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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作家、剧作家苏叔阳于7月16日晚间，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1岁。
苏叔阳，笔名舒扬、余平夫。1956年，苏叔阳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国家一级编剧。其长篇小说《故土》获首届人民文学奖，话剧剧本《丹心谱》获庆祝建国30周年创作一等奖，《左邻右舍》获1980年全国优秀剧本奖等。
他生前还致力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了《中国读本》《西藏读本》等著作。这其中《中国读本》以15种文字在世界出版，发行1500多万册，被誉为中国图书“走出去”的范例，曾获得联合国艺术贡献特别奖。
《丹心谱》为苏叔阳成名作，后被改编成电影
创作《丹心谱》成名
从高校教学转入文艺界
苏叔阳生于1938年，自学生时代开始便喜欢写作，他的文学生涯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习时开始的。1956年，苏叔阳进入人民大学党史系学习，那是人大党史系成立的第一年。本科毕业之后，苏叔阳留校任教了两年半，为历史学家何干之做助教。他在不同高校做了十多年大学政治理论教师。
苏叔阳从高校教学转入文艺界，正是因为《丹心谱》。《丹心谱》是苏叔阳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当时，写作原本只是苏叔阳在教书之余的一个爱好。那时的苏叔阳正在中医药大学教书，选取了冠心病新药的研制作为写作题材，用以歌颂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意外的是，《丹心谱》一经发表就在文艺界广受欢迎和好评，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百年转折”。
1978年早春，五幕话剧《丹心谱》在北京首都剧场公演，何启治在文章中回忆说，对于《丹心谱》的亮相，苏叔阳颇感忐忑，“《丹心谱》上演的那天晚上，他就曾长久地在街头上徘徊，以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观众的判决。”
在与何启治的笔谈中，苏叔阳回顾当时坦然地说：“这算是我正式步入文坛，可当时思想上还没有系统地思考，还很缺乏自信。写《丹心谱》时，凭的是整个社会的激情。《丹心谱》如果成功，只不过是它比较恰当地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的思想情绪。”
在那个创作还未全盘商品化、资本化的年代，还没有“超级IP”的说法，更没有“衍生品”的时髦词汇，有的只是群众的好评和为了群众的创作激情。1980年，由《丹心谱》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著名导演谢添和国权执导；同一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个故事的连环画版。
《丹心谱》的成功，让苏叔阳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在这里，他陆续完成了《左邻右舍》《夕阳街》等作品。
《故土》倾注更多心血
写《太平湖》怀念老舍
《丹心谱》成功是意料之外，而让苏叔阳倾注更多心血的还是小说《故土》和话剧《太平湖》。
《故土》讲的是一家中西结合的新华医院里的故事，以医院改革、院长接班人选为故事中心， 同时讲述了主角的爱情纠葛。苏叔阳构思了很长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部作品比较自觉地想通过三个中年知识分子不同的个性和命运，“写我们这一代人在当今社会所有的不同遭遇，由此构成一个侧面，来看一看在改革中我们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我相信，假如这作品能流传下去的话，隔几年人们会通过郑柏年、安适之、白天明三个人的遭遇看到我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1982—1983年）的社会风貌。”
话剧《太平湖》的主角是老舍，剧本创作之初，苏叔阳妻子左元平向他推荐舒乙发表在《收获》上的一篇散文《我父亲生前的最后两天》。苏叔阳认真地看过，心头立刻有一股激情在涌动。他以这篇散文为创作提纲，在剧本创作方面十易其稿。何启治在文章中回忆说，“苏叔阳之所以这样倾心于老舍，一则因为他觉得老舍的死应该在文学史上写上重重的一笔，他有责任把自己对老舍先生的理解和认识告诉读者；二则他感到社会上对老舍有不少误解，文学史上对他的评价也不公平，没有看到这是中国近代作家中第一个下功夫写最穷苦的人，而且一辈子这样写下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988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太平湖》，导演林兆华，主演于是之。
上世纪90年代
与癌症抗争
上世纪90年代，苏叔阳进入人生的另一场熔铸——与癌症抗争。
1994年的元宵节，苏叔阳参加了一场晚会。“会议结束后，我突然感觉眼前有重影，看不清台阶了。刚开始还以为是糖尿病造成的，可前往医院检查后排除了这个原因。后来通过CT检查才知道我得的是肾癌，可医生、家人都瞒着我，不让我知道。最后需要转院治疗，到了实在瞒不住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我当时一下就蒙了，那年我56岁。
“其实很多病都是让宣传夸大了，弄得人们都很怕死。”在“倒计时的日子”里苏叔阳一点没闲着，“我写了很多文字，写到现在，差不多有200多万字了，出版了七八本书。记得刚得病那会儿，每天吃几大把药，我把它当做功课。我快乐的时候照样快乐，该玩的时候照样玩。我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生活是可爱的。”
“首先要好好地为着死
才能好好地为着生”
2017年，在家中的客厅，79岁的苏叔阳和一群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聊起天——这是一场校友和校友之间的谈话，时值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年轻的学子去访问前辈。
面对人大的青年学子，苏叔阳用了一句诗勉励他们：“首先要好好地为着死，才能好好地为着生”——这是周恩来19岁在日本留学时做的一首诗。“活着为了什么？是要好好地为着你的理想。周总理讲的这个意思，我到四五十岁才明白。”
“我今天散步、吃中药是为了明天继续散步、吃中药，这日子还有什么意思呢？没意思！我总得找个活儿干。”于是苏叔阳告诉同学们，那时候他给自己“找了个活”——开始了新的创作，接受中宣部的邀请撰写《中国读本》。
为了这本书，苏叔阳踏遍了中国诸多省份，在各级博物馆查阅众多史料，收集海量数据， 精中取精，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自然风貌、历史脉络、文化发展、哲学内涵、经济影响、艺术成就、生活习俗。
《中国读本》创作之后有了一个誉称——“中华文化的一张名片”，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从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读本》在国内外畅销，苏叔阳把拿到的稿费全部捐给了两次四川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和他的小学母校。
离开苏叔阳的家，同学们也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一个闲不住的艺工》，这是苏叔阳给自己的概括，同学们还记住了苏叔阳的话——“人最难得的就是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想来，苏叔阳活出了自己人生里的难得。
追忆
王好为：苏叔阳的乐观与才华令人钦佩
在与苏叔阳合作过《夕照街》的导演王好为看来，苏叔阳才华洋溢、学识丰厚、为人热情，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持续多产的创作，非常令人钦佩。王好为说：“合作一场，我会去追思会上送他一程。”
谈起与苏叔阳的合作，王好为回忆道，1982年的一天，自己看到了苏叔阳的剧本《夕照街》刊发在《电影创作》杂志上，非常喜欢，马上就去猛敲北影厂厂长汪洋的门，要“抢”这个剧本，巧合的是，当时坐在厂长办公室的一位客人恰恰也在申请导演这个剧本，而王好为凭借着自己在北京长大的优势最终得到了这个机会。
王好为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由于当时苏叔阳的《夕照街》剧本是完整本，所以可以立刻开拍，自己与苏叔阳并不需要更多的沟通，剧组在拍摄的过程中也进行了一些改动和调整，最终都得到了苏叔阳的认可，苏叔阳还来问王好为能不能把这些改动后的内容放进剧本《夕照街》的单行本中。
除了电影《夕照街》外，苏叔阳参与的另一部电影也是知名度颇高，那便是香港电影《新龙门客栈》，当时徐克导演通过别人找到苏叔阳，让他写这样一个剧本。苏叔阳所写的故事与最终上映版本差异很大。苏叔阳曾经透露，自己写的是一个历史悲剧，发生在明朝，一位将军驻守边疆，因为押运官失职而打了他五十大板，押运官怀恨在心，便在军营附近开了家新龙门客栈伺机报复。后来，将军被宦官陷害并抄家，他临死前将一份宦官与倭寇勾结的黑名单缝到了女儿的棉袄里，一位喜欢这位小姐的侠士出手救了她，与此同时，一位喜欢侠士的女侠也跟随而来，他们在逃亡的路上住在了新龙门客栈，随后宦官党羽也追踪而来，押运官店主最终在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冲突中放弃了报复，最后正义战胜了邪恶。
不过，徐克拍摄时将苏叔阳原作的情节和风格都改变了，唯一保留的就是后面那一把火烧了客栈和两层楼上的打斗。
苏叔阳对于中国电影始终关注，也从编剧的角度发表过犀利的观点。比如，他认为如果缺乏历史思考和哲学思考，也并非真正意义上地去关注平民，就很难成就大师级的导演。
苏叔阳还认为，中国的文学、电影、戏剧要想和西方文化对话，首先要重视中国文化；对于当代编剧，他也很恳切地说:“电影不是在演绎东西，而是在诠释生活的真谛。电影需要用真诚的态度去感染别人，就像把自己奉献给艺术之神的牺牲。”
王金波：饱受癌症折磨他一如既往热情幽默
对于苏叔阳的生前创作往事，他的好友、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北师大教授王金波告诉北青报记者：“他刚刚开始写作，时不时写一些诗歌、曲艺、儿童文学。他是非常热爱生活，又很有激情的一个人，他很容易把生活的感受写出来，变成文艺作品。”王金波说，他还记得苏叔阳当时写了不少儿童歌词，跟清华附中的一位老师交往比较多。
上世纪70年代末，苏叔阳大胆地创作出话剧剧本《家庭大事》，这让王金波等文友大为惊讶的同时也很受鼓舞。当国家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苏叔阳立刻就能很敏感地捕捉到，并用话剧形式表现出来，苏叔阳这种创作思维精神在当时是很超前的。
王金波还向北青报记者表示，苏叔阳是老北京人，他在京味儿文学里贡献了不少才华；他也写了大量的儿童文学，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可以说，苏叔阳是把生活变成艺术的人，他用各种题材来反映生活，儿童散文、长篇小说、电影剧本、歌曲创作，他都做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苏叔阳饱受癌症的折磨。但在王金波看来，有好几次开会碰到苏叔阳，发现他一如既往地热情幽默，没有任何低沉情绪，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癌症患者，即使到了最近两三年，苏叔阳的文学创作节奏放慢了，但仍然坚持着笔耕不辍。
“苏叔阳成了文坛大家声名远播后，他不会以某种艺术形式格局小而轻视创作者。他每次见到我，都说他是写歌词出身的，他忘不了他文学起步的日子。”王金波如是说。
来源：北京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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