里,我把雷军长儿子牺牲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听后,先是大为吃惊,后是长长地叹息,半晌都没说一句话。我和妈妈一起走出门外去迎接军长。

军长先看望了梁大娘,又来到我妈妈住的屋里。他们见面后,军长批评了妈妈几句,妈妈只是点头,一点也没反驳,只说了句:“老雷,你别说了······”便哭了起来。从此,妈妈再也没提过让我转业的事。


军区要举办“英雄事迹展览会”,军长对正在忙于采访的高干事严肃地说:“宣传凯华一定要实事求是,在宣传文章中不许出现我的名字,半点都不许借凯华来宣传我,吹捧我!”“靳开来在战场表现得那么勇敢,团里为什么不给他立功?!”

雷军长站起身接着说:“高干事,请你写个调查报告,写好后直接送军党委。”高干事回答:“是!”雷军长叹息地说:“我们有些干部,总爱听阿谀奉承的话,对那些爱提意见的人,到死也不放过。不给靳开来记功,天地难容!”

半夜以后,梁大娘找到我说:“睡一觉醒来,发现玉秀不见了······”因为边界不安全,我有点慌神。战士们找遍了营房也没找见。梁大娘说:“玉秀会不会到三喜的坟上去了?玉秀怕俺伤心,从来没当俺的面哭过··....”

我急忙带几个战士赶到烈士陵园,看到一个人趴在梁三喜的坟上。我们走近坟前,见玉秀周身战栗着,在无声地悲泣。“小韩,你哭出声来吧,这样你会好受些······”我呜咽着说。

韩玉秀从坟上缓缓地爬起来:“指导员,没什么,俺觉得在屋里闷得慌。她用衣袖擦了擦脸,“俺和婆婆该回去了,俺想再来三喜的坟上看看······”

第二天,玉秀找出一封信来,是梁三喜临上前线时写的,信上说:上战场就要牺牲,如果我死了,趁着你还年轻,有合适的同志,就改嫁吧,娘会同意的。我留了一件新大衣,就作为送给你未来丈夫的礼物吧······

梁大娘擦着眼泪对我说:“玉秀才二十四岁,俺不信那老规矩,就让她······你们帮俺劝劝她,让她早点找人家。”“娘!”玉秀一下子跪到大娘跟前:“娘!您别说了,俺伺候您一辈子!”玉秀把头紧紧贴在婆婆的怀里,放声大哭。

我陪着妈妈去看望梁大娘一家。她不安地对梁大娘说:“老嫂子,三喜在战场上保护了蒙生。三喜不在了,从今往后蒙生也就是你的儿子!”梁大娘感动地点了点头。

离开她们时,我把表达心意的那五百元钱放到了床上。玉秀急忙追出屋来,道:“指导员,这可不行。不但俺婆婆不依,俺也不能收。你快拿着,俺还有钱。”我接过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梁大娘一家就要走了,军长特地赶来送行。他端起酒杯,先敬了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然后说:“大嫂,玉秀同志,我家凯华和你家三喜的血流在一起,坟也埋在一起,咱们共同喝了这杯吧。”梁大娘说:“好啊,咱喝。”

夜深了,军长回忆着儿子昔日的音容笑貌,颤抖着手给老伴写信:老太婆,凯华这么多日子没给你去信,我想你会料到的······我经得住,你也该经得住,凯华回不来了,孩子牺牲了······古人说忠孝不能两全,凯华为国捐躯,有这样的孩子,咱感到光荣!

第二天,团里派来吉普车送梁大娘去火车站。临上车前,梁大娘拿出六百二十元钱交给我,说是偿还三喜欠的钱,她以前知道这事。我颤抖着推开大娘的手,哭喊着:“我的好大娘,这钱不能······”

整个屋子一片哭声。战士小段把自己的半导体和手表“砰”的一下放到桌子上:“连长欠的钱,我们还!”“我们还!”“我们还!”“我们还!”我只看到一块块手表、一把把钱放到桌子上,但看不清是谁放的。

在一片哭声中,我哀求道:“大娘,我是吃您的奶水长大的啊,三喜哥哥欠的钱,您就让我还吧!”梁大娘流着泪嘶哑地说:“孩子们,你们的情意俺和玉秀都领了!可是三喜有话,俺不能改。不然,三喜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睛······”

我妈妈看到此景,哭得昏了过去,不能陪大娘去火车站了。战士们把我摇摇晃晃地扶进了吉普车,陪同梁大娘一家祖孙三代人直奔火车站。

火车一声长鸣,徐徐地离开了这个云南边陲的小站。走了!从遥远的沂蒙山来的这可亲可敬的亲人,就这样地走了。啊!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清明节到了,这是花事最盛的时节。我和九连的全体干部战士,抬着一个个用我们亲手采集的鲜花编织成的花环,徐徐来到了烈士陵园,大家把花环一个个敬献在烈士墓前。

高山下的烈士陵园摆满了花环,这是人民心中的花环!默立在这百花吐芳的烈士墓前,我用泪水悼念着:安息吧,我亲爱的战友们,你们的鲜血洗刷了我的灵魂!我蓦然间觉得:人世间最瑰丽的宝石,最夺目的色彩,都在这巍巍青山下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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