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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庄有个老农民杨林，是共产党员。合作化那年，他的大儿子庆山，瞒着家里人在城里跑运输。杨林知道了，连去三封信把庆山叫了回来。
他对儿子说：“我天天宣传集体化的好处，你倒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赶快把车改入运输合作社，安心当一个农民。要不，咱杨家只当没你这个人！
庆山瞧爹的脸色铁青，说话直打哆嗦，看样子是恼透了。他红着脸答应了，便回到城里去。
三天后，庆山回家来，把车马入社的钱全交给杨林，说：“这笔钱，够起一间瓦房的了。”杨林说：“你别心疼！等以后人人住瓦房，咱们再住也不迟。”
杨林把这笔钱全投进初级社，这一下震动了柳庄。那些对办社没有信心、观望等待的人，纷纷申请入社，还选了杨林当主任。
可是也有些人不赞成选杨林。富裕中农贺立成，在背后拉拢几个人，一起计谋要挤掉杨林。他们四下宣称：“有杨林，我们就退社。
杨林不动声色，他跟贫雇农商量后，便召开了社员大会。会上，他爽朗地说：“听说有人因我杨林在，要闹退社。没关系，谁要退社就来登记。”
他向贺立成他们扫了一眼，接着说：“至于我杨林，眼前还不能下台，就是这回事。”贺立成等人都没敢吭声，闹退社的歪风，就此烟消云散。
初级社成立后的年终选举会上，杨林指着比他年轻二十岁的沈大兴说：“这两年，他锻炼得可以了，传达政策，计划工作，都比我强。我提他当主任。”
人们对杨林辞掉主任感到惋惜。杨林说：“我心里也犯难！工作要求越来越高，我没有文化，精力又差，不能领大伙迈大步快走，怕会耽误大事。
话虽这么说，可杨林哪会自甘落后。一天，杨林抱回一台收音机。杨大妈爱听评戏，大媳妇想听梆子，二闺女小米子要听儿童节目，就是他插不上。
我识字不多，看报看文件太吃力。现在想出这个法子，用耳朵多听听新闻时事，政策报告。要不，我这个党员可要落后呐！
杨林没说什么，又去抱了一台回来。杨大妈一见火了，骂道：“好哇！你也学会铺张浪费了，家里有一个还不够？”他没有生气，笑呵呵地说了一通理由。
成立公社后，大队要在城郊建个粪场。粪场离村远，活儿脏，队上找过几个人，全都推掉了。杨林听说了，来找支部书记杨刚，说道：“让我去吧。”
支书担心他年老体弱，没答应。杨林说：“大侄子，咱们不是爷俩扯闲话，是同志谈工作，你怎么分不清！”支书思谋了一阵，只好同意了。
杨林接了这个任务，每天天不亮揣了两个贴饼，骑上自行车就走；夜里全家睡了，他才回来。这一年，他给队上拉回来两千车粪肥。
有一天，杨林接到二儿子庆明来信，庆明是在城里工厂当修配工的。信上说，他打算趁春节放假，回家结婚。对象是黄村的姑娘刘莱英。
过了些时候，刘莱英的妈派人来说：“不摆酒席，不要彩礼，样样依了杨家。就是迎娶的汽车不能省掉，没有汽车，甭想娶她的闺女。”
杨家老夫妻商量。杨大妈认为，租车也用不了多少钱，反正，村里别人家都这么办。杨林却摇摇头说：“你当我心疼那钱？我是瞧不惯这股风！
杨林见老伴还在迟疑，又说： “这汽油是工业上的宝，娶媳妇坐汽车，这是浪费国家汽油。还有一宗最紧要，咱庆明是工人，行事不能离了工人的谱儿。”
两家僵持着，谁也不肯让步。柳庄的人在等着瞧新媳妇，都说刘莱英是这带有名的俊姑娘，劳动不赖，就是脾气大点。现在倒要瞧瞧这两亲家谁犟过谁。
眼看逼近春节。一天清早，人们见老杨披了件出客的老羊皮袄，戴着那顶掩耳风帽，匆匆出了村子。
晌午，庆明回村来了。大伙围住他问：“见你爹了吗？”“租车了吗？”“你这新郎官还当不当？”庆明弄明白是什么事后，笑嘻嘻说：“这事要怪她娘。”
有人对庆明说：“可不能怪人家，怪你爹太固执，大喜的事，偏找不痛快！有人劝庆明：“快去弄辆汽车！要不婚事砸了，上哪儿再找那么俊的媳妇？
庆明说：“要是没汽车，她就不来结婚，那个“俊”字，就该打个八折。”说着，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
晌午才过，刘莱英和她妈穿戴得整整齐齐，莱英头上还别着红绒花，欢欢喜 喜地跟着老杨林进了柳庄。
杨家顿时宾客盈门，杨林老夫妻用茶水、糖、蛋招待他们。人们都佩服杨林硬是给村上开了好风气，却又弄不清他是用什么说服亲家母的。
莱英见杨家上下和睦，热爱劳动，这些她都满意。就只一样，公公杨林凡事严正，倒是有些拘束。她暗想：反正妈跟庆明讲过，早晚要到城里去住哩。
秋收的季节，莱英跟大伙掰玉米，顺手捎家来两个，让杨林瞧见了，问道：“哪来的？”莱英应道：“路上捡的。”
杨林并不疑心，只说：“准是车上掉的。小米子，给送到队上去。”刘莱英听了，很不痛快，一声没吭，进屋去了。
第二天傍晚，杨林一进屋，正好撞见莱英在壁角里解开头巾包，拿出五根玉米棒子。他这才明白，这媳妇是个贪小的人，心中十分为难。
晚饭桌上，他当着一家人，讲起去年全家分了多少粮食，今年可以分多少，超产粮估计多少。他望了望二媳妇，只见她像没事人似的，根本不理会。
饭后，杨林把莱英的事对杨大妈说了，数落老伴没当好妇女队长，也没当好婆婆。他转过身吩咐小米子说：“给你二哥写封信，让他也劝教劝教他媳妇。”
小米子存不住话，隔天见了刘莱英，就批评她：“二嫂，你干的那事，不像咱家人干的。队上一根针也不能往家里拿。”莱英听了恼羞成怒，吵嚷起来。
两人正在吵闹，杨大妈从屋里拿了那五根玉米棒子出来，说：“莱英，跟我到队部去一趟，把事情说清楚。下次不能再犯了。”
刘莱英见婆婆也如此认真，立刻气炸了，大哭说：“你们真欺负人，我不去丢那脸，谁爱去谁去！”当天，她就夹了个包袱，赌气进城找庆明去了。
莱英一见庆明，噘着嘴说：“我可不能跟你们家人一起过了。”庆明一愣：“那你跟谁家过去？”莱英呜呜地哭诉说：“杨家逼我出来，我决不回去了。”
庆明劝她别哭了，莱英忙抹了抹眼泪，细声说：“单单为几根玉米棒子，他们老老少少就抓住小辫儿不松手。他们合着欺负我，我再不进那个门了！
庆明这下明白了。他知道爹几乎每天都要叮嘱家里人，不能损害集体，莱英怎会不知道？如今偏偏干了这种事！他不禁脸上发烧，恼恨起来。
庆明发火了，顶道：“外人不外人，要看你自己！”莱英一听，发狠地说：“好呀！你这么无情无义，咱们一刀两断。”她头也不回，一气回了娘家。
刘莱英回到黄村，一股劲儿到公社去闹离婚，被驳了下来。她满以为住在娘家，就是庆明不来央求，柳庄也会来人。哪知等了一个多月，两头都无信息。
她先是怄气，日子一长，思想也就通了。一天，她娘从地里弄来一篮子白薯，煮熟了给她吃。她扬手一推，说：“公家的东西不能拿，也不能吃的。”
这消息传到柳庄，让小米子听到了。她回家来说莱英怎样扔了白薯，又怎样跟她娘大吵起来。杨林听着，连连点头。
这天已是腊月廿九，早晨，漫天大雪。杨林问大队上借了一头驴，驮着小米子，说是走亲戚去。
这天清早，刘莱英的娘出去推碾子去了。莱英坐在炕上，望着窗外飘飘扬扬的大雪，呆呆地想，这快过年了，自己跟庆明怎么解决呀！
莱英正想得伤心难过，这时只听有人唤她。她抬头往外一看，见是小米子满身白雪站在院中。刘莱英的心怦怦地跳起来。
她翻身下炕，迎进小米子，说：“大雪天的，你怎么跑来了？”小米子笑着叫了声二嫂，说：“妈叫我来看看你，接你回家过年去。
刘莱英的脸“刷”地红了，又羞愧又高兴。她进里屋一面收拾了包袱，一面问：“你二哥回来了么？”小米子说：“二哥来信说，今或明天回来过年。
走到大门口，莱英抬头才看到大榆树下坐着公公杨林。她低下头，上前叫了声“爹”。杨林指着毛驴说：“骑上吧，驮上你们姐俩回家。今天路滑。”
雪停了。杨林牵着驴，边走边回头望。小米子奇怪地问：“爹，望什么呢？”杨林道：“我望走过的脚印儿，可清晰呐！”小米子说：“望它干啥？”
莱英你说，世界上谁不盯着咱们公社，连朋友带敌人，都在看咱们办得好不好，走得成不成。咱们要是不像个社员样儿，行么？
杨林这才把话引到正题上：“咱们就是要行得正，步步向前。要知道全世界都在盯着咱们瞧哩！”小米子笑道：“您真会扯，怎么扯到全世界去了。”
莱英前脚回到家里，正巧庆明后脚也回家来了。一家人全乐呵呵的，刘莱英也有说有笑的，不像以前那么拘束了。
春节一过，队上忙着春耕积肥。庆山劳动得不赖，驾车送肥，一人抵得两人的活。这天他施了一天肥，天傍黑，赶着车向村东小桥过来。
下坡的时候，庆山控制不住，车轮打滑摔倒，庆山被压在了车底下。
队里把庆山送进医院，诊断下来是内外伤，住了三个月零五天院，还是很虚弱。杨林接他回家调养，叮嘱大媳妇于莲珍仔细照顾庆山，好快点恢复。
又养了三个多月，庆山试着下地干活。哪知稍微一劳累，就发病，伤口出血。他闲在家里，暗中埋怨爹，当初苦苦逼着自己回家，落得这般下场。
代销商店调走一个售货员，队上让庆山去顶，每天卖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杨林嘱咐他说：“别看轻这小铺儿，信得过的人才能派去，你可要注意！”
人们上工路过代销店，都要跟庆山招呼一下。庆山看到人家生龙活虎般干活，而自己整天坐冷板凳，心里总觉得闲愁、憋闷。
于莲珍劝他：“社里送你住医院，一花几百元。治好了伤，干不了重活，给轻活，单凭这个，你就该心满意足。”但庆山还是解不开心上的疙瘩。
杨林发现儿子整天愁眉苦脸、心事重重的样子，便追问他。庆山先是隐瞒，瞒不过，只好把藏在肚里的话倒了出来。说来说去，意思是不该逼他回家来。
杨林听了，变了脸色道：“照你这么说，是我害了你，我错了？跟你说，你就死了那条自个儿发财的心吧！
这以后一连两天，杨林从粪场回家，不见庆山。他只当儿子怕责备，不敢露脸，却没想到庆山背着他，干出了一件荒唐事儿·····
第四天早晨，队上打了头遍钟，上工的人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边等人，边闲聊起老杨家昨夜的灯亮了一夜，一家人唧唧咕咕争了一夜。
大家正在说着，有人把嘴一努，只见杨家的栅栏“轧”的一声开了。打头出来的是小米子和庆山的儿子小铁蛋，两人手拉手、跳跳蹦蹦地上学去了。
跟着出来的是杨大妈和老杨林。人们向他们打招呼，他俩却像有急事在身，“嗯啊”应付几声，匆匆地朝公社走去。
“老杨怎么没骑车，不去粪场了？”“瞧老夫妇这副神情，他家准有点纠葛的事儿。”正议论，于莲珍走过来，有人问她：“昨天夜里，你们开什么会？”
于莲珍红着脸，支吾道：“没啥事，铁蛋儿爹伤口又犯了。”这时钟响两遍，催人们下地。大伙停止说笑，向村口走去。
傍晚时分，干活的人收了工，家家户户忙着擦脸洗脚，吃晚饭。队上的钟忽然又响了，是通知人们再过半个钟头要开大会的。
场院里电灯照得通明，人差不多到齐了，只不知今晚开的什么会。一会儿，大队支书沈大兴宣布开会，他用手招呼着说：“杨林大叔，您就说吧！
会场肃静下来，杨林沉着脸，走到会桌前严肃地说：“······今天······是为我们家开的会······”他说话很费劲，不时咳几下，喉头像被什么卡住了似的。
杨林呐！全村沒人信不过你。你遇上什么为难事，受了什么委屈，尽管说，大伙能给你担当几分！
说到这里，他哽咽得停住了话头，眼泪淌了下来。大家见杨林这么伤心，又惊讶又同情，但不知他受了什么委屈。只见一个白胡子老头站起来说话了。
大伙跟着嚷：“只管说，别难过！”杨林抹抹眼泪正要说下去，庆山忽然走了过去，跟爹递了句话，转身结结巴巴地说道：“这事，出在我身上·.···.”
原来，庆山那天被爹训了一顿之后，气不过，心一横，拿了店里四十元钱，进城花个精光。他把事情前前后后都说了，决心改过，并且要求队部给他处分。
这时，于莲珍站起来，她声音有点发颤：“铁蛋他爹从城里回来，说上了饭馆，看了两场戏，又塞给我一双玻璃丝袜。我觉得不对劲，就告诉了爹妈。”
杨大妈紧接着发言，她脸涨得通红，嗓门嘹亮，指着庆山说：“四十块钱，你就卖了自己？你三十好几的人了，解放前的那阵苦，就忘干净了？”
她说得激动了，索性把家史全抖了出来：解放前，杨林是个雇农，全家挤一间破房，炕上没一张席，只有五根柱儿撑着房顶，那是怕塌下来压死人。
有一年年底，杨林出去三天，没挣到一斤棒子面。他明知全家大大小小都张着嘴等他捎吃的回去，但他真是没有办法了，只好硬着心肠回转家门。
那年庆山十二岁，在门口哭嚷肚子饿。邻居刘大妈看着他可怜，塞给他一个窝头。庆山自个儿舍不得吃，烧半锅水把窝头煮糊了，一家人熬过了一顿。
杨大妈生了八个孩子，只活下庆山、庆明和小米子。那五个，四个是饿死、病死的，一个是没人看管从炕上掉下来摔死的。
小米子出世那年，国民党抓兵。杨林带着杨大妈、儿女躲进芦塘，半身浸在水里，冻了三天三夜，没敢回家。
杨大妈说着眼泪直流，又从口袋里摸索出一个纸包，说道：“这是四十三元钱，我替庆山还上这笔羞人的债。我们全家商量了，该撤了他的工作·····.”
全场议论纷纷。有人气愤：“庆山不该私挪公款。”有人叹息：“下回可别干这种事了！”有人同情：“怎么说也是初犯，人家不是认了错？”
等大伙稍稍静下来，杨林站起来说：“昨晚我们开过家庭会议，一早我向刘书记汇报了情况。谁不爱面子，可是干了丢人的事，瞒起来，祸害更大！
“对庆山，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能原谅。庆山那思想根，还得好好刨干净。他是给宠坏了的，我也要当着大家的面作检讨，没教育好儿子·..·..”
月亮当空，人们从场院拥出来，谈论依旧非常热烈。有人说杨林做得对；有人说对是对，可狠了点；也有人说大会开得有意思。
众人一回头，见小米子挽着她爹走过来，后面跟着杨大妈、于莲珍、小铁蛋，最后是庆山。
人们让开道，尊敬地向杨林招呼：“您该歇着了！”杨林停住脚步，答道：“你们也该歇着了！让你们受累了！”说罢，他迈着稳重的步子回家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