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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八岁那一年，爹爹吴毅清被大地主金阴人逼得流浪异乡，妈妈勉强带着满哥、顺姐和我过活。
这天，金阴人听说我爹已经逃走，就派狗腿子金四找到我家。金四一进门，就对着妈妈大喊大叫：“癞蛤蟆躲端午，躲得初一躲不了十五。你要是不把吴毅清找回来，就让小贱骨头去做工抵债！
妈妈被逼得没有办法，让满哥、顺姐到金家去做工。两人每天天不亮就出去，直到天黑好久才回来，累得腰弯背曲。
有一天天气突然变化，乌云乱翻，暴雨将临，两人就提早收工回家。可是刚踏进门，金四就跟进来骂道：“鬼崽子！哪个叫你们回来的？老爷在鬼头山烧了一窑炭，要被雨淋湿，你们还不赶快挑炭去！
顺姐说天要下雨，路难走不能去。金四一鼓三角眼：“怎么？怕鬼来打你呀！快去！要是有一点耽误，当心捶烂你们的脑袋！”满哥知道和他说理也没用，只得拿着扁担、篓子，拉着顺姐上山挑炭。
两人挑了炭，走到半山腰，突然“霹雳”一声，接连响起炸雷，下起瓢泼大雨。这鬼头山又高又陡，左边是荒草怪石，右边是千丈深潭，走一步，心就像跳到了喉咙口。
走到老鸦坳附近，突然上面山洪暴发，两人连人带炭被洪水冲进深潭，又被恶浪卷走。
天黑了，妈妈和左邻右舍冒着大雨，上山找他们。一直找到半夜，才在潭边一棵树兜兜上找到满哥、顺姐的尸体。妈妈不顾一切地扑过去，抱住冰冷的满哥、顺姐大哭起来，直哭得昏厥过去！
邻舍们将妈妈扶到家里，灌了姜汤，才慢慢苏醒过来。妈妈一气之下，拿了一把菜刀，要去找金阴人拼命。
乡邻死活拖住妈妈，不让她去送死。众人帮着埋葬了满哥、顺姐，一连好多天，妈妈白天哭，晚上哭，喉咙哭哑了，眼泪哭干了。有时睡到半夜，还拖长着声音喊：“满伢…………顺妹…………”
这天夜里，我和妈妈在油灯下纺纱、做针线，忽听得“吱呀”一声，从门外进来一个人，目光炯炯地望着我们。我一看愣住了，原来是分别两年的爹爹回来了。
我扑过去，抱住爹爹大哭。妈妈的眼泪更像断线的珍珠往下掉，爹爹的眼圈也红了，激动地说：“别哭了，别哭了，我不是回来了吗？我们扬眉吐气的日子就在眼前啦！
“你们还没听到红军要来的消息吗？要不，我怎么敢回来呢？”爹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里面是三根棒棒糖，他拿了一根塞到我的手里，说：“一人一根，这是你的，这是···
爹爹急问满哥、顺姐在哪里，妈妈边哭边说：“你再也见不到他们啦！他们都被金阴人害死啦！”爹爹顿时两眼发直，浑身发抖，说不出一句话。
妈妈将金阴人如何逼债，如何逼死满哥、顺姐的事，细说一遍。爹爹听着，一拳砸在桌子上，恨声道：“王八蛋金阴人，你害得我家破人亡，好歹毒啊！
这时，忽然镇子周围传来枪声，接着有几个人对着我家的院门轻轻喊道： “老乡不要怕，我们不是坏人，赶了一天路，还没吃饭，想买点粮食。”
妈妈早被土匪、保安队吓怕了，不敢开门。爹爹也吃不准。这时，屋外的人又说：“老乡，你们不开门就算了，打扰你们了吧。”我贴着门缝朝外瞧，只见场坪上站满了人，个个头上戴着红五星。
我从来没见过红军，心想：莫非这就是红军？过了一会，只见十多个人排着整齐的队伍，朝我家屋后的番薯地走去。这是我家唯一的一块番薯地，全家人都指望这地里的番薯填肚子。
他们没有锄头，就用棍子、瓦片刨番薯。刨了一阵，有个人对我家屋门喊道：“老乡，对不起，没经你们允许，我们刨了三十四蔸番薯，钱放在地里第三堆薯藤下面，请收下吧。”
“红军，他们是红军！”我高兴得叫起来。“是红军，我去看看。”爹爹说着，拉开门就往外走。我也要去，被妈妈拦住了。
门一开，只听他们说：“这次要在龙家寨打个大胜仗。如今我们二军团有六军团的配合，又有毛委员的指示，打一场大胜仗是十拿九稳！”“六军团是任弼时同志从毛委员身边带来的，战斗力强··
一位官长模样的人说：“贺老总不是叫我们以井冈山根据地为榜样，打到哪里就在哪里建立工农政权嘛。”“对呀，贺龙同志说得对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
不一会，爹爹回来说：“真是贺龙的那个红军。我叫他们到屋里歇息，他们硬是不肯，还说半夜三更，不能打扰老百姓，这是纪律。”妈妈说：“要是白狗子，早把我们轰出去了！
天亮后，我们出门一看，红军已经无影无踪，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我想起昨晚红军挖番薯的事，赶到地里找到第三堆番薯藤，用手一翻，果然露出了一个红布包，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妈妈打开包一瞧，里面是两块光洋，还有一张纸，纸上写着：“我们是工农红军，因为赶路，没有顾上吃饭，挖了你们三十四蔸番薯，留下银元两块，请收下。”下面的签名是连长李志刚。
快到中午时，远处山坳上走来一队人。我高兴得指给妈妈看：“你说红军，红军就来了！”妈妈喜出望外，跑到街口上张望。
那队人越走越近，他们一个个灰溜溜地倒背着枪，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啊哟！他们不是红军，是白狗子！
人群立即跑散了。我和妈妈赶快躲进屋后的茅草丛里。这时几个白狗子在保安队带领下，已经窜到了我们家门口，为首的是狗腿子金四，他指着屋门大骂：“二木匠，你在哪里？你偷跑回来，难道老子不知道吗？
直到白狗子离开镇子，我们才回到家里。仔细一看，家里的酸菜坛子被打烂，鼎锅被砸破，仅有的一只鸡也被他们抓走了。
妈妈担心在外头的爹爹，就领我到街上去找。街上更惨：人屎马粪，锅盆碗筷，鸡毛鸭爪，到处都是。有一个卖豆腐的陈跛子，因为不让白狗子抢豆腐，被捅了几刀，倒在血泊里。
我和妈妈四处打听爹爹，都说没有看到。我们就到镇外去找，走到一条小溪边，忽见一个人从桥下走来，浑身湿漉漉的，正是爹爹。原来爹爹刚才回家时，听说白狗子来了，就躲进桥下的芦苇丛里。
几天以后，这晚，爹、妈和我都在屋里，我说：“要是红军跟白军打仗，谁能打赢？”爹爹答道：“红军打白军，就像老猎手打野物，一枪一个，白军哪里是红军的对手？”
我们正谈着，忽然听到远处山上隐约传来炮声，一会儿，又听到村前村后传来枪声。爹爹说：“现在镇上来了白军，那准是红军在打白军！”爹爹怕流弹伤人，叫我们马上到山洞里躲一躲。
爹爹把我们送进山洞，又笑着对妈妈说：“我们早就盼望红军，现在红军来了，不能站在旁边看热闹呀！我得马上帮忙去。”说着，他飞也似的奔上山去。
枪声响了一夜，直到东方露白，才逐渐稀落下来。我和妈妈出洞一看，只见周围山上红旗飘飘，到处躺着白狗子的尸体。狗腿子金四也被打死，躺在死人堆里。
一会，又见几个红军押一队俘虏走来，俘虏队伍中的第一个人正是我家的仇人金阴人。这时，周围响起一阵怒吼声，爹爹从人群里挤出来，指着金阴人怒骂，妈妈和乡亲们一齐扑上去，猛抓猛打。
爸爸搬起一块大石头，正要往他头上砸，一位红军政委忙拦住说：“老乡，先忍一忍吧，这家伙血债累累，还要交给群众公审呢！
第三天上午，人们敲锣打鼓，集合到河滩边开大会。红军团政委高声宣讲这次红军痛歼白军的胜利，宣布大恶霸地主金阴人的罪状。金阴人不光剥削穷人，还带了保安队和白军来打红军，真是罪大恶极！
爹爹和受害群众也在台上控诉金阴人的罪行。台下群众愤怒高呼：“杀了他！“把他五马分尸！”政委大声说：“对！应该杀，但永顺县不光一个金阴人，我们闹革命，打天下，是要把全湘西、全中国的金阴人都消灭光！
镇压了金阴人，团政委带领大伙奔向土豪劣绅家，推开门，砸开仓，将稻谷、光洋、布匹搬出来，分给穷苦农民。
第二天，“扩红队”打着旗子到处宣传。其中有几个女兵，打着竹板，唱个不停，很惹人注意。妈妈听到锣鼓声，放下针线对我说：“走！我们也看看去。”
我们挤到人群边上，见一群小伙子拥到台前报名，可就是没有一个女的。我早就想参加红军，便对妈妈说：“我也要报名！”妈妈说：“你年纪这么小，怎能当兵呀。”我没有听她的，仍然挤到台前去。
“扩红队”的李志刚连长见我个子矮，笑眯眯地问过我姓名、年龄，说：“你才十三岁，太小啦！黄毛丫头，开裆裤缝起来才几天，就想当红军，哈哈哈······”我顿时心凉了半截，看他那个坚决样子，晓得再磨嘴皮也没用。
我想起村上有人讲过，红军医院要招收一批女看护，便径直向周家坪红军医院赶去。半路上，看到一个挑担子的老红军，便问：“同志，到红军医院是从这里走吗？他唰地扭过身，端详我好半天，说：“你找医院什么事？
我报上姓名，并把来意说了一遍。老同志很客气，笑嘻嘻地说他名叫王德民，是医院里的炊事兵。他见我人小，连连摇头：“不行啊，太小啦。”我说：“你不要小看人，我不会白吃饭，我会砍柴、煮饭、洗衣、喂猪····
他仍然摇摇头叫我回去。我真急死了，眼泪成串地流下来。老红军连忙放下担子，给我擦眼泪：“哎呀！要当红军还哭鼻子呀？跟你开玩笑的，你倒当真啦。走，不要哭，跟我去问问看。
我跟着王德民来到红军医院。一进堂屋，就碰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女红军。听王德民介绍，她是看护长谢淑惠，王德民把我介绍给她：“她叫吴小兰，是个苦孩子，人挺精灵，留下当看护吧。
谢淑惠把我打量一番，又问了一些情况，说：“伢伢，你先等一等，我请示严院长后再告诉你。”王德民拍拍我的肩膀：“放心吧，小鬼！医院会收你的，走！到我们炊事班去玩玩吧。
炊事班很热闹。红军战士正在洗的洗，烧的烧，忙个不停。我挽起袖子，帮王德民洗好一筐萝卜，“咔咔”地切起来。萝卜没切完，看护长走来说：“吴小兰，严院长批准了。”我乐坏了，一把握住看护长的手。
第三天上午，我从河边洗完绷带往回走时，忽然遇见了爹爹。我兴奋得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去，神气地行了个军礼：“爹爹，你看，我当上红军啦！
爹爹激动得热泪盈眶，猛地拉住我的手，端详了半天，才说：“兰伢，你这条阳关大道算是走对啦！”我问妈妈好不好，爹爹说：“你妈妈好得很！”
我领着爹爹走进医院。同志们都热情地围拢来，又搬凳，又端茶，问长问短。爹爹高兴得合不拢嘴。
爹爹惦记着农会工作，在医院里只住了一天，第二天一早就告辞回去。临行时，再三叮嘱我：“兰伢，红军部队就是你的家，首长就是你的父母，同志们就是你的兄弟姊妹，要好好工作，不要挂牵家里！
这天，队伍里的柳莹来找我，她比我大六岁，人长得又苗条，又活泼。我跟她到了一个病房，病房里立即热闹起来，又是喊，又是笑，要她跳舞唱歌。柳莹很大方，马上双手叉腰地跳起舞来。
跳完舞，柳莹指着我说：“这是新参军的吴小兰同志，欢迎她唱个山歌好不好？”伤员们个个看着我大喊：“欢迎！欢迎！”当着这么多人唱歌，太难为情，我捂住脸，扭身就往外跑，柳莹追出来，笑道：“你怎么这样封建？
我说不会唱。她说：“不会唱就学嘛，这也是重要的工作呀，能使伤员精神愉快，对养伤也有好处。”正说到这里，一个背小孩的女同志走过来，柳莹介绍说是陈真梅。陈真梅对我说：“都在一起工作，以后有什么事要帮忙，尽管说。
医院里忙得很，有时还要上医务课。这天上午，我们正在听彭医生讲课，通讯员小刘跑来说：“罗政委刚从军部回来，有重要事情传达，大家快到场坪集合。”同志们都飞快地向场坪奔去。
场坪上，罗政委看着大家，激动地说：“同志们，刚才贺军长传达，最近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起，批判了王明的左倾错误。”
罗政委最后有力地说：“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话刚落音，整个场坪上响起欢腾热烈的掌声。
听了传达，大家的劲头更足了。正当这时，前线围歼白匪的一次战斗结束，担架队将一些伤员送到了医院里。我跟着彭医生对一位昏迷的重伤员进行护理。
彭医生用听诊器检查一会，站起来对我说：“小兰，你快去通知何医生、李医生、看护长到手术室，准备给李志刚动手术！”李志刚？会不会是在番薯地留下纸条的那个李志刚呢？
我找到人后，又回到病房，将昏迷的李志刚放上担架，准备送手术室。这时，彭医生说：“小兰，我去做手术，你给吴三明换换药吧。
吴三明是个俘虏伤员，正在蒙头睡觉。我走过去掀开他的毯子叫：“喂，起来换药。”吴三明慢吞吞地坐起来，睁着红肿的眼睛看着我，显然是刚才哭过。
“你的伤不重，也不会成残废，哭什么？”他仍然摇头叹气，见屋里没人，又低声问：“小同志，你们医院过去收过俘虏伤兵吗？”我说：“收过呀，龙家寨战斗后，就送来好多个，上个月才出院。”
“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我说：“愿意参军的参军，想回家的都回家了。”“有没有杀了的？”我认真地回答：“你莫信那些谣言。国民党说我们红军青面獠牙，专门吃人，你被俘两天，有谁吃了你？
下午，我去病房护理李志刚。一进门，忽听得李志刚伸出手在大声喊叫：“二排长，机枪上来！”“同志们，冲呀！”我吓了一大跳。
看护长将李志刚的手塞进毯子里。过了一会，李志刚醒过来了，挣扎着爬起来，惊讶地问： “这是什么地方？”我连忙按住他： “同志，快睡下，这里是医院。”
几天以后，李志刚的精神好多了。彭医生、看护长因为去给伤员做手术，叫我去替李志刚换药，我把他头上的绷带一层层解开，他的整个面孔露了出来。
他没有马上认出我。我咯咯地一笑：“李同志，不认得啦，我就是你说的穿开裆裤缝起来没几天的吴小兰呀！”他也认出了我高兴地说：“哎呀，是你呀，你这小鬼怎么到医院来啦？
“两只脚走来的呗！”李志刚拉着我的手：“好！好！这一打扮，真像红军了。那回我没收你，你不怪我吧？”我连忙说：“不怪你，你当时那样做也有道理嘛。”
我又提起那天夜里红军挖番薯的事。李志刚兴奋得从床上坐起来：“小鬼，原来 挖的是你家的呀，你当时骂我们吗？”我说：“怎么会骂？爹妈高兴还来不及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李志刚的伤大大好转。他说什么也不愿再养伤，整天吵着要回部队。这天，他也不经过院首长批准，悄悄离开医院，“开小差”赶队伍去了。
部队行进到一座大山上休息。我在晾绷带，严院长叫来几个干部，对他们讲话：“同志们，这陈家河周围都是山，敌一七二旅就卡在两座山中间，这回贺老总亲自到前沿指挥，已经把敌人包围住，就等伸手到坛子里捉鳖了。
严院长讲完话，和彭医生、看护长去商量工作，看得出，部队就要打仗了。同志们都很高兴，我是个新兵，当然是既兴奋又紧张。
一会，严院长正式向大家布置任务：全院医生、看护分成两组，一组去前线抢救伤员，另一组留在后方。我被留在后方，心里很不高兴，嚷着要上前线去，看护长还是说我人小不能去。
战斗打响后，人们都忙碌起来。医生、看护都整装待发。一阵枪响过后，严院长叫声：“出发！”几位医生、看护跟着严院长向山那边的前线奔去。我见他们走了，急得坐立不安。
激烈的枪声吸引着我。我翻过山顶，往下一看，满山遍野的红军战士正在向敌人猛烈开火。再向左看，又见柳莹和新从卫生部调来的温素琴在一个土包后面给伤员包扎。
子弹“嗖嗖”地从我耳边飞过，我也不顾这些，跑到柳莹、温素琴跟前，抱起一位伤员就往担架上放。
严院长背着一位伤员从前沿下来了。我跑过去替伤员包扎，他一见是我，马上沉下脸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说完话，将伤员交给我，又到前沿抢救去了。
我蹲下给伤员包扎伤口，忽听得右前方“哒哒哒”响起激烈的机枪声，转脸一看，是一位红军机枪手正对山下猛烈开火，山下敌军成片地倒下去。
突然，机枪不响了。我赶紧对温素琴大喊：“他负伤了！”说着，我不顾一切地向机枪手扑去，跑不多远，只听轰的一声，一颗炮弹在我身边爆炸。
等我跑到机枪手身边，只见他又端起枪向敌人射击。这时，我才看清他的右臂已经负伤，鲜血染红了衣衫。我连忙替他包扎，他却大声斥责说：“小鬼，谁叫你上来的，快下去！
说话时，他猛地伸出右臂把我压下去，用身子盖住我，一串子弹从我头顶飞过。
我替机枪手包扎好，刚直起身，又见桐子树那边升起一股烟柱。机枪手着急地喊：“快，小鬼！那边有个同志负伤了！”我赶快背起药包，向那边赶去。
这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战士，已经昏厥过去，我怎么背得动呢？我想了一个办法，马上蹲下身，把他扶到我背上，往前爬行。
爬了一会，有一副担架过来把他抬走。我跟着担架走到一个土包后面时，山谷里响起了冲锋号声，我军胜利了，白军溃退了。
战斗结束了，我们在战场上捡回大批枪弹和药品。我高兴地对王德民和看护长说：“这一仗打得真漂亮，消灭这么多敌人，缴获这么多战利品，真把人高兴死了。”
正在这时，有几位骑马的首长向我们走来，老远就擎起手向大家招呼：“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大家立即齐声回答：“首长辛苦！
王德民用手碰碰我，指指前面那位首长：“他就是贺老总！”啊！贺老总，贺龙，想不到在这儿碰上他。我连忙挤过去立正敬礼，贺老总勒住马哈哈一笑：“小鬼，认识我贺胡子吗？
我早就听人家说，贺老总平时喜欢和战士拉家常，平易近人，一点没架子，生活上从来不特殊，现在亲眼看到他，果然如此，便高兴地大声说：“认识，你是贺总指挥！
贺老总又弯下腰问我几岁。我说：“十三岁”。他哈哈大笑：“十三岁？十三岁的黄毛丫头就参加红军，不想家吗？”“不······不想，当红军比在家里好。
不想家当然是假的。贺老总好像看透我的心思，扭住我的耳朵轻轻摇两下：“小鬼，你想骗我贺胡子？”正当这时，通讯员送来一封信，贺老总看完信，说声：“小鬼！再见！”催马走了。
从这以后，红二方面军撤出根据地，转入外线行动，部队开始了长途急行军，医院在后面紧紧跟着。这时正值隆冬天气，路又难走，我和陈真梅、温素琴在行军途中遇到不少困难。
严院长动员我们回家，我们三人心里虽然舍不得离开部队，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同志们都来送我们，陈真梅爱人赵云胜是修械所的师傅，也匆匆赶来送行。他从真梅手里接过小宝吻着，依依难舍。
大部队出发后，侦察队张队长带了十几个侦察员来送我们，一直把我们送过大庸，到达桑植境内，才转身回去赶队伍。
我们随即取下八角帽，藏好红五星，化装成讨饭的样子，继续赶路。走过一个山口，来到一个场坪，只见满地都是烧焦的土墙和木柱，瓦砾上躺着十几具尸体，这说明白匪刚才来过这里。
我们都大吃一惊，赶紧顺着山脚下的石板路往前走。走了一会，忽听陈真梅喊了声：“敌人！”只见几十个白匪军向这儿走来，我们转身就往山上跑。
“站住！”后面传来匪兵的喊叫，随即就“啪啪啪”对准我们开枪。我们翻过一块大岩石，突然听到潺潺的流水声，顺着声音过去一看，原来是一条小涧，两边荆棘丛生，便赶紧拨开荆棘钻了进去。
匪兵搜过来了，先是听到他们的怒骂，接着是拨茅草的声音。这时一个匪兵说：“哎哟，刺把老子的脸都刮破了！”另一个说：“这刺窝里怎能藏得住人！走，到上面去搜！”匪兵们嘁嘁喳喳地向山上走去。
见那些家伙确实走远，我们才钻出荆棘丛。从此，我们不再走大路，只在深山树林里穿行，也许是走得太急，温素琴剧烈地咳嗽起来，脸涨得通红。陈真梅把小宝递给我，搀扶着她往前走。
还没有走出密林，忽然哗哗地下起了大雨，温素琴脚一软，滑倒在地。她喘着气说：“真梅，小兰，你们先走吧！”说着晕了过去。
我们终于走出了林海。傍晚，见山脚下有座没人住的古庙，我们抱来一点干草在大殿里住下。这时，我们想得很多：我们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怎么离开了红军呢？
我激动地表示不想回家，再回部队去。温素琴也是这样想。经我们这一说，陈真梅动了心：“对！还是追回去，哪怕追到天边地角，也要追上部队，要是真的赶回去了，首长见我们决心这样大，也会同意我们归队的。”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离开古庙，向着部队的方向赶去。就这样不分日夜地走着，翻过一山又一山，走过一村又一村。温素琴的病越拖越厉害，小宝也越拖越瘦，这样下去，哪年哪月才能赶上红军呢？
陈真梅主张找个地方住下来，把温素琴的病治好，再去追部队。于是天黑时，我们便到山口上的一家茅屋前去敲门。
屋里住着一位老婆婆。她拉开门就对着我们大声咒骂：“你们这些挨刀砍的保安队、白狗子，我跟你们拼了！”陈真梅连忙扶住她：“老人家，我们不是保安队、白狗子，我们是红军。
“红军？”她脸上马上露出一丝喜色，可是随即又沉下脸来。陈真梅一见，忙撕开衣襟，取出一颗闪光的红五星：“老人家，你看，我们是贺龙的红军，是赶部队去的。
老婆婆怔住了，颤抖着手接过红五星，流着泪说： “我被保安队、白狗子害苦了，刚才看到你们，以为是他们来敲诈的，错怪了你们，莫见怪啊！”
老婆婆又说：“前几天，保安队到我屋里，硬说红军路过，我儿子王哈哈回家了，要我交出来，把我打得半死。儿媳妇也吓得跑回家去了······”原来，他儿子王哈哈在贺龙的队伍到桑植时，就参加了红军。
我们在老婆婆家里住了好几天。温素琴的病好多了。陈真梅决定把小宝寄托给老婆婆，老婆婆一口答应收下，并将一个红布包交给陈真梅，托她带给红军里的儿子王哈哈。
在一天半夜里，我们流着泪告别老婆婆，悄悄地上路赶部队。我们的行走速度大大加快，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二十多天走过桑植、大庸、慈利、辰溪四个县，来到了沅陵境内。
这天，我们翻过一座大山后，遇上了白狗子。白狗子喊叫着：“捉活的！”开着枪跟在我们后面追赶。偏偏就在这时，我们的右面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糟糕！这下子完了！
我们用尽力气跑呀，跑呀，跑到一条小河边，突然枪声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正要往对面山上跑，只听温素琴紧张地喊：“敌人！那边有敌人！”
我回头一看，可不，有三个黑影飞快地追来，他们没有打枪，只是喊道：“前面什么人？”“老百姓。”又一个人喊：“是老百姓就不要跑，我们是红军。”我愣住了，这声音不就是侦察队的张队长吗？
等他们走到我跟前，我认出走在前面的高个子正是张队长。我鼻子一酸，喊一声：“张队长！”扑到了他怀里。原来张队长他们是刚才驱赶白军路过这里的。
侦察队把我们送到军团政治部。政治部的首长决定让我们回医院。我们千辛万苦赶队伍的消息，迅速地传到了医院里，第二天一早，通讯员小刘来接我们了。
小刘把我们领到医院驻地门口，对里面大喊：“小兰她们回来了！”这一喊，屋里的严院长、彭医生、看护长、柳莹一齐迎出门，把我们围在中间，问长问短。
进了屋，王德民用锅盖端来三碗热面条，大声说：“你们三个回娘家了！刚才我正忙，没有去迎接，这就给你们接接风吧！
我们正吃着面，陈真梅的爱人赵云胜来了。两人一见面，愣了半天不说话。柳莹故意咳了一声：“怎么？你们不认识啦！”赵云胜这才腼腆地说：“啊，你们都回来了，小宝呢？
陈真梅咬咬嘴唇，把小宝寄托的事说了一遍：“我们不知道老人家的名字，就喊她老婆婆，她有一个儿子叫王哈哈，早就参加了红军。”这时，王德民突然从板凳上跳起来，满屋的人都怔住了。
大家一问，才知道王哈哈就是王德民。王德民高兴地拍拍赵云胜：“好啊！把小宝放在我家好啊！你有个儿子，我也有个儿子，让他们在风浪里成长吧，等新中国都插遍红旗，我们就去桑植接他们···
几天以后，部队又出发行军。行军途中下起了大雨。我跟在担架后面走，只见一个披黄雨衣的首长，从后面急急地赶过来，走得又稳又有力，他是谁呢？风雨中怎么也看不清。
正当这时，我的脚踩着一块石头，打了个趔趄，猛抬头，见前面是一段陡峭的路，担架队员刚跨上去，又踉跄地退下来。
那个披雨衣的人，几步跨过来，接过担架的一头，喊了一声“起”，两手用力一抬，把担架送上去了。这时我才看清，这人正是我们的贺老总。
贺老总昂然地站在风雨中，满脸水漉漉的，神色坚定、坦然。我愣愣地望着他，他转过脸问我跌疼了没有。我笑着回答：“没有。”
贺老总又问我：“小鬼，雨天行军好还是晴天行军好？”“当然晴天行军好啰。”贺老总笑道：“不见得。晴天，国民党飞机老跟在头上嗡嗡叫，讨厌得很，不如雨天走路痛快呵！
队伍在前有险阻、后有追兵的艰难情况下，行进到云南的苗族聚居区。夜里宿营后，忽然后山传来枪声、炮声。我一骨碌爬起来赶到屋外，正好碰到了王德民。
我问发生了什么事，王德民说：“大概是敌人想捡便宜，又跟上来了！”这时，屋里的人都已集合到了屋外，药箱子、担架······也已准备好，只要一声令下，即可投入战斗。
天亮后，白匪军向我军占领的山头猛冲。红军居高临下，一阵猛打，白匪军滚的滚，爬的爬，退到了山脚下。
罗政委跑来说：“担架队跟我走！”于是担架队抬起伤员向一个山谷里转移，走不多远，敌人又追上来了。
情况万分紧急！警卫班战士上好刺刀，准备和敌人展开肉搏战。王德民见警卫班人太少，拿起菜刀，对炊事班同志喊一声：“跟我来！”领着大家向敌人冲去。
战士们英勇杀敌。刺刀拼弯了，就用枪托打；枪托打断了，就用石头砸。炊事班没有枪，就用锅铲、扁担和敌人拼，谁也没有后退一步，大家只有一个念头：掩护伤员脱离险境。
一个敌兵正用机枪向我担架队扫射。王德民冲过去猛地一脚，把敌兵踢倒在地，同时举起菜刀向敌兵脑袋砍去，敌兵忙用枪托来挡。
王德民乘势踢落敌兵手里的枪，再次抡起菜刀砍去。敌兵哇的一声，脑浆迸裂，倒在地上。
王德民端起从敌兵手里夺来的机枪，向敌群扫射，敌兵成片地倒下去。他一边打一边骂：“王八蛋！让你们到阎王殿那里报到去吧！”不料，一颗子弹飞来，他的肩部受伤了。
我弯着腰奔过去抢救。他突然挣扎着爬起来，又架起机枪向敌军扫射，打完一梭子，彭医生赶过来，拉住他就往下走。
这时，我军的一个营冲杀过来，顿时山谷里传来激动人心的冲锋号声。严院长喊着：“同志们，冲啊！”带着警卫班、炊事班，跟着部队向山下冲去。
敌人又被红军打退了。医院撤回营地后，彭医生立即替王德民检查伤口，原来他的右肩里已经钻进弹片，需要马上动手术。
可是麻药已经用完了，同志们都很着急。王德民一听没麻药，突然拉住彭医生说：“来吧，没有麻药，还不是一样开刀！”又转过脸对我说：“小兰，把我包里那条毛巾拿来。
我只好给他拿来毛巾。王德民接过毛巾，坚决地说：“彭医生，开刀！”说着，把毛巾往嘴里一塞，等着开刀。
彭医生呆呆地望着王德民拿不定主意。这时，站在一旁的严院长拉拉彭医生到屋外商量了一会，又进来说：“······那么，就在这块硬骨头上试试吧！”彭医生也对我和陈真梅宣布：“准备动手术！
人们紧张地忙碌起来。做完了准备工作，彭医生戴上口罩给王德民动手术，只见他头上热气腾腾，汗珠直往下淌，王德民两眼鼓得圆圆的，汗珠成串地流下来。我也紧张地出了一身大汗。
经过一番紧张的手术，弹片取出来了，总共有三块。大家松了一口气。严院长从王德民口里拉出毛巾，抖开一看，毛巾上满是蜂窝似的牙印，他忍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啊！
王德民要彭医生把弹片给他。彭医生觉得很诧异：“你要这东西干什么？”王德民接过弹片说：“有用。留着它做个纪念，也给蒋光头记上一笔账吧！＇
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部队跨过金沙江，越过雪山，进入了阿坝藏区，这是进入草地后的第一个村子。宿营后，上级指示我们在这里休整几天，筹集粮食，我好不容易才弄了二三斤。
第三天，队伍出发，进入水草地。我搀扶着一位伤员过木桥，刚走到桥当中，不料伤员身子一斜，连我一起跌在桥板上，幸好没有掉下河，可是肩上的粮袋一滑，“扑通”掉进了河里。
我急得万箭穿心，油煎火燎。在这里，粮食就是生命呀！没有它，休想渡过一望无际的草地！我含着泪，望一眼奔腾咆哮的河水，扶起伤员，继续往前走。
为了不让同志们知道我掉了粮食，我趁没人注意时，到路旁草地里扯几把烂草塞进挎包里，好像里面装了不少粮食一样。每逢同志们吃“饭”时，我就借故走开，找来些野草煮熟充饥。
三天过去了。我浑身无力，老想呕吐，行走也很困难。这天晚上宿营后，看护长发觉了，她不管我一再说明挎包里有粮食，夺过挎包一看，见里面尽是枯草，不由怔住了。
我难过地一头倒在看护长怀里，把掉粮食的事说了一遍。看护长眼里涌出泪水：“兰伢，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们红军是个革命大家庭，你的粮食掉了，大家能让你饿倒在草地上吗？”
她说着，抓了一把青稞粉放到我搪瓷碗里。我吃完饭，坐到篝火旁时，看护长把我丢粮食的事跟大家讲了。顿时，这个一把，那个一把，把青稞粉往我面前送。我只得扯起衣襟接过来。
“只要我们活着，就不能让你饿死在草地里。”一位拄着拐杖的伤员说着也端给我一碗麦粉，“小兰，这是我们全体伤员送给你的，收下吧！
我们走出水草地，又经过几天的连续行军，到达了甘肃南部的一个小集镇—哈达铺。队伍一进镇，人们夹道欢迎，到处贴着“拥护红军北上抗日”的大标语。
部队在哈达铺稍事休整，继续向陕北的会宁进军。傍晚，部队到达营地，严院长召集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就要到家了。明天，我们就要跟一方面军老大哥会师啦！
大家都欢腾起来。因为从去年部队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起，同志们始终坚信有那么一天，那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革命红旗，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现在这个时刻即将来到，怎能不兴奋呢？
我见场坪上有一大群人围着，挤进去一看，见吴三明正在一门大炮上贴标语。我不由高兴地大喊：“吴三明！”吴三明见是我，也叫着：“小兰，是你呀，嘿，一年多不见，长高了。”原来吴三明离开医院后，正式参加了红军。
李志刚这时兴冲冲地走来，我连忙迎上去招呼。他高兴地摸摸我的头：“小鬼，想不到你也走出了草地！”我头一扬说：“是呀，你也别小看我这穿开裆裤的黄毛丫头啦。”他嘿嘿一笑：“小鬼，这么久的事情还记得！
初升的太阳冉冉升起。这时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出来带领队伍，准备和一方面军会师。李志刚和吴三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里。一会，总指挥部的一位骑兵通讯员飞驰着向大家报告：“同志们，我们马上就要看到一方面军啦！
山梁那边，红一方面军的队伍过来了，我们红二方面军立即飞快地迎了上去。顿时，口号声、欢呼声震天撼地，响彻云霄。两支队伍终于胜利会师啦！
这天下午，我正在河边洗衣服，忽然院首长派通讯员叫我去谈话。究竟是什么事？到了院部，严院长和罗政委招呼我坐下。严院长郑重地说：“小兰，你要调走了。”
我问到哪里去。罗政委笑笑说：“回家去。你明天就走，陈真梅、柳莹、温素琴和其他几个女同志和你一起走。不过，这次不是让你们回湖南老家，而是回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保安，这是党培养你们，让你们去学习。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马上恭恭敬敬地回答：“我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我又问医院里的同志去哪里，罗政委坚定地说：“根据上级命令，我们就要开赴抗日前线。”
尽管我再三请求和同志们一起上前线，但领导始终没批准。次日清晨，严院长、罗政委、彭医生、看护长、王德民等一大群人到我们宿舍来送行。
同志们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到郊外，罗政委突然站住，指指庄稼地里的景色，问：“你们女同志生来就喜欢花，可不知你们最喜欢哪种花？”这一问，倒把我们问住了。
罗政委指指一排向日葵说：“我看朝阳花最美。你看，它不论在哪里都能开花结果，而且天天朝阳，月月朝阳。”我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对，朝阳花最美。太阳好比共产党，革命战士好比朝阳花啊！
我们流着热泪，依依不舍地和同志们握别后，迈着轻快的脚步，向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所在地—保安走去······走了好远，回头望望，同志们还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