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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由皇帝到公民》,主要讲述了爱新觉罗·溥仪,从一个清王朝 的末代皇帝,到被日本侵略者利用,扶持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被俘之 后,又从一名囚犯,被党和人民改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复杂、曲折 的人生经历。讲述了溥仪在新中国,经过党和人民的改造与教育,获得新 生,"由鬼变成人"(溥杰语)的真实故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十四，在醇王府里，光绪皇帝的弟弟、醇王载沣的王妃生了个男婴。他就是清朝第十代，也是最后一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两年之后（1908年）的十月，慈禧太后在过完她74岁生日后，突患痢疾。卧病的第十天，她突然决定立溥仪当皇帝。
慈禧太后的决定使醇王府乱作一团，来接皇帝进宫的内监要抱溥仪走。但3岁的溥仪一见这些不男不女的生人，就拼命地“抗旨”，连哭带打的不让内监来抱。
乳母王焦氏看孩子哭闹可怜，慌忙给他喂奶。溥仪吮到奶水才止住哭声。于是，大家一商量，决定由载沣抱着“皇帝”，带着乳母一起进宫。
溥仪进宫后没过三天，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归西。半个多月后，即举行皇帝的“登极大典”。
在大典之前，溥仪要先在中和殿受大臣们的叩拜，然后再到太和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那天天气奇冷，这样来回一折腾，溥仪一到太和殿便又哭又闹起来。
载沣单膝侧身坐在宝座上，双手扶着皇帝，不让他乱动。皇帝却挣扎着又哭又喊：“我不在这儿，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文武百官的三叩九拜没完没了，皇帝的哭声也越来越大。载沣急得脑后的花翎乱抖，结结巴巴地哄他：“快别······别哭，这就快······快······完了！”
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们窃窃私语起来：“怎么就是“快完了＇呢？”“是啊，说要回家是什么意思呢？”......
溥仪即位，改年号为宣统。这件事，不光在文武百官中议论纷纷，在民间百姓中也引起了一些风波。当时老百姓中流传着一首民歌说：“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
说也凑巧。溥仪当皇帝不到三年，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在重重压力下，隆裕皇太后不得不代小皇帝颁布了《退位诏书》。
中华民国取代了清王朝。原来的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摇身一变，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提出清室优待条件：“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溥仪继续挂着“皇帝”的空名，过起了关起门来的小朝廷生活—闲居养心殿。
溥仪虽过着的是“小朝廷”的生活，但排场仍然奢华。他进餐的时候，御前太监一声“传膳”，几十个太监便抬着大小七八张膳桌，捧着几十个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在东暖阁摆好。
平时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饭、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大约有三十种上下的菜，主要是猪羊肉、蔬菜，也有鸡鸭肉等。
摆上来的菜肴，溥仪常常动也不动。他吃的是太后、太妃们送来的菜肴，因为她们送来的更美味可口。
溥仪究竟有多少件衣服不得而知，但据记载推算，他一年要做五百件左右的新衣。光一个月做衣服用的线、扣等小零碎儿，就支出了二千多银元。
在养心殿，凡是皇帝所用都是“明黄色”的。大殿的琉璃瓦、轿子、椅垫子、瓷质碗碟······无一不是明黄色的。这种独家所有的一切，从小就把溥仪养成了一种“唯我独尊”的意识。
溥仪11岁那年，弟妹们进宫看望他。溥仪同弟妹们玩儿捉迷藏，突然他发现溥杰袖口里的衣服是“明黄色”的，“天颜”大怒。吓得溥杰“嗻，嗻”连声，垂手呆立在那儿。溥仪见状才怒气稍息。因这“明黄色”溥杰差点引来祸患。
溥仪读书，极不用功。经常找借口不去念书，实在找不着借口，就灵机一动，叫太监传谕老师，放假一天。
然后，他就自己到毓庆宫外面那棵桧柏树跟前，去看蚂蚁爬树。看得出神时，他还用小树枝儿帮蚂蚁搬运食物。常常因此忘记了吃饭。
后来，他对蛐蛐、蚯蚓又发生了兴趣，吩咐人搬来大批的古瓷盆缸喂养这些小虫。这样，他在屋里念书的兴趣就更不大了。常常偷跑出来看他的这些“下民”，自己乐得当起“蟋蟀皇帝”来了。
捣蛋，是溥仪“才华横溢”的真实表现。有一次，他发现书桌对面的徐坊老师的眉毛又白又长，觉得挺好玩儿的，就用手摸了摸，冷不防拔了一根，疼得那位徐老夫子直哼哼，溥仪则乐得前仰后合。
为了不让溥仪再闹下去，太妃们想了个办法，给他配上伴读的学生。这样溥仪就有了三个同学：溥杰、毓崇、溥佳。
伴读者有一种“荣誉”，就是代书房里的皇帝受责。有一次，溥仪手舞足蹈地跑进书房，刚要犯“病”，被老师看见了。老师没对溥仪发火，却对着坐得端端正正的毓崇说：“看你何等轻佻！”
溥仪的闹学使老师皱眉；在宫中闹宫，也往往叫太监头疼。他喜欢看狗打架，更爱看狗咬人，每当他的狗扑上去把太监或侍女的鼻子咬破，他就高兴地直跳。
有一次溥仪玩汽枪，把枪对着太监住的房间打，“噗”地一声，一颗子弹穿透了窗户纸，掠过一个胖太监的耳朵，打在一只花瓶上，瓶子被打得粉碎。
溥仪看着窗户纸被打出一个个小洞，觉得很好玩儿。太监们吓得浑身哆嗦，趴在地上不敢抬头。一个小太监跑进乳母的屋子，慌慌张张地叫：“快，皇上拿汽枪打人呢！”
乳母急忙跑到溥仪身旁，用手轻轻抓住汽枪说：“老爷子，屋里有人哪！往屋里打，这要伤了人哪！”溥仪点了点头，这才放下汽枪走了。
还有一次，溥仪忽然想试试这些百依百顺的太监是否真的对“圣天子”听话，就指着地上一堆狗屎模样的脏东西，让一个太监吃下去。那位太监果然趴在地上硬着头皮吃下了那堆“狗屎”。溥仪这才心满意足地叫他们走开了。
到了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嫌当民国临时大总统不过瘾，于是搞了个筹安会，为他当皇帝进行鼓吹和筹备工作。
筹安会为袁世凯粉刷了太和殿等三大宫殿，做了龙袍，刻了玉玺，把前清皇帝的车马仪仗修理一新。可是“好梦不长”，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在一片反袁声中气得见阎王去了。
袁世凯死了，使小朝廷里的人们幸灾乐祸。消息一传进紫禁城，人人都像碰上大喜事一般，奔走相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做梦！”“与其让姓袁的当皇帝，还不如物归旧主哩。”
这些议论，和溥仪的老师们常絮叨的“本朝深仁厚泽，全国人心思旧”的话，在溥仪的耳边引起了共鸣。
不久，民国六年（1917年），大“忠臣”张勋迎合了这种思潮。张勋是著名辫子军的统帅。他第一次进养心殿，是给溥仪“请安”，恭维了几句就告辞了。
过了半月的一天，溥仪正坐在毓庆宫里读书，他的三位师傅一齐出现，面色都十分庄严。陈宝琛师傅先开了口：“张勋一早就来了······”“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大清朝复辟了！”
“啊？！······”溥仪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弄得昏昏然了。他呆呆的看着师傅们，希望他们多说几句话，使他能明白该怎样当这个“真皇帝”。陈宝琛猜透了溥仪的心思，胸有成竹的告诉他如此这般······
于是，溥仪便回到养心殿，再次召见了张勋。等张勋念叨完复辟的说辞，溥仪便按照老师的嘱咐，装腔作势的假意推辞一番。然后又一字不漏的按老师教的背诵道：“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就这样，溥仪升殿，宣旨复辟。11岁的溥仪，第二次当了大清帝国的皇帝。这事儿发生在民国六年（1917年）阴历五月十三日。
这一天，溥仪受到了成群的臣子们的叩贺。11岁的溥仪再不像3岁举行大典时那样哭闹了。反而被大臣们“三跪九叩”的不凡景象搅动的悠悠然，飘飘然了。
溥仪的皇帝瘾没过上几天，就在一片反复辟的声浪中，悄悄脱下龙袍，于民国六年（1917年）五月二十日灰溜溜地退了位。中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张勋复辟的这场闹剧，前后只不过七、八天的时间，便匆匆收场了。
1921年，溥仪已经15周岁了。按清室规定已到了“大婚”的年龄。有太妃们做主，溥仪最后选定了和他同岁的婉容为皇后，同时还选了小他三岁的文绣为妃子。
1922年12月1日，溥仪举行婚礼。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有顶翎辉煌的清室官员，有民国军警所派的照料人员，有捧着“圣旨”、“圣节”的正、副大使，最后是预备给皇后乘坐的三十二人抬的金顶凤舆。
新婚之夜，溥仪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撇下婉容，回到养心殿，看着墙上的宣统朝全国各地大臣的名单。他目光呆滞了许久，自言自语道：“如果不是革命，结完婚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要恢复我的祖业！”
自从英国绅士庄士敦入宫当了溥仪的教师后，溥仪开始醉心于欧化生活。他从庄士敦那里了解到很多世界各地的新鲜事儿，什么飞机大炮呀、坦克机枪呀、什么用化学方法制成的糖果咖啡呀，溥仪心里好像打开了一扇窗。
庄士敦也同其他老师一样，恭顺地称溥仪为皇上。他还常和溥仪谈起复辟的可能性，他说：“中国人民思念大清，每个人都厌倦了共和······皇帝陛下圣德一新是最要紧的。”
溥仪渐渐对庄士敦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开始处处模仿这位英国教师，他叫太监到街上买来大批西装，尽管穿在身上大得出奇，而且把领带像绳子似的系在领子外面，他还是高兴得心里好像开了花一般。
亦步亦趋地模仿庄士敦，醉心欧化生活的结果，使溥仪决心要留学英国一次，然后依靠外国的力量，完成复辟大业。
但是，他留学英国的念头一正式提出，就遭到王公大臣的拼命反对。溥仪哪里知道，如他一走，王公大臣们的饭碗就砸了，地位官职也立即化为泡影，他们如何不拼命反对呢？
可是溥仪并不甘心，他暗中进行着私逃的准备，第一步便是筹备经费。没有，便想到偷。而皇帝要偷，当然要“与众不同”，他采取了最高级的方式。
他伙同也想远走高飞的二弟溥杰，以伴读为掩护，以赏赐溥杰为名，将宫中大批珍贵书画偷运出宫，存放到天津英租界早已买好的房子里。
溥杰每天伴读下学回家，就带走一个大包袱。如此不断的干了半年多，盗运出宫大约一千五六百件古籍、字画珍品。
溥仪出逃的第二步计划，是秘密逃出紫禁城。1923年2月25日，溥仪用钱买通了身边的太监，自以为障碍已经排除，万事俱备，再有一个小时就可以出逃了。
不知是不是那个收了钱的太监报知了内务府。溥仪还没走出养心殿，就听说王爷传令，叫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全部进入戒严状态。溥仪和溥杰一听这消息，坐在养心殿里全都傻了眼。
过了一会儿，溥仪的父亲载沣气急败坏地来了：“听、听、听、听说皇上，要、要、要走······”看他这副狼狈的样子，溥仪忍不住笑了。“没有那么回事儿！”溥仪止住笑说。
载沣狐疑的看了看溥杰，溥杰吓得低下了头。“没有那事儿！”溥仪还这样说。载沣嘟嘟囔囔的说了几句，就带走了溥仪的同谋—溥杰。
“监狱！监狱！”溥仪站在堆秀山上望着城墙，常常这么念叨。“民国和我过不去，还犹可说，王公大臣，内务府也和我过不去，真是岂有此理，我为了城外的祖业江山才要跑出去的，你们却为了什么呢？”
1924年11月5日，在北京发生了轰动全国的逼宫事件。主持这件事的是当时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冯玉祥派了当年的京畿卫戍司令鹿钟麟，带了二十人的手枪队，闯进内务府。
这时，溥仪正在西太后住过的储秀宫里同皇后婉容吃着水果聊天儿。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
为首的一个手里拿着一件公文，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军队来了！说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
溥仪猛地跳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也滚落到地上了。他夺过公文只看了一下，就觉得天旋地转，象个泄了气的皮球，跌坐在了椅子上。稍停一会儿，他又跳起来，火冒三丈的喊：“限三小时搬出去，那我的财产呢？太妃呢？”
“听说景山上已经架好了大炮，皇上不搬就要向宫里开火啦！”“啊！······”溥仪一听说“开火”二字，吓得浑身筛了糠，说话也结巴了：“我签，签······”
这时王爷载沣也赶到了，他一听说皇上已签字，立刻把自己头上的花翎一把揪了下来，连帽子一起狠劲地摔在地上，哆哆嗦嗦地说：“完了！完了！这个也甭要了！”
就这样，溥仪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了紫禁城，先搬进载沣的北府，接着又逃到日本公使馆。
1925年2月23日下午七时，溥仪乔装改扮，换上一件粗布衣料的西装，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扮成小商人摸样，来到火车站，匆匆上了一节开往天津的三等车。
那时北京天津一线检查得特别严格。检查人员望着溥仪，厉声喝问：“你是什么人？”旁人代他答道：“他是日本人。”检查人员这才离开。溥仪坐在车里，始终没说一句话。
就这样，“小商人”安全到达天津，随后妻子、厨子、司机、仆人，还有会武术的护军等也陆续赶到了天津，住进了日租界里的“张园”，正式开始了他的寓公生涯。
张园是一座占地约有二十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天津人称之为八楼八底的楼房。它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的私园。
张园虽不比紫禁城，但是，溥仪的日子并不愁，因为过去“赏”给溥杰的那些宝物，一少部分变成了花花绿绿的钞票。凭借这些钞票每月可得息四千八百元。他在天津还买过几处房子，出租这些房子的房租每月又可得一千多元。
酒足饭饱之余，溥仪还有兴趣看京戏。在紫禁城的时候，溥仪就看过梅兰芳、杨小楼等人的戏。这时，他却不能把他们请进“宫”了，只好到日租界的戏院里去听梅兰芳的戏。
想不到此举又引起了一些遗老的“进谏”，说到外面看戏，有失皇上尊严，并说如这样下去，他们只好引退。
结果是，溥仪只好向他们赔了不是，还赐给那位“直言敢谏”的老书呆子一件貂皮褂子，表示他“从谏如流”。遗老们也立即恭维溥仪“明君纳谏…………”最终是皆大欢喜了事。
在天津，他的心腹老臣郑孝胥照例每天给他讲《通鉴辑览》，听讲书腻了，师徒还互相诌几句律诗。但溥仪写了诗交给郑孝胥修改时，这位老夫子却总是恭维诗写得好。从来没敢改过一个字。
这样的寓公生活似乎是清闲自在的，其实不然。当时日本驻津总领事派了日本籍警官和中国巡捕，就住在溥仪家里，“保护”着溥仪。
溥仪每次出门，日本便衣就立即跟上，寸步不离。溥仪的一举一动，那些警官都一五一十地记在“日志”上。甚至溥仪请遗老们吃饭，新年联欢和溥仪过生日，警官们也都是不请自来。
有一次，溥仪见没有日本人在，便踱到张园住屋的阳台上晒晒太阳。邻居的一群孩子们认出了溥仪，便齐声鼓噪起来：“倒霉蛋皇帝！倒霉蛋皇帝来了！”臊得溥仪的脸通红通红的。
在张园住了五年，因房主的儿子要房租，溥仪只好又搬到“乾园”。这个园子的主人是五四运动中以卖国贼面貌出现的陆宗舆。溥仪把“乾园”改名为“静园”。照溥仪自己的话说“静园”的“静”，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时机”还真被溥仪“静待”来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个多月，日本土肥原贤二大佐到天津来了。他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偷偷会见了溥仪。
“中国通”土肥原见到溥仪毕恭毕敬，满脸堆笑地说：“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对付张学良，日本是诚心诚意的，为了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并表示希望溥仪赶快回到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
土肥原这一番娓娓动听的话，使溥仪像被灌了迷魂汤一样，有些昏头涨脑了。他忽然想到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新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我不去。”
“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土肥原的声调极其肯定。“是帝国，那好吧，我答应去。”溥仪满意了。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动身的办法由吉田翻译官安排吧。”说完，土肥原像来时那样毕恭毕敬地祝溥仪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
但是土肥原走后，师傅们和近臣们却为此出现了两派。一派以老夫子陈宝琛为代表，反对他去满洲；一派以郑孝胥为头子，则催促溥仪万万莫失良机。
在一次溥仪召开的“御前会议”上，陈宝琛和郑孝胥又进行了一场激烈交锋。两派人正在为溥仪的“前途”争论的时候，溥仪的随侍祁继忠忽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惊慌失措地叫喊着：“不好了！炸弹，两颗炸弹！”
一听说“炸弹”，溥仪吓得瘫在沙发上。在混乱中，好容易他才弄明白，原来是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篮苹果，来人放下苹果，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礼品时，竟然发现苹果底下有两颗炸弹。
正在静园上下惊魂未定之时，日本警察和军队闻讯赶来，拿走了炸弹。第二天吉田翻译官向溥仪报告说，那两颗炸弹经过检查，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宣统帝不要再见外人了，还是早些动身的好。”吉田最后说道。
“好！好！请你快些安排吧。”溥仪迫不及待地说。这时，他真恨不得插翅离开静园，飞向令人想往的满洲。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炸弹事件”不过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出闹剧，目的就是使溥仪尽早就范。
在一个深秋的傍晚，溥仪藏进一辆跑车的后厢里，由随侍祁继忠压着这辆“空车”，另一个随侍充当临时司机，偷偷地出了静园。
溥仪一行溜进了法租界邮船码头，上了一艘没有灯光的日本汽船，沿白河而下。经过检查站，岸上要求停船检查。船长下令加速冲关，船像飞起来一样掠岸而过。岸上响起了喊声、枪声，但是渐渐地远了。
1931年11月13日，这位在天津神秘消失的末代皇帝，经过二百五十海里的海上漂泊，出现在了辽宁营口的“满铁”码头上。
在大和旅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派板垣来看溥仪，一谈之下，溥仪才如梦初醒，原来他们并不是来帮助他恢复什么“清室江山”的。这和他“恢复祖业”的宿愿大有出入，溥仪有些怏怏然了。
第二天，板垣把溥仪的“灵魂”郑孝胥、罗振玉以及郑孝胥的大儿子郑垂等人都找了来，并叫郑孝胥向溥仪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答应，就要采取自由行动对付了。
溥仪想来想去，终于屈服了。1932年2月底，在日本关东军的导演下，溥仪宣告东北独立，由他充任“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任“总理”。
从此，溥仪把复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屠杀自己同胞的日本军队身上。日军占领热河之后，他曾大摆庆功宴，慰劳日军将领，祝他们“武运长久”、“再接再厉”。
大概溥仪是有“皇帝命”的，在他做了一年多伪满洲国“执政”之后，继任的关东军司令通知他，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国皇帝”。
得知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国皇帝”的“喜讯”，溥仪真觉得喜从天降，他抚摸着，欣赏着光绪帝穿过的龙袍，并精心为这个新国考虑了年号：康德。蕴含着溥仪景仰康熙皇帝的意思。
但是关东军方面很快表示，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不能穿清朝龙袍，只能穿他们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一听到这一消息，溥仪真像“六月天吃冰棍—凉了半截”。
溥仪争取无望，只得按日本人的意图办。1934年3月1日，溥仪身穿所谓大元帅正装，在长春举行了“登极”典礼。
当晚，溥仪大摆家宴，以示庆贺。在宴会进行到喝香槟酒时，溥杰起立举杯高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到会的人纷纷随声同呼。这声音，使溥仪得意忘形，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既然当了皇帝，必须有后有妃。这时文绣早已离了婚，溥仪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又另选了一个牺牲品—17岁的谭玉玲，成了皇帝的新贵人。溥仪似乎觉得这是恢复了紫禁城时代“威严”的一种表现。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溥仪虽算是新上任的皇帝，不管多么琐碎的事，他都亲自过问。有一次，膳房太监于清和做的点心里因为混入了一根苍蝇腿，被溥仪发现了，便亲自罚了于清和的月例三元钱。
虽然溥仪对苍蝇腿大的小事，是亲自过问的。但是在勤民楼内，他却无“国家大事”可办。因为一切诏书、法令、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郑孝胥等事先和关东军商量好了的，到他那儿只不过签个字罢了，只是照办不误就行。
日本人还派来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兼任伪满洲皇帝的“帝室御用挂”，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他传给溥仪的。
溥仪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能接见什么人，不能接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都要听他的吩咐。
为了将来完全掌控满洲国，需要一个有日本血统的皇位继承人。于是关东军策划了皇弟溥杰与日本贵族小姐嵯峨浩的“亲善结婚”。婚后，溥杰夫妇感情还好。溥仪却对这位带了关东军“秘密使命”来的女人，处处小心。
他同胞弟溥杰一起吃饭，只要桌上摆着弟媳做的菜，他必等溥杰先用过后才稍吃一点。以促进“日满亲善”为目的的这个“亲善结婚”，弄得溥仪连吃饭，也必得御弟亲口“尝膳”之后才敢“进膳”，可谓名副其实的“亲膳结婚”了。
溥仪自己出钱，养了一支近三百人的护军。一天，一部分护军到公园去游玩，与几个日本便衣发生了口角。这群日本人举手就打。谁知这些护军也是“来者不善”，他们使用武术回击。三拳两脚，揍得日本便衣靠不上身。
于是，日本便衣就放出狼狗来咬。护军之中有个武艺高强的人，飞起一脚，踢死了狼狗。然后冲出重围，回到队里。
没想到这一下闯下了大祸，过了不大时间，那二十几个打架的护军便被日本宪兵队带去了。抓去之后，严刑拷打，昏过去了，便灌凉水，一醒过来，就逼着他们承认是“反满抗日”分子。
那些护军不肯承认。最后，按日本人旨意，由溥仪把他们驱逐出境，并向日本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种事情。
溥仪登基后，要照例祭祖拜陵。但日本人却不许他到沈阳的东陵、北陵去参拜，而是强令他去日本，迎回了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
溥仪知道，追随眼前的主子究竟比追念坟墓里的祖宗要实惠得多。于是在帝宫旁边修起了一所“建国神庙”，专门成立了“祭祀府”，每逢初一、十五，溥仪领头，带领“满洲国”的官员们前去祭祀。
在日本人面前，溥仪是忠顺的奴才，而在家门以内，他又是残暴的主子。1942年谭玉玲死后，溥仪又找了第四个牺牲品——15岁的李玉琴。由于门不当户不对，所以溥仪对她也没多少好气，对她的打骂也是家常便饭。
溥仪对家里人都这样，对仆人就更不用说了。溥仪宫中有一些童仆，是从长春的一个所谓慈善团体要来的十几个孤儿，他们受尽折磨，长到十七八岁，还矮小得像个十来岁的孩子。
到了1944年，日本的败象越来越清楚。有一次“帝室御用挂”吉冈又告诉溥仪：“圣战正在紧要关头······大家自应尽量供应物资，特别是金属······陛下可以做个榜样，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
溥仪立即遵命。为了支持“圣战”，他马上命令把伪宫中的铜铁器具，连门窗上的铜环，铁挂钩等等，一齐卸下来，交给了关东军。
他自己还捐献出许多白金、黄金、钻石首饰和银器，甚至连地毯也卷起来送去了。关东军对此大为赞赏，称赞他“在日满善如一体方面，乃是最高的模范”。
皇帝一带头，日伪官吏更加大肆搜刮老百姓。在当时层层逼迫之下，连小学生都得回家去搜敛东西。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日本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同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自从8月9日起，溥仪再也不敢脱衣服睡觉，口袋里总放着一只手枪，并亲自规定了内廷的戒严口令。
8月10日，吉冈以长官的口气“命令”溥仪：“司令部来电话，限你一日之内就动身到通化去······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到苏军的杀害！”
溥仪只好在日本人的带领下，同妻子一起乘火车经通化逃到大栗子沟。在一个矿区的防空洞里过了两天惊惶不安的日子。
8月15日，日本天皇答应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了。溥仪听到广播，“扑通”一声跪下，向苍天磕头，求上天保佑天皇平安。可是，谁能保佑他呢？他茫茫然了······
不一会儿，一群大臣、参议来找溥仪，他们带来了溥仪第三次的《退位诏书》。溥仪站在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大臣、参议们面前，声音颤抖地念完了“诏书”。他“伪满十四年”的傀儡戏就此宣告收场。
8月17日，溥仪连妻子都顾不上带，乘飞机飞到沈阳，再准备从沈阳飞往日本。在沈阳机场休息室里，溥仪听到外面日军被缴械的声音。接着，一位苏联空军军官由吉冈陪着走了进来，向溥仪他们说：“飞机准备好了，走吧！”
一架苏联军用飞机把溥仪等从沈阳载到苏联的赤塔。几个月后，又把他们送到伯力，进了第四十五收容所，溥仪开始了在苏联的五年囚居生活。
第二年8月间，苏联飞机曾把他送去过东京，是为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的。溥仪出庭作证，控诉日本战犯的罪行，连续经过了八天，每天有六小时在庭上。
出庭作证，揭发关东军的罪行，一可以把罪责一股脑儿地推到日本人身上，二可以趁此“表白”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溥仪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有几次他曾在法庭上表现得激动异常。
一次，在法庭上谈到迎接“天照大神”这件事时，溥仪破口大骂，一个日本律师向溥仪提出抗议，说他攻击了日本天皇的祖宗，这不合乎东方的道德。
溥仪激昂地大声咆哮：“我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哈哈······”在场的人哄堂大笑起来。
但是，一个美国辩护律师却不耐烦了，他不分青红皂白，就大声嚷嚷起来：“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罪犯，你终究要受到中国政府的裁判的！”
美国律师的大叫大嚷，以及回想他自己走过的三十多年的路，使他最害怕听到“回国”两个字。于是，他开始写申请书给苏联当局，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居苏联。
他的这种请求失败了，1950年7月31日，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到达了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等到第二天早晨，苏联政府就要把溥仪等战犯交还中国政府。
溥仪极度惶恐的等着“死刑判决书”。天明之后，他跟一位苏联大尉去见中国代表。他们走进一间厢房。这里坐着两个中国人，一位穿中山装，一位穿草绿色的没有衔级的军装，胸前符号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字。
穿中山服装的站起身对溥仪说：“我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现在，你们回到了祖国······”溥仪立即耷拉了脑袋，伸出一双手，等待着旁边的军人给他戴上手铐。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列车从边境开到了沈阳站，溥仪断定不会再走了。他琢磨，这回一准要死在“祖宗发祥地”了。他们被领进一间大屋里，当中摆着长桌、椅子。桌上是些水果、纸烟、点心。溥仪认为这是送命宴。
正在这时，一位伪满洲大臣的儿子来了，他是跟另外一批“伪满”战犯首先回国的。他说那批人回国后，不但都活着，而且家里情况也很好。听到这些，溥仪的眼泪如断线的珠子，扑簌扑簌地落了下来。
溥仪和一批“伪满”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住了下来。所方让溥仪和家族的人们分开，这对过了四十多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溥仪来说，真像是离了水晶宫的“龙”，寸步难行。
一天，溥仪正在院子里散步，所长突然叫住了他：“溥仪！”所长直呼其名，使他感到十分刺耳。几十年来，他只听到过“皇上”、“万岁爷”、“执政”，甚至囚居苏联时人们还称他“上头”。
“是，所长。”他像一个做错了事，害怕被老师责备的学生，磨磨蹭蹭地走过去。“你的衣服跟别人一起发的，怎么你的这一身跟别人的不一样？”所长说话的语调并不严厉，但溥仪却听出这是在批评他。
他低下头去，看看自己，再看看别人。别人身上的衣服整齐、干净，而他的邋里邋遢。衣服口袋扯了半边，上衣少了一个扣子，膝盖上染了一块蓝墨水，而且两条裤腿也是一长一短，两只鞋只有一根半鞋带。
“你衣服上的褶子怎么搞的？”所长见溥仪这副打扮，不禁笑了笑，说，“你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生活的。能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能进步。”
有一次过节，所里让他们吃包子。溥仪大口大口地吃得津津有味，一个管理干部问他：“溥仪，你爱吃韭菜包子吗？”“韭菜包子？”溥仪郑重地夸口说：“这要是韭菜包子，我吃它一斤没问题！”
“哈哈！哈······”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有的人脸上还现出鄙视的神气。原来他吃的就是韭菜包子呀！这讥笑声使溥仪难堪极了。他这样无能，当众出丑，使他恨不得狠狠揍自己两拳。
接着，他又产生了更多的怨恨：他恨西太后为什么单单挑了他当皇帝；他恨当了皇帝后，生活在密不通风，如同罐头盒子一样的宫中；他恨那个鬼制度，把他由一个纯洁无知的孩子毁坏成一个鬼不像鬼，人不像人的“废料”。
不久，溥仪主动要求参加了值日。为了学会照顾自己，他开始自己洗衣服。一次，他弄得满身是水和肥皂泡才洗好了一件白衬衣。等晾干一看，白衬衣变成了花衬衣，好像一幅“水墨画”。
这时，管理所里组织他们政治学习，还要求他们写学习心得和自传。溥仪通过学习，知道封建帝王就是地主头子。明白了这个道理，他感到更可怕了，自传就不敢实写，他悔恨自己的“学习成绩”太差，又怕“成绩”会招来祸患。己
这天该溥仪值日，侄子小瑞拿出一张纸条，放在溥仪手里。溥仪偷偷打开这纸条。只见那上面写着：“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应该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您藏在箱底的东西，您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待，政府一定宽大处理。”
这藏在皮箱底的东西，都是经过精选的白金、黄金、钻石、珠宝之类的珍贵首饰。溥仪把它看成是后半生生活的依靠。再说，隐瞒了这么长时间，才交出去，所方不会认为他过去完全是骗人吗？
他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瘦削的长脸显得更加憔悴了。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尽管这时所方已在小瑞等人的揭发检举下，完全掌握了溥仪匿藏宝贝的处所，但是并没有逼他“招供”，而是耐心地等待。
不知又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溥仪终于下了决心，向所长交出了他带着的四百六十八件首饰等全部财宝。他对所长说：“我没有良心，犯了监规·····.”
所长笑起来了：“你有你独特的经历，自然有许多独特的想法。我可以再一次告诉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说到做到的。不管从前是什么身份，做了什么样的错事，坦白的都可以从宽。如今你有了悔悟，我决定不给你处分。”
所长让管理人员把东西清点收好，给溥仪开了代为保存的存条。溥仪大感意外，连忙说：“不，我不要存条，政府不没收，我也要献出来。”所长说：“我早已告诉你，对于人民来说，更有价值的是经过改造的人。”
溥仪带着存条，回到了监房。他对“坦白从宽”将信将疑了。现在唯一使他不安的是他在自传中撒的谎，看来也像箱底的东西一样瞒不住了。如果说出来，会不会像交珠宝一样平安无事呢？政治问题能和经济问题一样对待吗？
溥仪觉得不能再迟疑了。他右手拿笔，左手托着腮，痛苦地回想往事，把以他为招牌的封建势力，如何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而日本帝国主义就用这招牌，把东北变成它的殖民地的事，一件件原原本本地写了出来······
日子过得真快，1955年元旦到来了。溥仪在管理所已经整整渡过五个年头。1月1日这天，所长来找溥仪谈心，问他：“新的一年开始了，你有什么想法？”
溥仪回答说：“我的罪行非常严重，我听候政府对我的任何处理。”所长听了连连摇头，不以为然地说：“就这样消极？你应当积极改造，争取重新做人嘛！”
3月间，一些解放军高级将领来战犯管理所，所长把溥仪和溥杰叫了去。溥仪一看满屋是金晃晃的肩章，先以为是要开军事法庭了，吓得心砰砰直跳，后来听说是将军们要听听他的学习情况，才放了心。
溥仪做了汇报。将军们认真的听着，最后一位带胡子的首长说：“好好学习、改造吧，你将来会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实况的。”
在回去的路上，溥仪才知道，来视察的是贺龙元帅、陈赓将军等高级将领。他心中无限感慨，曾经被溥仪看来最容不得他的共产党人，事实上，从看守员到所长，再到将军、元帅，无一不是把他当人看待的。
溥仪的思想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他看了电影《中华儿女》里八女投江的壮烈情景，从心里责问自己：“同是中国人，我为什么当时是那个样子呢？”
在抗美援朝时期，溥仪很自然地联想起八国联军。童年时代他就听说过，两万多外国军队长驱直人攻进了北京。因此，他不相信中国能打败美国。
今天又是一个什么局面呢？志愿军同志报告上甘岭战役之后，他流泪了。黄继光、邱少云许多烈士的英雄事迹，使他感动了。同时他也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队有了新认识。
所里组织他们到外面去参观。刚听说参观，溥仪先是一阵恐惧。因为以“天子”之心衡量，老百姓是最粗野的，他们对康德皇帝恨之入骨。如果人们认出他，说不定会把他揍成肉饼儿。他忧心忡忡地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在抚顺露天矿，一位妇女含泪控诉了日本鬼子制造的“平顶山惨案”。她对着参观的战犯们说：“凭我的冤仇，我一口咬死你们也不解恨。可是，党制定了政策，我相信它，执行它，可以永不提个人的冤仇！”
这话使几百名日本战犯们顿时目瞪口呆。这宽恕，使他们流下了羞愧悔恨的眼泪。他们激动地哭泣着，在她面前跪倒，要求中国政府给他们惩罚，因为这种宽恕不是一般的宽恕。
在访问抚顺郊区一个农业社时，被参观家庭的主人刘大娘，回忆了她家在“伪满”时期过的苦难而屈辱的生活。刘大娘的话，像一把铁锤猛击着溥仪的心。
溥仪一直躲在后面，怕被认出来。现在他却感到，如果再不说出自己的姓名，那简直是不可饶恕的欺骗。他挤到前面，低下头，无限悔恨和内疚地说：“您说的那个“康德＇，“伪满”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
刘大娘呆住了。显然这是出乎她意料的事。这时的溥仪，则低着头，闭上眼，等着刘大娘的发落。半晌，刘大娘叹息了一声，擦了擦眼泪说：“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原来默默垂泪的溥仪，听了这句话，突然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起来。他痛恨自己思想的卑鄙和污秽，他感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伟大、光明磊落，不可能用他的标尺去衡量的人。
又是两年过去了，溥仪在管理所里迎来了第十个春秋。过去他放在哪儿都是“废料”。现在，他不但能自己补衣服，料理生活，而且学会了擦地，推车，做豆腐，喂猪。
一到抬石头劳动时，溥仪经常“舞弊”，他总是在后边抬，趁人家弯腰上肩时，偷偷把绳子向后移半尺多。
这样下来，半天就累得他呼哧带喘的。劳动也使得他食欲大增，一顿饭差不多真能吃一斤的韭菜包子。同时也治好了他的失眠症，休息时，头一挨着草把子，就能打起呼噜来。
1959年 12月4日，这是溥仪永生不会忘记的一天，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发布的特赦令，抚顺战犯管理所举行了特赦大会。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了溥仪的特赦令。不等念完，溥仪已经痛哭失声了。
1959年12月9日，溥仪从沈阳乘火车前往北京。到了北京站，他尽情地呼吸日着广场上的新鲜空气，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舒服、痛快和亲切。他对着屋顶上的大钟，掏出了怀表重新校正了时间。
“大哥，大哥！”一阵熟悉而又陌生的喊声，使他回过头去。他先是一怔，接着便忘掉了行李，朝喊声飞跑过去。原来，是三年多不见的五妹和二十多年不见的四弟来接他了。
第二天清早，溥仪一骨碌爬了起来，他要为人民勤勤恳恳地做些好事。他顺手拿了把笤帚认真打扫起来，一直扫到了胡同口。可是回来时却找不着家门了，有位好心的陌生人把他送回了家。
1960年3月，溥仪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园，开始了每天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生活。这是他走上为人民服务岗位的准备阶段。
这年11月26日，他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他端详着这张大红色的选民证，越看越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是多么神圣的称号。如今的溥仪成了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了，世界上有什么珍宝能比它更珍贵？
这一年里，使溥仪高兴的事中，还有他的二弟溥杰也被特赦释放了。溥杰从抚顺回到北京不久，周恩来总理便在中南海西华厅接见了溥仪、溥杰兄弟二人。
周总理接见他们时，讲到党和人民政府实行特赦，那是赦人不赦罪。周总理向溥仪指出：“你在清末当过皇帝，这不能归你负责，可是“伪满”那一段，那就完全是你的责任并负有一定罪责了。”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嵯峨浩带着二女儿嫮生，取道香港来北京与溥杰团聚了。溥仪看着这对夫妻的幸福团聚，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了。
1962年的一天，溥仪非常高兴地对溥杰说：“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我，我们还一同吃了饭，一起照了像！”毛主席的接见，使溥仪感到无限温暖，无限幸福。
1845月1日，经人介绍，溥仪和一个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了婚，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溥仪过去虽曾有后有妃，但那都成了他的牺牲品。只有这个平凡的新家庭，才使他充满了幸福感。
幸福，并不意味着风平浪静。溥仪从没和“工资”打过交道。一发“工资”，他比谁都高兴。一次，发了工资，他拿了钱便往百货商店跑，看见什么好就买什么，还忘不了给李淑贤买雪花膏、梳子、剪刀。他满以为会得到爱人的“表扬”。
可是，李淑贤却问他领了多少工资，好一起盘算这个月的生活，他傻眼了。因为他从百货商店出来时，就花得连买公共汽车票的钱都没有了，他是气喘吁吁地抱着东西跑回家来的。
不过溥仪却有他的突出的“优点”，当他知道这是做错了事时，他能做到“骂不还口”，而且连连保证不再重犯，所以李淑贤嘟哝他几句，不但没发大火，反而自己也“扑哧”一声笑了。
还有一次，他领了工资，不小心全部丢了，多亏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又给他凑足了数，他回家才幸免了一次“唠叨”。这使溥仪更加感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溥仪和溥杰先后被分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处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的文史资料。他经常碰见自己熟悉的名字和与他有牵连的历史事件。由此他更清楚地看出了时代的变化，看出真正强大的力量属于人民。
工作之余，他开始认真的回忆自已半生中走过的路，他要用实际行动来“将功赎罪”。于是，他正了正眼镜，铺开稿纸，用恭楷一丝不苟地继续写作《我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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