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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运河边的一个小村镇上，窗外就是运河。我们从小和水打交道，十分懂得水性。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和小伙伴到河里去泅水。
快游到对岸时，见那陡峭的山壁下，有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蹲在河边玩水。她不时抬起头来，机警地看一眼两边沿河的小路。
等我游近了，才看清女孩正在玩一个茶盅口大的小泥磨。她那一双晶莹的黑眼睛，一面欣赏转动着的泥磨，一面偷偷地看着我们。
我们见她那样，想寻个开心，就有意用水来泼她。女孩忙用手遮挡，身子直往后退。
我们又在她近旁打水，想把那小泥磨冲进水去，哪知她并不生气，拿起泥磨，换个地方又玩了起来，只是眼睛仍旧东张西望的，好像在等人。我想看看她到底在等谁，便和同伴互相追逐，不向远处游。
我们拍打着水，在她身边游来游去，连她的脸都被水花溅湿了。她突然站起身来，我们以为她要拿石块来砸我们了，就一下游开去。
我们回头瞧她时，听到杂树林里传来口哨声。女孩看了我们一眼，立刻转过身去张望，同时在她不远处，传出一阵响亮有力的蛐蛐叫声。
我一听，就立刻跑上岸，想抢先捉到这只好蛐蛐。我在女孩身旁弯腰细听，蛐蛐不叫了。她白了我一眼，好像怪我妨碍了她。我不管这些，只是轻轻地翻动土块，用草茎做成探子，在可疑的洞眼里扫拨。
杂树林里又传来了好听的口哨声。女孩朝另一边走去，在她弯腰寻找的地方，蛐蛐又叫起来了。我连忙又抢过去，心想决不能让她把这只蛐蛐捉去。
这时，从杂树林里走出一个男人，头戴斗笠，手提镰刀，顺着沿河小路往东头跑了。接着杂树林里又出来一个人，顺着小路向西走去。
女孩子翻翻这儿，翻翻那儿，显然她不是捉蛐蛐的行家。我生气地说：“别乱翻腾了，蛐蛐都叫你吓跑啦！”她立刻顶了一句：“是你家里养的？”说完就向河边走去。
我被她的话顶得激怒了，又以为她怕水，就和伙伴们更加起劲地用水泼她。
我们正泼得高兴，忽然蛐蛐叫声在女孩前边的河面上又响起来。哦！我上当啦！原来是她学的蛐蛐叫。我生气地唱起歌来打趣她。两个伙伴也随着我唱。
我们一边唱，一边往她身上泼水。她不笑了，起先站着不动，等我们唱完，她突然一扬头，跳进河里向我们扑来。
啊，她会游水！我正惊异，只见女孩几下就游到跟前，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一手揪住我的耳朵，往水里一摁，我不由自主地连喝了几口水。
这下我可心服了，原以为她不会游水，谁知她的水性比我们还好，等她松开手，从我们身后钻出水面时，我们吓得直往岸上逃······
我“噔噔噔”一口气跑到家里，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呻吟，母亲坐在一旁哭泣，这下我可惊呆了。原来父亲在运河上拉纤时扭坏了腰，再也直不起来了。
从此父亲不能再做纤夫，一直病在床上，母亲又是体弱多病，这怎么办呢？母亲只得托人送礼求情，替我在镇上鸡蛋厂找到了工作。那时我只有十二岁。
镇上的鸡蛋厂也靠近运河边，沿河有一道篱笆围墙，被日本鬼子占据后，由汉奸管理着。远远望见厂门口，挂着一面日本鬼子的旗子，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母亲找到了那个手里拿着小木棍的监工，把我交给他。临走时，母亲又再三叮嘱，叫我好好干活，听监工的话。
我一面听着，一面朝厂里张望，只见院子里摆满了一大篓一大篓的鸡蛋，几个工人把蛋篓靠沿河的篱笆垒叠起来，码得高高的。我心想，哪里来的这么多鸡蛋呐？
“别呆看，跟我走！”监工一声喊，我随他走进打鸡蛋的工作间。那里面拥挤地排着二十来张长桌子，密密麻麻坐着许多人，每人面前有两个沙钵，一个放在腿上盛蛋白，一个放在桌上盛蛋黄。
监工把我领到靠后墙的一张桌边，叫我坐在空位上，然后对我身旁的一个女孩子说：“金桂，来了个新手，你教教他。”说完他就走了。
我身旁这个叫“金桂”的女孩等我坐定，扬了扬披散的头发，顺便看了我一眼。我忽然愣住了，竟会是她！几天以前，我们曾在河边见过面的。
现在，我要和她一起工作，还必须向她学打鸡蛋······我有些担心，谁知她会耍什么花招来捉弄我呢！可是她像没有认出我来，只顾打蛋。
金桂每从盘里拿起一个鸡蛋，就闪起一道白光，“咯”的一声，蛋白顺着指缝流到沙钵里。她的手又灵活又敏捷，像在做抓子儿游戏似的。我不觉看呆了。
金桂不屑地说：“你是没长眼睛哪？这还要把着手教？”桌上有人吃吃地笑起来。我气愤地看那笑的人，才发现我们这张桌上全是像我一般大的孩子。
金桂说道：“别东张西望的，看我怎么打，你就怎么打。”我依照她的话，小心翼翼地拿起一个鸡蛋。我怕把鸡蛋捏碎，不敢抓得太紧，谁知鸡蛋从手指里滑溜到地上，“啪”地一下摔碎了。
我正准备蹲下去捡，金桂小声地命令我：“坐好，别动。再拿一个抓稳，笨牛！”她骂我笨牛，我也顾不上生气，连忙紧紧地抓起一个鸡蛋，因为监工已经走过来了。
幸好监工没有注意，又转身走了。金桂把破鸡蛋踢进蛋壳堆里，用鞋底擦净地上的痕迹，小声地说：“要被监工看见，准扣你三十个牌子。”我奇怪地问：“什么牌子？”桌上又有人吃吃地笑了。
我对面有个右耳上长了个小肉疙瘩的男孩，名叫铁头。他边打蛋边向我说：“打满一钵蛋白发一个牌子，三十个牌子换一毛钱。大人只要十五个牌子就能换一毛钱了。”我听了，心中气愤不平。
金桂也忿忿地说：“这就是剥削！”她见我正轻轻地敲着鸡蛋，便接着说：“用点力嘛，怕敲破了怎的？”我猛力一敲，蛋白蛋黄流了我满手。我心里窝着火，以为金桂故意整我。我正不知怎么办，她把一块抹布塞给了我。
监工又走过来，用小木棍敲敲我的沙钵，皱起眉头。金桂连忙解释说：“天热，净是散黄蛋！”监工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我心里多么感激她呀！
我想金桂一定没有认出我来，要不她能帮着我吗？她问我在家净干些什么？我支吾地说：“上—学—。”她嘴一撇，淡淡地说：“上学！难怪骂起人来都是有腔有调的。
我知道，她指的是我在河里唱小调骂她的那回事。我的头嗡地一下涨大了，恨不得钻到地下去。她调皮地笑着说：“当你有多大本事哩，也不过是捉蛐蛐、喝水的料！
慢慢地，我学会了打鸡蛋，和同桌的伙伴们熟识起来。我从他们嘴里知道，金桂从小没有妈，跟父亲在运河上捕鱼，学会了驾船、撒网、使舵、游泳······
日本鬼子来了，要拉差船，金桂和父亲趁黑夜把小船沉到河湾里去。后来，汉奸报了信，鬼子把她父女俩一道抓了去。
过后，鬼子把她放了，她父亲却没有回来。从此她失去了父亲，由父亲的朋友照顾着，送到蛋厂里去干活。
这年秋天，四乡的八路军抗日游击队活动起来。我们上工时，悄悄谈论着一些令人兴奋的消息：某某铁路被游击队炸坏了；日本鬼子的汽油库被烧了······
我们谈话的时候，金桂从不插嘴，只顾埋头打蛋。但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出了她那兴奋喜悦的心情。
一天夜里，风在运河上呼啸，浪涛拍击着河岸。在风浪声中，我听见两下枪响，像是蛋厂那边打的枪，我心神不定，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清早，我一进蛋厂就看到，油漆的篱笆打开了缺口，蛋篓矮了一截。几个身穿便衣、腰别手枪的人，正指手画脚地议论着。我只听见说：“蛋厂里有人通游击队…………”
我不敢在院子里久停，匆匆地向工作间走去。原来我来得不算最早，除了金桂，伙伴们都来齐了。我坐下后悄悄地问铁头，院子里出了什么事，铁头摇手暗示我不要说话，又朝门边呶呶嘴。
我看见靠门那张桌上坐着一个陌生人，留心地察看着每个进来的人。监工走来走去，偷偷地打量工人。我猜他们准是在寻找那个“通游击队”的人吧！
忽然，有人探进头来把陌生人叫出去了。他一走，工作间里立刻充满了嗡嗡的谈话声。监工哭丧着脸，用木棍敲着桌子，大家只得放低点声音，依旧谈论着。
金桂准时来到工作间。她和往常一样，坐下来打蛋。她的眼皮有些肿胀，脸色带着灰白，好像没有睡好觉。我小声地问她：“夜里蛋厂丢了蛋，听说了吗？”金桂吃了一惊。
我兴奋地告诉她：“有十几大篓哩！听说是游击队弄去的。等监工走过去，我又说：“听说厂里有人通游击队。”金桂紧接着问：“哦，你怎么知道？”我说是刚才听一个带枪的人说的。
接着，我小声地叫起来：“你的蛋白里有碎壳，快捞出来！”立刻，监工像幽灵似的踱到我们背后。我觉得金桂的手指忽然变硬，打蛋也不像往日那样灵活了。
监工用小木棍敲着金桂腿上的沙钵说：“看这里面净是些蛋壳。我看你是没睡醒，欠揍啦！”金桂咬着嘴唇，皱着眉头，忍住了一个呵欠。监工在她身后站了一会，才慢慢地走开。
金桂打蛋还是不怎么顺利，装蛋白的钵子里又掉进了蛋壳。我趁监工转脸跟别人说话时，把我的钵子换给了她。铁头也指指监工的背说：“今天这小子存心找岔子。”
监工突然又出现在我们背后，大家都不作声，金桂却没头没脑地说起话来。我拼命向她挤眉瞪眼，暗示她不要说话，可是她一点儿不懂得我的意思。
她还是不停地说，我心里真着急，平日不多说话的人，怎么单在这时候唠叨个没完呢！金桂在我耳边悄悄说话，偏又说得让监工也能听见，说完还用脚踢我一下。
我一下明白过来，也附和着说：“是啊，我也听见有人这样说的。”金桂说得更响了：“哼，我有点不相信，你说他能有这个胆量吗？也许游击队给了他钱····
监工的小木棍突然从后面伸过来，在金桂的头上敲着骂道：“放什么屁，看不撕你的嘴！”金桂吃惊地回过头，叫起来：“看你大叔，把人吓死了。大叔，你说是不是真的？”
监工又举起木棍叫金桂住嘴，正在这时，带枪的陌生人进来跟监工咬了一阵耳朵，两个人便匆匆地出去了。
我和铁头像弹簧似的跳起来问金桂：“你真的这样听说吗？”她灵活地打起鸡蛋来，不声不响，只是调皮地笑着，好像在说：“你们怎么这样傻！
这天下午，铁头的母亲病了，他想跟厂里借支三天的工钱。谁知钱没有借着，反倒因为蛋白里沾了点散黄，给扣了二十个牌子。整整一下午他打不起精神来。
趁铁头去小便的当儿，金桂把自己的牌子倒进铁头的袋里。我也要照着做。金桂一把按住我的手，盯着我说：“你别！你要养家。”可我还是把牌子往里倒。
谁知我们这样做却惹出事来了。散工时，轮到铁头换钱，那个脸面黄肿、身材瘦长的会计，拿起铁头的袋子掂了掂，搁在桌上不给钱，恶狠狠地问铁头：“你今天打了多少？”
会计把铁头袋子里的牌子哗地一声倒在桌上，铺了半张桌面，咬牙切齿地对围拢来的人说：“你们看看，谁长了三头六臂，一天能打这么多牌子？”
会计又阴沉着脸问铁头：“你为什么偷牌子？小小年纪就······”尽管铁头分辩说他根本不知道，会计还是紧逼着追问：“牌子明摆在这儿，还想赖吗？快说！
铁头急了，眼里噙着泪水说：“我没偷，反正没偷！我根本不知道。”会计拍着桌子叫他住口。金桂捅捅我，我挤到会计跟前，想教训他一顿，谁知一张嘴，喉咙口像塞了块石头，连话也说不顺畅了。
我结结巴巴还没说完，会计大叫一声：“把这两个小子都捆起来！”监工来拉我和铁头。我们脚踢嘴咬地拼命反抗。
金桂终于说话了：“铁头的牌子是我和顺子给的。他妈病了没钱抓药，厂里不借，还想点子扣钱。我们打一天蛋，腰酸手胀，拿了牌子换不起钱······”女工们听了都嗡嗡地议论起来。
会计破着嗓门叫喊：“把她也抓起来！”金桂甩脱了监工的手，把一只空布袋举在头上抖着说：“婶子们，你们看看，我们是怕铁头不要，背着他倒进去的。
监工嘴里骂着：“造反了！他妈的！”还伸手打了金桂一巴掌。我和铁头像被一股大风推着，扑到监工身上。女工们惊叫着往后退，我们同桌的伙伴都朝监工扑过去，把他压在身底下。
我从人堆里抽出身来，看见金桂和一群女工向沿河的篱笆奔跑。我明白她们要干什么，也跟着跑过去。
我跟在她们后面，踩着蛋篓往上爬。会计手插衣袋吓唬着说：“你们干什么？下来，要不我开枪啦！”我随手抓起一个鸡蛋，照准会计扔去，“啪”地一声，正好打在他的鼻梁上。
女工们一阵哄笑，接着也都抓起鸡蛋向会计扔去。会计把脑袋伸进桌子底下，监工用手遮护着头脸。我把鸡蛋一个接一个打在监工头上，连会计也没有放过。
金桂领着女工把整篓的鸡蛋推翻下去，那气势就像泥瓦匠在拆毁一堵高墙。她一面推蛋，一面还鼓舞我说：“打得好，顺子。”
金桂正转身去抽开一段篱笆，忽然院子里响起了一声枪响，随着枪声，金桂和一堵蛋篓墙同时跌进河里，好一会不见金桂露出水面，我急得心头呯呯直跳。
那晚，我沿着蛋厂的河边，来回走了不知多少趟，盼着能见到金桂的踪影。可是河面平静如镜，什么情况也没发现。以后，金桂再没上蛋厂打蛋，我和铁头也被厂里开除了。
第二年，父亲死了，我随母亲投奔到舅父家种田。金桂那机灵倔强的身影，仍常常在我脑海里出现，我惦记她如今是不是还活着······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被国民党军抓去当壮丁，集训期间认识了几个小伙子，他们告诉我许多八路军游击队抗日的故事。这些故事像神话般吸引着我，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其中我最爱听的，是一个闺女的故事：有一次这闺女推了一小车柿子，从鬼子炮楼旁边经过，鬼子喊她停下，她丢了柿子就逃。鬼子围拢小车抢柿子，不想“轰”地一声，车里的炸弹爆炸，鬼子被炸上了天。
不知为什么，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到金桂。当时我真想问问，那个闺女是否又黑又瘦？是否也披散着头发······
后来，我决定和几个小伙子一起投奔八路军。不料逃跑时我被敌人抓住，毒打一顿以后，被关进镇公所大殿后的一间小屋里。镇公所座落在运河边上，这间小屋的窗户傍着运河。
一天，给我送饭的伙夫悄悄告诉我说，夜里有人来救我出去，要我先把窗户撬开，下面就会有人来接。说完，他还给我留下一把小刀。我心里可真感激！
深夜，我刚把窗户上的木条撬开，就听见小划子向我这边驶来。等船停妥了，我就沿着窗户滑下去。
等我一上船，划船人就命令我：“坐下，别动！”这时镇公所里已经骚动起来。不多时，几条点着火把的小船向我们追来。划船人说：“别怕！你只管听我的。”听上去仿佛是女子的声音。
追赶的船只渐渐近了。我们的小船突然向峭壁下面的河湾划去。我有些担心，听说这个河湾水流急，漩涡深，人游到这里，多半会被漩涡卷到河底再也浮不上来。
就在我们小船转弯的时候，后面打来一枪，子弹唰地窜进水里。“跳水！”划船人的口吻坚决、干脆。我心里虽然害怕，也不得不依着跳进激流里。
在水里，我不辨方向地扑腾着，好像听见划船人也“当当”放了两枪。正当我觉得漩涡的水势把我往水底卷的时候，划船人游到我身边，拖住我游向岸边。
划船人把我带到一块四面长着高梁的洼地上，又去找了一些干树枝来。在火光映照下，我仔细看了看这划船人的脸，立刻，我全身的血液沸腾起来，狂喜地叫了一声：“金桂姐！”她也吃惊地望着我。
“你还活着！你事先可知道是救我吗？”我情不自禁地叫起来，接着向她发出一连串的问话：这些年来你在哪儿？干什么？怎么会来救我的 她只是微笑着往火堆上添加树枝。
等我问个够，她扬了扬剪短的头发，才叙说起来。原来在她跌进运河的那晚，一位渔民救起了她，以后她找到了父亲的朋友，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 这次驾船来接人，是上级交下的任务，却没有料到会遇见我
火堆上飞着火星和烟缕，又听到蛐蛐优美动人的叫声，使我想起了往事，不禁问道： “那次你在河边玩小泥磨，是混人眼的吧？你准是替游击队把风；那次厂里丢蛋的事，你一定也参加了！”
我不安地说：“我心里常常难受，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净做些了不起的事儿；我可就是笨牛，是捉蛐蛐、喝水的料！”金桂笑着说：“好啊，把我骂你的话全记住了，看样子你要记一辈子仇哩！”
我们就这样坐着谈着，直到天快亮时才上路。金桂对这里的路很熟，她带我七绕八弯地到了一处山口，告诉我上山的口令，又叮嘱了一番。
我原以为我们不再分开了，听她这么说，我问：“你上哪儿去？金桂姐······”同时感到喉咙口忽然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
金桂说她已经完成任务，得回去了。我依恋地说：“我也跟你回去打游击。”她忽然变得严肃起来：“看你，这大小子了，还这么没出息！”接着笑了笑又说：“看我这嘴，又骂你了。”
我终于走进山口，回头看看，金桂还站在原地不动。她周身披裹着初升的朝阳，显得更加美丽、健壮。
直到全国解放，跟金桂一直没通上消息，只是听说她在一次战役中牺牲了。这次我出差路过故乡，火车在运河的铁桥上奔驰，我把头探出车窗外，想再看一看小镇的蛋厂，看一看河湾·.····
河湾里有一座粉着白墙的小楼架在水面上，小楼下面的平场上，几个浑身沾着白粉的男女青年忙碌着，我脱口叫了起来：“磨坊！”
旁边一个社员打扮的乘客问我是不是本地人，我只顾感叹地说：“这儿有一座磨坊了！”那乘客又说：“是金桂大队的，你听说过金桂吗？”我点点头，心想一定是为了纪念她，大队也用了她的名字。
他说着，从座位下面拉出一麻袋哗哗响的铁器，叫我帮他扛上肩。他弯下腰来，等我把麻袋往他肩上放时，突然看见了他右耳上的小肉疙瘩。
等他扛起麻袋走了几步，我才从后面试着叫道：“铁头哥！”铁头转过身来，寻找叫他的人，最后眼光落在我身上。他几步跨过来，哐啷一声甩下麻袋，在我肩上狠狠地捶了一下。
我说是路过这里，要去的地方还远着呢！我拉他重新坐下，问他是不是也在磨坊工作。他扑哧一笑：“看你说的，好像我们金桂大队就只有磨坊。
我吃惊地看着他，感到心跳得厉害，大声地问：“金桂还活着？”铁头反问我：“她什么时候死过？反动派倒是巴望她死，她可就是活得健壮。”
火车驶进故乡小站的月台。我提起麻袋哗啷一声扛在肩上，直向车门冲去。我一定要亲眼看一看故乡的工厂和田野，看一看我敬仰的金桂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