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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以南两百公里，离土拉城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叫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地主庄园。一条宽阔的桦树林荫道，从庄园门口直通里面花园中间的住宅。
住宅的正房和两排厢房，十分宽敞，一共有四十多间房间。1828年8月28日，列夫·托尔斯泰就出生在这里。
小托尔斯泰还不满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不到9岁，他父亲又因堕马而引发中风，死在土拉的一条街上。
托尔斯泰是由长住在他家的远房姑妈塔吉亚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抚养长大的。
托尔斯泰最早的教育，也像一般贵族家庭中通常的情形那样，是在家里接受的。起先由几位教养人员教他，后来就专门请来了家庭教师。
13岁那年，他搬迁到喀山，在新的监护人（一个亲戚）那里居住。
1844年9月，16岁的托尔斯泰进入喀山大学，读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第二年，又转入法学系学习。
当时，正是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黑暗时期，农奴制压迫达到极点，人民遭受着极重的贫困，没有一点起码的民主和自由。
虽然环境艰苦，但却仍然可以听到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等文艺评论家勇敢的声音。进步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唤起了大学生托尔斯泰新的思考。
一天的生活快结束了，他取出日记本，在日记中写道：“一种向往科学的热情开始在我心中觉醒过来。”
1847年4月，托尔斯泰和兄妹们分了家产，他得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和另外几个村子，随同土地、房屋一起分派给他的，还有330个农奴。
不久，托尔斯泰向学校呈上了“因健康不佳及家庭原因”要求退学的申请书。真实原因是：他开始厌恶那种不能解决人民疾苦的法律学，不愿再学下去了。
这以后的几年里，他试图寻求一种固定的事业。可当地主他不会经营，想给农民做点好事又没做成功。他彷徨着，不知该怎么办。
两年以后，他又去彼得堡，报考硕士学位，很顺利地考过了两门学科。
可是，还剩有几门学科待考，他却又突然中断了考试，返回雅斯纳雅·波良纳。1849年秋天，他兴致勃勃地为农民的孩子开办了学校。
不久，他到土拉省政府管理局办公室任职。后来，他又跟土拉的一个地主合作租下了一个驿站。
这时，托尔斯泰开始注意到文学创作。他注意观察、分析周围事物，记录内心的心理过程，简要地刻画周围的人物，用日记的形式描写出来。
1851年4月末，托尔斯泰跟着哥哥尼古拉动身去高加索。5月底，托尔斯泰到达斯塔柯夫镇。不久，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了突袭高加索山村的行动。
1852年1月3日，托尔斯泰通过了获取士官生军衔的考试，同一天就接到了授予他“四等炮兵下士”职务的命令。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部队中一共服务了两年半，参加了许多次攻击山民的战役，因为表现优异，被提升为准尉。
在高加索的生活，使托尔斯泰有机会经常接触哥萨克人。他曾和一位叫叶皮什卡大叔的剽悍骑手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后来把他写进中篇小说《哥萨克》里。
有一次，托尔斯泰差一点被契钦人俘虏。幸亏他跳上一匹快马，才从追逐者手里逃了出来。
在高加索，托尔斯泰开始投入写作。他在这段时间里写成了小说《童年》《袭击》，还将近写完《少年》。
1852年7月，莫斯科《现代人》杂志收到托尔斯泰的《童年》来稿。主编涅克拉索夫读完作品，立刻决定刊用。
8月间，托尔斯泰接到了涅克拉索夫的回信，信上称赞他的作品说：“至少作者的方向、内容的简朴和实际，就构成了这部作品无可剥夺的优点。”
当时，作为作家的托尔斯泰是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参与者。1854年1月，他离开高加索，被派往布加勒斯特，加入了多瑙河部队。
不久，他主动要求调往塞伐斯托波尔，并担任炮兵连长，积极参加了这个城市抵抗土耳其和英法联军的战斗。
当塞伐斯托波尔终于被放弃的时候，他目睹着火光中的城市和升起在残破的城堡上的法国旗帜而痛哭流涕。
1855年至1856年的《现代人》上，发表了托尔斯泰的著名小说《塞伐斯托波尔故事》。全俄国都在贪婪地读着他的这部战争小说。
屠格涅夫读了《塞伐斯托波尔故事》，对人称赞说，作品是个“奇迹”，他在读它的时候，曾经流着泪高喊：“乌拉！”
战争结束后，托尔斯泰于1855年11月来到彼得堡，开始跟文学界的人士逐渐接近起来。后来，他回到自己的领地雅斯纳雅·波良纳。他跟农民进行交谈，了解他们对农奴制和土地的看法。
农民们说：“我们是你的，可是土地是我们的！”托尔斯泰听后并不高兴。他只准备交出部分土地，而且还必须付给赎金。
在自己领土上解决“农民问题”的失败，使托尔斯泰深深陷入思想的矛盾。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857年，托尔斯泰第一次出国旅行。他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
本来他以为外国有在俄国“甚至连想象都想象不到”的“社会自由”。可当他在巴黎看到一次断头台杀人的残酷情景后，终于打破了他的幻想。
他到了风景如画的瑞士小城琉森，这儿是阔绰的外国旅行者云集的地方。一天黄昏，他在住宿的旅馆前，看见一个流浪的歌手在卖艺弹唱。
衣着华美的旅行者听得津津有味，歌手唱完一曲，便摘下帽子伸向观众，但没有人往帽子里丢一个钱。
于是歌手又重新唱了一支歌，但还是什么东西也没有人给他。他只好不声不响地离开那些人，消失在黑暗的夜色中。
托尔斯泰目睹这一切，心被触动了。他连忙追上那个歌手，邀他进餐厅去。那些阔绰的旅行者们不愿意和一个穷流浪者在一起用餐，纷纷离开了餐厅，这(使托尔斯泰非常生气。
从国外回来后，他写了短篇小说《琉森》，暴露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面目。他激动地将小说朗诵给自己的一些亲戚听。
1859年1月22日，托尔斯泰被选为莫斯科大学设立的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的会员，在协会的集会上，他作了入会演说。
由于受“纯艺术”创作思想的影响，托尔斯泰的小说《青年》和《家庭幸福》发表后，遭到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的尖锐批评。
托尔斯泰陷入创作上的苦恼，一度想放弃文学创作，用打猎等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1859年11月，托尔斯泰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开办了一所国民学校，从事教育活动。
1860年，托尔斯泰第二次出国旅行。在奔驰的火车上，他也没有忘记用作家的眼睛去观察生活。
他来到伦敦，会见了赫尔岑。赫尔岑当时是政治流亡者，从1847年就离开了俄国，一直大胆地揭露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真面目。
赫尔岑跟托尔斯泰像老相识似的倾谈起来。托尔斯泰钦佩赫尔岑那旺盛的热情和深厚的爱国心。
接着，托尔斯泰来到德国。为了了解德国的教育体制，他到学校访问，十分不满教师鞭打学生的强迫训练方法。
1861年，俄国的农奴制被废除。托尔斯泰担任了和平调解人的职务，负责调解当地地主和农民之间所发生的土地争端。
托尔斯泰同情农民的调解，引起了第三厅的暗探们的注意，他的行动受到秘密监视。1862年7月6日至7日间，一群暗探趁托尔斯泰离家外出，对他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住宅进行了搜查。
当时在巴什基利亚的托尔斯泰得知自己的住宅被搜查的消息后，非常愤懑，立即表示了对政府的抗议。
学校的教育工作增进了托尔斯泰对农民孩子的了解和关心。托尔斯泰跟农民群众广泛接触，用心研究农民的心理特点和生活习俗，以及他们丰富多彩的语言。
这一年，托尔斯泰创办了《雅斯纳雅·波良纳》杂志，并在第一期上发表了他的一篇具有民主思想的纲领性文章。
有一次，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参加一位朋友家的午餐聚会。在席间大家谈论起屠格涅夫的英国家庭女教师及对其女儿的教育。
屠格涅夫大大夸奖了那位家庭女教师的贵族化教育，而托尔斯泰则认为那是虚伪、造作的教育：“像是在演一幕不真诚的戏。”
“我请求你别说这种话！”屠格涅夫站起来尖声喊道，气得鼻孔都胀得老大。“我为什么不能说？”托尔斯泰反诘道。两人争吵起来。
1862年，托尔斯泰写成了以农民为主题的中篇小说《波里库希卡》。它以艺术的形式体现了托尔斯泰对俄国农民的生活和心理的深刻认识。
屠格涅夫读了《波里库希卡》后，写信给一位朋友称赞说：“对这位伟大天才的感人力量非常惊异。”他连称：“巨匠，巨匠！”
这一年，托尔斯泰还写成了中篇小说《哥萨克》。小说刚一出版，人们便争相购买。
“劳苦的百姓们度过漫长的冬夜，已经起身，准备去工作。可是老爷们呢，却还在过着黄昏······”一位青年立即被小说的开头所吸引，不禁念出声来。
托尔斯泰与赫尔岑经常联系。他收到赫尔岑寄来的《北极星》杂志，谈到杂志上刊载的有关十二月党人的各种资料，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
有一次，托尔斯泰去莫斯科，认识了宫廷事务所医生别尔斯一家人，对他们很有好感。他尤其爱慕别尔斯的二女儿索菲亚，认为索菲亚是个符合他理想的好姑娘。
当他离开莫斯科时，多么想对索菲亚倾吐自己心中的恋情！可是他没有这样的机会，只得匆匆而别。
1862年的夏天，别尔斯一家来到距离雅斯纳雅·波良纳不远的、他们祖父的领地上做客。
8月28日晚上，别尔斯家里的宾客都散尽了，托尔斯泰故意留着不走，他悄悄地要求索菲亚也留下来。
当客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时，他用粉笔在桌子上写了几个字给她看。那是几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排列起来的意思是：我爱的是你，而不是你家里所猜想的你的姐姐。
索菲亚红了脸，笑着，默默示意她懂了他的意思。不久，索菲亚一家返回莫斯科，托尔斯泰也随同前往。
托尔斯泰陪同索菲亚去莫斯科最大的商店，购置结婚礼服和首饰等。9月里，他们在莫斯科举行了婚礼。那时，索菲亚只有18岁。
婚后，他们马上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双双动手建设家庭和整顿起田园来。托尔斯泰又重新开始严肃的创作，他告诉索菲亚，他要写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长篇小说。
托尔斯泰为了使小说保持历史的真实性，每天都要认真研究历史文件，读各种回忆录和历史小说。
题名《皆大欢喜》的小说初稿完成了。后来，托尔斯泰修改了全部主要人物的发展线索，引进了新的人物，给作品定名为《战争与和平》。
1867年9月25日，作家为了研究战役发生的地点，特地到鲍罗京诺战场去了一趟，画战役形势图。他还找到了1812年鲍罗京诺战役参加者—几个老年人，听他们讲述当年战争的壮烈场面。
直到1869年10月中旬，托尔斯泰才把《战争与和平》的最终校样送进印刷所。《战争与和平》出版了，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轰动了整个文学界。
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读到《战争与和平》后，立刻写信给屠格涅夫，极度赞叹“这是一部第一流的作品！······我在读它的时候，屡次高兴得喊出声来！”
在完成《战争与和平》后，托尔斯泰对戏剧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一连几个月，他都在阅读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果戈理、莫里哀的戏剧作品。
1870年2月，他完成了以彼得大帝时代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的初步构思，将它交给妻子索菲亚看，并兴致勃勃地向她讲述创作打算。
他着手研究关于彼得时代的历史资料，一边阅读有关书籍，一边在各式各样的小札记本里记下一切可能需要的资料，如当时的风俗、习惯、衣着等等。
1871年，托尔斯泰迷恋学习希腊文，甚至把其他一切工作都搁置不管。索菲亚惊异地说：“你的兴趣真是太广泛了！”
一天夜里，索菲亚发现丈夫在睡梦中还在讲希腊语。
19世纪70年代初期，托尔斯泰决定怀着高尚的人道主义动机，准备编一本供家庭和学校使用的《启蒙课本》。动笔之前，他先听取了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意见。
为了替这本课本选择一些最优秀的作品，他阅读了大量的俄国壮士歌、谚语集、民间文学作品，希腊、印度和阿拉伯文学等专门的儿童读物和杂志。
托尔斯泰将初选出来的各类作品，分送给一些研究儿童文学的专家看，向他们咨询意见。
接着，他恢复了一度停办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小学，亲自上课堂讲课，根据农民孩子们领悟的情况，来检验个别文学作品的通俗易读性。
托尔斯泰接受报界人士的访问，回答他们说：“我之所以要求教育为人民，是为了拯救那些被埋没的普希金们和罗蒙诺索夫们！”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872年秋天，《启蒙课本》终于印行出来了。它分初步知识、算学、俄罗斯读物、斯拉夫读物及教师参考等几个部分。
三年后，托尔斯泰将改编后的《启蒙课本》，用《新启蒙课本》的名义重新出版，它在作家生前印行了三十多版，成为好几代俄国小学生的课本。
1873年秋天，托尔斯泰开始构思、创作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索菲亚为了使托尔斯泰有充裕的时间修改、提高小说的艺术质量，主动承担了誉抄《安娜·卡列尼娜》原稿的工作。
这年夏天，托尔斯泰和索菲亚来到他们在萨马拉省的田产所在地。这里本来风景宜人，是消暑的好地方。
可是，这一年全区都遭遇旱灾，田地上不见庄稼，只见一片枯黄的焦土。
托尔斯泰对加弗里洛夫卡村里每十户人家中的一家，进行了财产状况的调查登记，用事实来证明农民正濒临饿死的边缘。
他向报界人士呼吁：一切俄国人都立即行动起来，援助受难的百姓。这个呼吁对组织救济萨马拉省饥民的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萨马拉省回来后，托尔斯泰重新恢复写小说的工作，他希望能很快完成《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1875年第一期的《俄国通报》上，开始刊载《安娜·卡列尼娜》。小说刚一发表，便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受到欢迎。
这个时期，托尔斯泰渴望丢下自己的小说，去集中心思探讨种种哲学和宗教方面的问题。1875年夏天，他来到基辅，参观了那里的大教堂。
托尔斯泰深入隐修者住的山洞，跟修士们交谈。1879年10月1日，托尔斯泰访问了谢尔盖三一大寺院，跟那里的主持列昂尼德谈了话，了解官方教会的情况。
他在自己的笔记簿上写道：“教会就是一连串的谎言、残忍和欺骗。”表达了自己对于官方教会极端否定的看法。
从基辅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后，他向人们宣传说：“我们必须建立生活的道德准则，拯救自己的灵魂。以忍耐和仁慈为怀。”
托尔斯泰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反省，他觉得自己不应当再过寄生虫的生活，而要改变日常的生活习惯，不喝酒，改吃素食。
此后，他每天早起不再去打猎，而是跟仆人一块做些体力劳动，打扫院子、锄草、耕地等。托尔斯泰生活上的新原则遭到了妻子和女儿的激烈非难。她们不赞同他的做法，称他是“疯子”。
托尔斯泰内心十分痛苦。在日记中写道：“就好像只有我一个不疯的人住在一所由疯子当家作主的疯人院里。”
他决定从此不再过问田产管理，把家里全部财产事务的处理权也正式移交给妻子索菲亚。可家中仍有宾客，也有音乐、唱歌、盛宴，他对这一切厌烦极了。
为了逃避他厌弃的家庭社交活动，托尔斯泰经常到附近村庄的农民家去，跟他们进行有趣的交谈。
1881年秋天，托尔斯泰全家迁居莫斯科。
灯红酒绿的莫斯科街道上，充满着贫穷和奢侈的强烈对比。托尔斯泰一开始就厌恶这种城市生活。
由于他的伯爵身份和作家地位，他又经常被邀请参加贵族阶层的各种豪华社交活动。那些在舞会上穿着华艳的夫人、女士和小姐们，弄姿搔首，大卖风情。托尔斯泰见了十分厌烦。
不久后，他参加城市贫民住处的人口调查，来到希特罗夫城市的下等宿店访问。
这里，塞满了一群无衣、无食、无处容身的劳苦贫民。他倾听着他们心酸的叙述，不能不为之震惊和同情。
为了深入了解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托尔斯泰曾去收容所和监狱访问。那里有大批被拘的乞丐和娼妓。
冷酷的生活现实，加深了托尔斯泰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认识和怀疑。他毅然辞去贵族长的职务，拒绝再任法院的陪审员。
这件事很快被人报告到沙皇那里，沙皇听了很生气，命令政府方面采取措施，防止以后发生类似的不轨行为。
托尔斯泰跟妻子以及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起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在家中的孤独。
这天，索菲亚又嘲笑他的思想和行为，骂他是“疯子”。托尔斯泰十分生气，向她宣称： “我正在思考着离家出走！”
在莫斯科居住期间，托尔斯泰经常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去，跟农民们生活一阵子，呼吸一下乡村的新鲜空气。
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充满了矛盾。他无情地揭露官方教会的谎言，同时却向人们提出自己新的宗教概念。
他创作的民间故事、传说和寓言，都具有宗教道德的倾向性，鼓吹“不抵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的理论。
为了使这些民间故事都采用新的质朴的文字风格，托尔斯泰曾在整整一个夏天里，在通往基辅的公路上，跟朝圣者、流浪者、过路人交谈，把民间词汇、谚语等记在小本子里。
在19世纪80年代，托尔斯泰创作了不少戏剧，如《丑角演员》《教育的果实》和《黑暗的势力》等等，提出了农民的命运问题。
1887年春天，检察官柯尼在托尔斯泰家做客。他向作家讲述了一个叫奥尼的人的生活史，为作家后来创作《复活》，提供了人物原型和故事情节。
1891年秋天，托尔斯泰和长女塔姬雅娜及其他助手一起，在土拉和梁赞省的很多县里，自己出资筹办了“饥民施食所”。
托尔斯泰的这种活动没有受到政府方面的赞许，舆论登载了一系列文章来反对他，把他和他的支持者们称作“社会秩序扰乱者”。
然而，托尔斯泰并不害怕，他仍然用笔来做斗争。从1889年到1899年的十年间，他一直在精心创作长篇小说《复活》。
《复活》在1899年3月号的《田地》杂志上开始连载，立即引起了轰动，读者争相购买。《田地》杂志很快销售一空。
托尔斯泰同高举现实主义旗帜的作家契诃夫会面，两人促膝长谈。他称赞契诃夫的小说《孩子们》和《在法庭上》是真正的“珠玉之作”。
1900年，在莫斯科、托尔斯泰的家里，作家和高尔基第一次会面，他很喜欢高尔基这位“真正来自民间的人”。
这年秋天，高尔基在莫斯科再度访问了托尔斯泰，他们在一起合了影，留下了珍贵的照片。1901年，托尔斯泰以他素有的果敢和毅力，为当时被关在尼日戈罗德监狱的高尔基辩护。
这一年，沙皇政府无法逮捕托尔斯泰，又无法封住他的嘴，于是下令神圣宗教院开除托尔斯泰的教籍，指望借此打击他的威信。
可是，这年秋天，患病的托尔斯泰在亲属和友人的陪同下乘火车去克里米亚疗养，当中途在哈尔科夫站停车时，车站月台上自动聚集起好几百人，向他表示慰问。
1904年，托尔斯泰写完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当高尔基读到这部作品时，十分惊异托尔斯泰的那种旺盛创造力。
1908年，在俄国和全世界的许多国家里，庆祝了托尔斯泰的八十诞辰。列宁为此发表了他那篇天才的论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在庆祝的节日里，托尔斯泰接到了不少亲切的贺信，其中充满着对他的极大热诚和同情。1909年秋天，是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度过的最后一个秋天。他要动身回雅斯纳雅·波良纳。
9月19日，人们为他安排了一次重大的送别式，广场上预先就聚集了好几千人，有学校学生、工人、商人、艺术家和演员们。
宏大的“乌拉”声欢送着在车站附近出现的托尔斯泰，人群簇拥着他，走向月台。
人们静听着他的简短告别词：“怎么也料想不到我能得到那么大的欢乐。大家会对我表现那么大的同情…………谢谢你们！”
虽然他在创作中获得了成就和欢乐，可是在家里却不被理解，妻子索菲亚和他再次发生严重冲突。
1910年10月28日清晨，托尔斯泰在家庭医生的陪伴下，瞒着妻子悄悄地永远离开了雅斯纳雅·波良纳。
在出走的途中，他着凉得了肺炎，因此决定在阿斯塔波沃车站下车。
1910年11月7日早晨6点零5分，托尔斯泰死在车站站长的屋子里。他临终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再管我了，世界上比我更困难的人多的是。
托尔斯泰被安葬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旁，他遗嘱指定的地方。简单而质朴的墓地，已成为全世界民众瞻仰的圣地。
文学脚本：《列夫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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