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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O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在湖南道县城的一条小巷内，一个姓何的穷秀才家里生了一个女孩，取名葆珍。
穷秀才虽然做点小买卖，但微薄的收入负担不起繁重的苛捐杂税，葆珍的妈妈还没做完月子，就出去帮人家浆洗，挣钱来补贴家庭生活。
几年后，葆珍的妈妈又生了一儿一女，不久就卧病不起。艰难困苦的生活，使她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妈妈死后，家里的生活更困难了。尽管葆珍的爸爸拼死拼活地干，日子还是没有转机。
葆珍常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弟妹，身体本来就很单薄的葆珍更加消瘦了。她爸爸无奈，忍痛给葆珍找了条活路。
一天早晨，一个老妇人来了，上下打量着葆珍。爸爸叫葆珍上前拜见婆婆。原来，爸爸已把葆珍送给她当童养媳了。
老妇人拿出一件衣服给葆珍穿上，带她走了。葆珍哭喊着：“爸爸！爸爸！”可是爸爸低头转过身去了。
葆珍随婆婆来到了一座大宅院前。婆婆给葆珍擦了擦眼泪，和气地说：“乖孩子，听婆婆的话，跟我在这儿做工，可不许自己回家。”原来，婆婆是这家的女佣人。
婆婆教她一些规矩，然后带她去见主人。葆珍看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女孩。婆婆忙叫葆珍喊：“老爷！”“太太！”“小姐！”
从此葆珍就成天侍候这个小姐。一天劳累下来，到了晚上，葆珍就想念爸爸和弟弟妹妹，夜里常常梦见爸爸来接她回家。
一天，婆婆真的陪她回家了，葆珍象鸟儿出笼一样的快活。葆珍用省下的工钱给弟弟、妹妹每人买了件小礼物，又特意给爸爸买了些他最爱吃的东西。
葆珍走进家门，见到几位老邻居在叹气。她忙找爸爸，一看，爸爸已死在床上了，她扑到床前大哭起来。弟弟、妹妹拉着她的衣服，哭喊：“姐姐！”
葆珍跟着好心的邻居们去埋葬了爸爸。当她从坟地回家时，三岁的妹妹不见了，婆婆才告诉她，为了给她爸爸换一副薄棺材，只好把她妹妹卖了。
葆珍一边哭喊着妹妹，一边拉过弟弟，紧紧地抱着。剩下这孤苦的小弟弟，今后怎么办呢？葆珍正发愁、哭泣，有位好心的邻居答应收留她的弟弟。葆珍才依依不舍地和弟弟分手，跟着婆婆回地主家。
第二年，小姐要上学读书，老爷叫葆珍去陪伴小姐读书。葆珍每天跟着小姐上学，小姐上课，她就站在教室的角落里认真听先生讲课。
日子长了，先生有些不忍心，就要葆珍在后面空位子上坐下听。有时学生提问，班上其他学生答不上来，葆珍却能回答得很好。最后，先生终于把她吸收为班上的正式学生。
葆珍和小姐同时毕业后，又陪小姐一起去考县立师范学堂。发榜那天，她心里有些急迫，走在小姐前面，小姐轻蔑地说：“你急什么？穷丫头还能考得上？”
谁知到了榜前，葆珍一眼就看到自己考了第三名，高兴得跳了起来。可是小姐却落了榜，站在葆珍身旁掉泪，葆珍赶快收敛笑容。
葆珍陪小姐回到家里，老爷瞪着眼对她说：“不许你上学，把你的名额让给小姐！”葆珍不禁一愣，差点哭了出来，刚想分辩，就被太太推了过去。
不久，葆珍的婆婆死了，她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无论多苦多累，葆珍总是要挤出点时间看书，盼望着有一天能再进学校。
一九一七年，葆珍十五岁时，原来学堂的先生向地主说情，解除了她的雇约，并资助她考上了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堂。
葆珍去上学的那天，好心的先生来送她，语重心长地嘱咐她好好求学，为妇女争气。葆珍十分感激先生把她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并给了她求学的机会，她表示，一定不辜负先生的期望。
两年后，五四运动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席卷了湖南。三女师的学生也三三两两地谈论这场伟大的运动。
当时共产党人夏明翰、张秋人等同志也常到三女师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葆珍听了他们的演讲，懂得很多革命道理，在这以后，又常去向他们求教、借书。从此，葆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她象一颗火种在三女师燃烧起来。
不久，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三女师选举学生代表，葆珍得票最多。
当时三女师的校长欧阳骏思想顽固保守，对学生运动恨之入骨。当有些进步学生毕业时，欧阳骏企图以“品行不端”为借口扣发她们的毕业证书。葆珍闻讯后，理直气壮地去责问欧阳骏。
欧阳骏以开除学籍威胁葆珍。葆珍冷笑一声说：“你办学无能，阻碍学生进步，我要向社会控告你！”
这时，围观的学生也齐声高喊：“欧阳骏不是好东西，快卷起铺盖滚蛋！”
欧阳骏恼羞成怒，跑到官府密报葆珍破坏校纪、带头造反。官府扬言要严厉惩治，以图杀一儆百。欧阳骏得到官府撑腰，就把葆珍关了起来。
中共衡阳支部书记张秋人知道消息后，忙设法营救葆珍。有天夜里，月色朦胧，张秋人悄悄来撬开门锁，扶着她越墙逃了出来。
他们到了一个店铺门口，葆珍见到本校学生运动的骨干张琼同学也在那里。张秋人同志对她俩说：《党组织决定送你俩到长沙工人阶级中去学习、锻炼，现在就走。”
她俩随张秋人同志到了湘江边，见有一只船等在那里，老艄公忙上前搭跳板接她俩上船去。
葆珍和张琼告别了张秋人同志，站在船头，心中象江水奔腾：她俩生命的航船又驶向新的航程。
她俩到了长沙，按照张秋人同志指示的地点，见到了毛泽东同志和杨开慧同志。毛泽东同志和她俩亲切交谈，鼓励她俩努力工作，还拿出钱来给她俩购买生活用品。
葆珍和张琼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白天去工人自修大学读书，晚上就分头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鼓动，还教工人们学文化。
当时搞工运的何叔衡、刘少奇等同志也常帮助她俩。少奇同志看了葆珍学写的文章，十分称赞，还亲自帮她修改。可是不久，少奇同志就到安源去了。
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反动派残酷镇压，许多地方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唯独安源煤矿的工运还热火朝天，悬挂在安源工人俱乐部的镰刀铁锤红旗高高飘扬。
有一天，毛泽东同志找到葆珍，和蔼地对她说：“安源工人俱乐部没有女同志，党派你到那里去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吗？”葆珍回答道：“没有意见，我服从党的安排，说走就走吧！
葆珍到安源后，工作很积极，一九二二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少奇同志参加了她的入党宣誓，紧握着她的手说：“葆珍同志，你要做一个党的好女儿！”
葆珍同志经常和少奇同志接触，除了谈工作，有时也在矿区大道上散步谈心。
共同的革命理想把两颗心连结在一起了。一九二三年四月，少奇同志和葆珍同志经组织批准结婚，工人们为这对革命夫妻举办了俭朴而热烈的婚礼。
第二年，葆珍同志生了一个白胖的男孩，少奇同志给他取名刘允斌。有些工人虽然家庭生活比较困难，还高高兴兴地送来母鸡、鸡蛋等营养品。
少奇同志连忙谢绝，可是工人们却笑着说：“为了养育革命后代，我们喝野菜汤也心甘情愿！
小允斌长到一岁多了，非常活泼可爱，少奇同志每天回到家，总要先抱抱小允斌才吃饭。葆珍同志忍不住打趣说：“你呀，比当妈妈的还会疼儿子哩！”
一天，少奇同志告诉葆珍，党组织要调他俩到别处工作，由于环境险恶，不能带着孩子走。
葆珍心情沉重地问道：“那孩子怎么办呢？”少奇同志说：“组织上已经作了安排。”这时，老工人朱少连同志来了，少奇同志说：“小允斌就寄养在他家。”
葆珍同志熟悉朱少连，知道他忠厚可靠。但是要割舍自己的亲骨肉，心里总是很难过的。她的脸紧贴着小允斌的脸蛋，颗颗泪珠滚落下来。
老朱以为葆珍同志不大愿意，拍着胸脯说：“嫂子，你就放心吧：我保证做到三条：一、小允斌长大了还是姓刘；二、他会说话了，就叫我伯伯；三、十八年后，还给你刘家一个共产党员！
葆珍激动地说：“老朱同志，我们干革命，不管朱家刘家都是一家，只要孩子长大了能为革命做点好事，我就放心了！”
几天以后，少奇同志老家有个亲属来到安源，他知道这件事后，一定要把小允斌带回老家去。老朱也通情达理，没有争着抚养小允斌，让亲属把小允斌带走了。
一九二五年春，少奇同志和葆珍同志离开安源时，工人们含泪相送，送了一程又一程。
少奇同志和葆珍同志远去了，工人们还不愿意回去。他们看见天上鸟儿翩翩，默默祝愿这对革命夫妻展翅齐飞。
葆珍同志随少奇同志在长沙、广州、武汉、天津、沈阳、哈尔滨、上海等地工作过。她担任党的交通员时，每次都机警地甩掉敌特的跟踪，胜利完成了任务。
有时葆珍同志在某个城市以当店铺的老板娘为掩护，做联络工作。每当接应到党的同志时，她总是亲自给这些同志做可口的饭菜。
有时葆珍同志又在某个城市当“女佣人”，住守党的机关。党组织夜里开会时，她在外屋窗口望风，那对警惕的眼晴，比天上的星星还明亮。
有时葆珍同志又以教师身份出现，进入某个城市上流社会。由于她很会做工作，许多爱国民主人士都尊敬她，常请她到自己家里做客。
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九年，少奇同志在长沙、沈阳两次被捕，葆珍同志在党组织领导下，全力参加营救活动。少奇同志第二次被营救出狱回来的那天晚下，葆珍同志忍不住扑在少奇怀里掉泪。
少奇同志安慰她说：“葆珍，为了革命，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你要勇敢坚强啊！”葆珍同志擦了擦眼泪说：“我也做出了最坏的准备，可是有时我想到万一我们俩······那孩子怎么办呢？
少奇同志看见睡熟了的女儿爱琴，红润的脸蛋象花朵般美丽，不禁深情地说：“葆珍，你一个人肩挑重担，真难为你了！但愿爱琴将来永远记住自己的妈妈：”
一九三二年冬，少奇同志从上海转到中央苏区工作，葆珍同志留在上海担任互济会营救部部长。在码头分手时，她把连夜织好的一条围巾给少奇同志围上，疼爱地说：“你别为我担心，多保重自己···...”
这时葆珍同志已生了第二个儿子刘允若。少奇同志说：“为了减少你的家务负担和以防不测，把爱琴送到奶妈家去吧！”葆珍虽然舍不得，但还是点头说：“少奇，我听你的。”
少奇同志走后，葆珍同志把允若留在身边，但她工作很忙，邻居一位大嫂常帮助她照看孩子。这位大嫂也是穷苦人出身，丈夫是工人，葆珍同志就常给邻居大嫂谈革命道理，两家感情很好。
一九三三年三月，党中央委员罗登贤同志和廖承志同志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葆珍同志利用一切关系配合党组织把他们营救出来了。可是她却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被敌特跟踪。
有一天，葆珍同志回到家，刚上楼梯，邻居大嫂抱着允若急忙告诉她：刚才有几个鬼头鬼脑的家伙来查户口，看样子，是要来抓人。
葆珍同志立刻意识到情况危急，迅速进门点着煤油炉，焚烧党的文件。
这时远处传来警车声，邻居大嫂忙催她赶快离开，还说：“我抱着允若送你走！”她从窗户向下望望，发现街上有特务游动，忙端回放在窗台上当联络暗号的盆花。
葆珍知道已被特务包围，难以脱身，闪着依恋的目光对大嫂说：“大嫂，我恐怕走不成了······我把允若交给您，请您多照应，过几天会有人来接他的。”说着掏出几个银元塞给大嫂。
大嫂抱着允若先下楼了。葆珍从墙上取下她和少奇同志的合影，深情地望着，她仿佛看到少奇同志正在中央苏区为党勤奋工作着。此刻，她是多么想和少奇同志在一起战斗啊！
别了，战友！别了，亲人！葆珍藏好照片，拍了拍身上的尘灰，从容地走出了房门。葆珍同志被黑狗仔押上了警车。街上的群众对反动当局的暴行，都怒目而视。
大嫂抱着哭喊的小允若流着眼泪看葆珍，引起了特务的怀疑，过来说：“这小东西为啥哭，是她的儿子吧？”“这是我的儿子！”大嫂说罢，挤进街上的人群里。群众故意拥过去挡住特务们，大嫂转眼不见了。
葆珍被捕后，被押送到南京瞻园路伪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这里岗哨密布，戒备森严，左右有两排牢房。伪宪兵司令谷正伦经常亲自巡察，闪着一对虎狼般的眼睛，更增加了恐怖气氛。
葆珍同志被关在右边的女牢单间里。因为她化名王芬芳，公开的职业是教师，党的秘密文件片纸只字也没有落到敌人手里，所以敌人审讯她，不仅毫无所获，反而被葆珍同志质问得哑口无言。
有一天，葆珍同志被几个宪兵用黑布蒙着双眼，押送走过一座曲折的小石桥，来到一座古老的厅堂内。
葆珍同志被捆绑在圆柱上，遭受轮番毒打，也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最后被打得昏死过去。
葆珍同志被押送回隔壁的伪宪兵司令部时，她扯掉眼睛上的黑布，看到园内的假山池水、亭台楼阁，好一座花园，却成了敌人残害革命者的地狱，心中十分悲痛！
这里原来是明代中山王徐达王府的西圃—瞻园，乾隆皇帝下江南时，亲题“瞻园”横匾。中统局盘踞在这里，关押、审讯了许多重要的共产党人。葆珍同志身上流淌的鲜血洒在曲折的石桥上。
不久，葆珍同志又被押到这座厅堂内（今瞻园“静妙堂”），在这非法的“法庭”里，被无辜判处了十五年徒刑。
葆珍同志被押送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囚禁。这个监狱的三号号子关押了近三十名女政治犯，其中有共产党员钱瑛、帅孟奇、耿建华、夏之栩等同志。当葆珍被推进号子时，夏之栩不禁惊呼：“啊？！是你！”
押解葆珍同志的监狱“二科长”，是个狡猾的家伙，他马上瞪着眼睛追问：“你们认识呀？”
原来夏之栩同志熟悉葆珍同志，知道她是少奇同志的爱人。这时葆珍同志忙机警地大声说：“哦，你不是我的学生的家长吗？我是王芬芳老师，你······想起来了吗？”
夏之栩同志心领神会，忙拉着葆珍同志的手说：“对对对，王芬芳老师，我想起来了，你教书可好啦！”“二科 长”见此情形，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自从葆珍同志被关进三号号子，号子里便显得活跃起来。葆珍同志年纪较小，她又会唱歌、唱戏，常表演节目，鼓舞难友们的斗志。
有一次她唱自编的京戏：“骂一声，蒋介石，你这卖国的奸臣······”“二科长”听到“蒋介石”三字，忙“咔嚓”地双脚并拢立正，象立着一根木桩，难友们更是大笑不止。
有时饭后放风，男号子的难友们要葆珍同志表演节目。她听到他们是东北口音，就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得他们热泪夺眶而出，痛骂蒋介石卖国贼！
后来，葆珍同志被选为监狱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她很会做鼓动工作。凡是号子里的难友们受刑回来，她边包扎伤口，边讲故事、说笑话，安慰难友们。
葆珍同志看到难友们的衣衫被撕打得破烂不堪，就利用放风的机会捡来竹篾子和废罐头盒铁片，细心地加工成为一根竹针。
有了“针”，没有线怎么办？葆珍同志从自己的白袜子上拆了一缕缕棉线，她就用这样的针线给难友们补衣服。
葆珍同志是个巧手，她还在自己的外衣胸襟上绣了一朵小花。难友们看到这朵白色的小花，仿佛闻到了花香，虽然身处黑牢，也好象感到春天就要到来。
有些穷苦人出身的狱警看到葆珍同志这样乐观、坚强，心中暗暗佩服。葆珍同志也多次和他们拉家常，讲道理，争取他们对革命者的同情，并利用他们给各牢房传递消息。
有一天，一对外国男女被押进了这座监狱，葆珍同志通过老狱警了解到，他俩是职工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牛兰夫妇，不幸被捕了。
中午，老狱警利用送饭递给葆珍一张纸条。这是另一个号子传来的地下党组织的通知，为了支持社会上援救牛兰夫妇的斗争，要求狱党支部进行配合。于是党支部决定开展绝食斗争。
绝食开始后，阴险的“二科长”采取分化的办法，先把几个判处无期徒刑的难友拉出去毒打一顿，然后跑来训斥说：“你们不要跟她们胡闹，她们没指望了，是想早点死。”
“二科长”走到葆珍同志面前，装出笑脸说：“你还年轻，刑期也不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带头吃饭，就能够早点活着出去·····.”
葆珍同志说：“带头吃饭可以，那你们除了释放牛兰夫妇，还要允许向监内送书、送食品，改善伙食，每周吃一次肉。若不答应，我们就死在这里，看你怎么交待得了？”
“二科长”无可奈何地走了。绝食斗争继续进行，不少难友开始呕吐，挺不住了。葆珍同志支起虚弱的身体，轻声唱着歌：“同志们，前进，迎着胜利勇敢前进····..”
七天后，监狱当局终于答应了全部条件，斗争胜利了。牛兰夫妇出狱那天，牛兰夫人汪德莉珍还到女牢房来告别，她握着葆珍同志的手，感慨地说：“我等着和你自由地再见的那一天早点到来······”
葆珍同志怎会不想自由呢！十五年虽然漫长，但也有尽头。可是，事情却起了变化。有一天，她放风时看到一位怀了孕的女政治犯愁苦不堪，唉声叹气。
葆珍同志就去做她的工作，才知道她也是个互济会的会员，丈夫叛变了，她有些害怕。葆珍鼓励她说：“你丈夫知道你怀孕，恐怕不会出卖你，只要你一口咬定是个家庭妇女，生孩子时可以保释的。”
果然，这个互济会员的丈夫没有出卖她，临产时，她被保释出狱了。生育后，她仍做互济会工作。不料重新被捕，经不住严刑逼供，出卖了葆珍同志。
敌人马上提审了葆珍同志。“审判官”奸笑道：“你不是普通的教师，我们知道你的底细了，赶快招供！”葆珍同志轻蔑地冷笑道：“既然知道，何必问我！”
“审判官”下令对葆珍同志严刑拷打。她还是高昂着头，宁死不屈。“审判官”最后嚎叫道：“是死是活，两条路由你自决。要活命，就老实招来。顽抗，则死路一条！”
葆珍同志正气凛然地高声回答：“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革命者是杀不绝的！”
一九三四年深秋的一个早晨，一群荷枪实弹的宪兵来到三号号子押解葆珍同志。葆珍同志掠一掠头发，整一整衣衫，泰然自若地和钱瑛等同志们握手告别。
同志们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仿佛看到葆珍同志胸襟上绣的那朵白花，在闪动，在盛开…………
葆珍同志被押到雨花台刑场。她举目远望，长空寥廓，白云悠悠，她怀着无限眷恋的深情说：“少奇，永别了！同志们，永别了！孩子们，永别了·.·...”
一排罪恶的枪口对准了葆珍同志。她面不改色，振臂高呼：“打倒蒋介石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
枪声响了，年仅三十二岁的葆珍同志倒在祖国的大地上。她含笑闭上了眼睛，鲜血浸红了她胸襟上那朵象征着她革命贞洁的白花······
地下党组织知道葆珍同志英勇就义的消息后，及时向周恩来同志报告了。周恩来同志心情十分沉痛，立即指示同志们寻找葆珍烈士的儿女。
葆珍烈士的女儿爱琴送到奶妈家以后，奶妈一家也多灾多难，生死漂泊，党组织经过多次寻找，历时四年，才把已沦为童养媳的爱琴找到了，并把她赎了回来。
同时，党组织又从湖南老家把允斌接出来，派一位能干的交通员把这两个孩子送到延安。后来党又把他俩送到苏联去学习。
葆珍烈士被抓走以后，党组织来人从邻居大嫂手中把允若接到党的机关，后来党的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同志们全都被捕，允若孤零零地流落街头。
党组织一直在千方百计寻找允若。十二年后，一九四六年，终于在苏北一家店铺里找到了当学徒的允若。允若见到寻找他的两位叔叔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当听说妈妈已牺牲时，他更是泣不成声.··
一九五一年冬，少奇同志来到雨花台悼念葆珍烈士，默默告慰葆珍烈士：允斌、爱琴、允若，都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走上了建设新中国的岗位，一定会实现母亲的遗愿！
少奇同志追念葆珍同志，称赞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中之杰出者”。葆珍同志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