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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我们面前的慈祥老人，就是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高士其同志。你看，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常常浮起浅浅的笑意，对未来永远充满着憧憬；两只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坚毅、智慧的光芒。
在他的工作室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其中有一个镜框镶嵌着烫金国徽的大红奖状，是一九七八年全国科学大会对高士其的最高奖赏；上面写着：“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它最恰当地赞颂了身残志坚的高士其同志。
高士其同志于一九O五年十一月一日诞生于福建福州市。他从小学习勤奋，并十分注意锻炼身体。在严冬，他坚持洗冷水浴；在夏日，他常到野外露宿，不但增强了体质，而且培养了坚强的毅力。
一九一八年七月，高士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三岁的高士其独自出远门，来到北京读书。
这间学校很注重英语，上课时全用英语讲授。高士其读小学时没学过英语，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所以感到很吃力。
为了攻克英语这个难关，高士其以顽强的毅力进行刻苦的学习，每天天未亮就起床，到室外背诵英语生词和练习英语语音，他还自制一套英语单词卡片，抓紧课余的分秒时间学习。一年后，高士其的英语成绩已名列前茅。
这一年暑假前夕，山东省修筑公路缺少一名翻译，特地派人来学校求援。高士其知道后，主动提出去工地担任义务翻译员。开始人们怕他年纪小，不胜任。后经老师和同学一致推荐，才被邀请。
在工地上，人们看到高士其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同美国技术人员对答如流，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小翻译”。
以后，高士其在学好英语的基础上，又选修了法语和德语。他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对生物课的学习，简直入了迷。
同学们看他学习刻苦，个性坚强活泼，人又长得矮小，就送给他一个有趣的绰号叫“阿米巴”。“阿米巴”是一种变形虫，生命力十分旺盛和顽强。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岁的高士其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后，又以出色的成绩考入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化学系深造。他认为化学是一门有用的学问，它可以变废为宝，帮助祖国富强起来。
可是，两年后的一天，高士其忽然接到父亲寄来的一封长信，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二十三岁的姐姐度平患霍乱症已经去世，士其心情十分悲痛。
他又联想起活泼、可爱的小弟弟仕登三岁时被白喉症夺去了生命。他想：可恶的病菌不仅吞噬了两个亲人，而且也是夺去人类生命的恶魔！
于是，他毅然改学当时很少人想学的细菌学，立志要征服危害人类生命的凶恶敌人—病菌。他便转入芝加哥大学细菌系学习。毕业后，他被该校留下担任细菌系实验室的助理员。
高士其精心培育了几十种细菌，天天观察它们的活动和繁殖规律。为了研究食物毒细菌对人体的危害性，他曾多次吞食经过减毒后的食物毒菌，并对自己身体的反应作了仔细的记录。
朋友们既为他担心，又为他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所感动。高士其总是笑着说：“只要是对消灭病菌有所贡献，即使我中毒了，也是值得的。同病菌打交道需要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
一九二八年初夏的一天，高士其在实验室里解剖有毒的豚鼠时，不慎将手指划破，病毒钻进了他的体内。
从此，他得了甲型脑炎后遗症，常常头昏眼花，左耳变聋，双手颤动，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医生劝他回国休养，但他仍然带病坚持在工作中进修，直到圆满地学完了博士的课程。
在美国他还加入了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每次活动时，高士其以他丰富的学识，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受到各国科学界的赞誉。
一九三O年夏天，立志要用科学救国的高士其乘坐轮船回国。他站在甲板上，望着波涛滚滚的海浪，心里默默地说道：祖国啊，你的儿子回来了！
可是满怀爱国热情的高士其，踏上祖国的土地，看到的却是满目疮痍，一片腐败景象。他感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旧中国，已经到了痼疾沉疴的境地，顿时百感交集。
高士其是留美高材生，当时南京中央医院不得不聘请他担任检验科主任。
这所医院只为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治病，根本不管贫苦老百姓的死活，这使高士其十分气愤。他经常挺身而出，干预医院克扣病人伙食费的腐败现象。
有一次，一位垂危的老工人由家人护送下前来求医。医院却以他交不出昂贵的住院费为理由，见死不救。高士其知道后，立即解囊相助。
自然，他的正直行为引起院长等人的不满。他们收了高士其垫出的药费，照样无心为病人治疗，致使病人无辜死去。
目睹这一切，高士其无比激愤。他走进院长室，力数医院虐待穷人、草菅人命的罪行。他痛骂院长一伙是“人形毒菌”。但院长根本不把高士其放在眼里，他挖苦高士其：“我们医院是要做生意的，可不能白养活病人！
高士其气愤极了，他指着院长说：“我决不能跟你们同流合污！”院长恼羞成怒，乘机说高士其是神经病人，立即解除他的职务。
刚直不阿的高士其早就看不惯这里的腐败现象，他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了中央医院。
失业后，高士其不悲观，不灰心，他要战斗！他住在上海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用快要瘫痪的手紧握着笔，在旧中国这块荒芜的土地上开垦科普的园地。
他还把自己原来的名字“仕镇”改成了“士其”。他对朋友们说：“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仕”字在古文中是当“做官”来解释的。）朋友们赞扬他。“你的情操真高尚！
从此高士其成了中国第一个撰写科学小品的科普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具有丰富的科学内容，而且巧妙地利用比喻的手法，猛烈地抨击国民党的腐朽反动。因此，他结识了党的地下工作者；常常和进步青年一起，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一九三六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我国大好河山。在这种形势下，高士其不分昼夜地写作，用他锋利的笔作武器，出版了《抗战与防疫》。这部作品越出了科学范围，成了政治的投枪，使国民党反动派感到恐惧。
他们派出特务查抄高士其的住处，但在地下党的保护下，高士其安全转移了。
高士其毫不畏惧，白天，他与进步人士一起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晚上，在灯下奋笔疾书，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狰狞面目。
一九三六年底，上海沦陷前夕，高士其向地下党的同志表示，要到革命圣地—延安去！
这时，高士其已经半瘫痪了。他在几位进步青年的帮助下上了船。在船上，他忍受着饥渴，勉强到了汉口。
从汉口通向西安的途中，高士其遇到敌机四次轰炸，铁路上有一座小铁桥被炸断了，旅客们只好下车涉水过河。高士其无法自己走动，望着奔流不息的河水，心里十分焦急。
幸亏一位拉人力车的工人把他背过了河，临分手时，工人关切地问他：“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高士其一边感激工人的帮助，一边笑着回答：“我要去的路还远着哩！不过，我一天爬几丈路，也要爬到目的地。
后来，高士其和几位青年学生结伴，一起到达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马上用大卡车把他们送去延安。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高士其到达了日夜想念的延安。当他看到宝塔山的时候，激动得流下热泪。
同志们热情地欢迎高士其，他当场吟诵了充满激情的诗句：“哦，我是个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来到延安，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赶走日本强盗，还我中华河山！
在延安生活的日子里，每一件事物都给高士其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令他永远难忘的，是七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八年元旦，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的新年晚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仔细地打量着高士其，摸着他身上穿的灰布棉衣，微笑着问他：“你好吗？在延安过得惯么？还缺什么？”高士其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回答：“很好！很好！有了党作依靠，我对敌人，对疾病，对一切困难，都无所畏惧！
这一年的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毛主席还特地来到他住的窑洞，亲切看望他。高士其感到无比温暖，他表示一定要争取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毛主席高兴地勉励他：“一个人确立了远大的革命目标，就能心明眼亮、步伐坚定。
为了纪念这次难忘的会见，高士其拿出一本纪念册，请毛主席签名，毛主席欣然提笔，在本子上写着：“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坚定的政治方向”。这句话，成了鼓舞高士其同疾病、困难作斗争的座右铭。
周恩来同志对高士其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他常常语重心长地说：“你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要准备同疾病作韧性的战斗，要有信心战胜它！”恩来同志还再三嘱咐医务人员，要尽最大努力，使高士其同志早日恢复健康。
党的关怀，崇高的理想，鼓舞着高士其同疾病进行不懈的斗争。这时候，他的疾病越来越严重了，走路跌跌撞撞，连讲话也不大清楚了。但是，他十分乐观，天天靠着墙壁做体操，努力增强体质。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高士其在延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写信给毛主席报告了这个喜讯。毛主席立即回信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当时在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浪潮，高士其带病写了许多战斗檄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罪行。
一九三九年，高士其在疾病的折磨下，连吃饭和穿衣都要依靠别人帮助了。党组织考虑到延安生活艰苦，缺乏医疗条件，决定把他送去香港治疗。
路经重庆时，高士其和护送他的同志遇上敌机狂轰滥炸，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同志知道后，立即用自己的汽车把他们送到安全地区。
到了香港，高士其在玛丽医院住了三个月，但他得不到认真的治疗。而是遭到刻薄和虐待。甚至被当作神经病人单独关在病房里。
地下党的同志知道后，经过多方交涉，才把高士其接到九龙安住下来。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他们派出大批汉奸、特务，搜捕抗日分子和爱国的文化人。
为了保存力量，党组织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营救大批文化界的同志和进步人士返回内地。高士其在同志们的护送下，也一起离开香港前往桂林。
当时日本侵略者是不许病人在广州登岸的，同志们便要他装成哑巴，才避过了日军的盘查。
在桂林，高士其担任了工会主办的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为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抗战后方，精心研究多种廉价的营养食品。
一九四四年秋天，高士其虽然全身瘫痪了，仍然坚持写作。在长诗“天的进行曲”中，他借描写大自然的演变和发展，预言反动势力必将灭亡，革命力量必将胜利。这首战斗的诗篇，在革命队伍里广为传诵。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组织把高士其送到上海养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新的内战，对共产党人的迫害更加残酷了。特务经常盯着高士其的住处，妄图对他下毒手。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党组织又派人护送他到苏州去。
高士其住在苏州大儒巷的一座楼房，楼下却住着两个特务。面对险恶的环境，高士其毫不畏惧，白天有生面人来访，他假装看英文杂志；晚上，他便用那犀利的笔锋去同反动派作斗争。写出了充满战斗激情的长诗《我的原子也在爆炸》。
一九四六年，高士其被送到广州疗养，住在地下党主办的兄弟图书公司楼上。
这年五月，一群便衣特务突然袭击兄弟图书公司。工作人员赶紧关上铁门，特务们用粗大的木桩撞击铁门。高士其闻讯，也挣扎着从楼上走下来，和同志们一起参加保卫书店的战斗。特务们气势汹汹而来，垂头丧气地散了。
一九四八年，党组织又把高士其送到气候温和的台湾省台北疗养。可是他的心，始终惦记着革命事业。每当深夜，他就悄悄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
当他听到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的辉煌战果时，心里异常兴奋。他一再托人向“表叔”（地下党的代号）要求回解放区。党组织同意他的要求，于一九四九年五月接他经香港回到北京。
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那天，高士其坐着手推车来到天安门前参加开国大典。在观礼台上，他以顽强的意志，出人意料地站了两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同志们说：“我的病和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
党组织要送身患残疾的高士其去休养，他却坚持要马上工作，并说：“一个人老是想着“病”，精神便空虚烦恼；当生活被革命工作充实着的时候，病情自然就会减轻了。”
有人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苦不苦？他总是笑着回答：“不苦，不苦，因为我每天都在斗争，斗争是有无穷乐趣的。
高士其为科普创作的春天到来了，他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写作。可是他的写作又是多么艰巨啊！他的手不能执笔，嘴不能讲话，只能用“哼哼”的喉音一个字一个字地表达，让秘书把它记录下来。
写作条件尽管如此艰难，但高士其一直坚持着。并且如饥似渴地博览中外书报，丰富自己的学识。看书，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眼皮常常不由自主地闭上，直到别人来按摩，才能恢复知觉，张开眼睛。
他本来已经精通英语、法语和德语，一九五三年他还要学习俄语。许多人劝他：“你今年四十六岁了，连讲话都有困难，还学俄语？
高士其坚决地说：“知识犹如人体的血液一样宝贵，我不能因病降低学习的要求。”但是，同志们还是不让他参加俄语学习班。他只好靠每天听收音机的俄语讲座来自学，每日听三遍。不到半年，他就能看懂俄文书报了。
许多同志感到奇怪，问他学俄语有什么窍门。他笑着说：“学外语象交朋友一样，天天见面，就熟悉了。
高士其身兼数职，担负着科普事业的领导工作，但他还经常支撑起病躯深入到工厂、农村和科研单位去，仔细地观察大自然和各种生产程序。他的作品符合实际，充满着生活气息。
他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肃认真，为了写一篇炼钢的故事，不仅参阅了一批关于炼铁的资料，还亲自到石景山钢铁公司高炉前观看工人操作。他不顾高温，也不顾疲劳。回家后立即请秘书笔录，写出了《炼铁的故事》。
他富于独创，擅长把科学知识融汇在诗的语言里，写出了许多科学诗。他的科学诗《我们的土壤妈妈》就是出色的作品之一，一九五四年获全国儿童文学一等奖，深受广大小读者的喜爱。
他领到奖金后，心情很激动。第二天，他就把全部奖金交给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请他们转赠给遭受战争灾难的朝鲜小朋友。
一九五四年九月，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常常不辞劳苦地深入到边远地区，指导当地开展科普工作。除少数几个省、区外，他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高士其把全副心血倾注在党的科普事业上，赢得了全国广大科学爱好者的爱戴。假日，他在家里接待一批批爱好科学的青少年，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又总是耐心地解答。
每天，他还收到几十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在信中，许多青少年向高士其请教问题，有的请他提供资料。对待来信，他总是亲自过目，做到每信必复，尽力帮助来信的人解决疑难问题。信，成了高士其和广大青少年联系的桥梁。
高士其就象一个不倦的园丁，在祖国科普园地上辛勤地耕耘着。仅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他就撰写了五十多万字的作品，汇编成册的达二十本，成为作品最多的科普作家。
然而，象高士其这样可敬的老科学家，却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蔑为“反革命的吹鼓手”，遭到了残酷的打击。他们指使爪牙在他的家门口张贴造谣中伤的大字报，不准他继续写作。
寒冬腊月，四人帮的爪牙不给他家里送暖气，高士其忍着严寒，手脚上长满冻疮。
作为细菌学家的高士其，又看到了人类的毒菌在猖狂肆虐了。“不能躺下，要战斗！”有人劝他不要再写了，他响亮地说：“不发表，我也要写，总有一天，人民会把那些毒菌消灭的。”
他还热情地鼓励青年科普作者，要他们不要害怕“人形毒菌”的淫威，勇敢地拿起笔来，战斗在科普创作阵地上。他自己就以身作则，不顾“四人帮”的打击报复，从一九七三年起接连写了几篇文章，为备受摧残的科普事业大声疾呼。
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高士其同志是有贡献的，他年老多病，不能冲击。还委托邓颖超同志打电话问候高士其，使这位坚强的战士受到极大的鼓舞。
一九七四年，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亲自提名高士其同志为四届人大代表，说：“高士其同志代表科普”。在会议期间，周总理来到高士其的身边，亲切地询问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高士其万分激动，让秘书写了张条子递给周总理，内容是：“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普及，请你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支持！”
周总理看后随即举起了这张条子，响亮地向周围的同志说：“高士其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好！”第二天，总理就在这张字条上作了批示，要大力开展科学普及工作。
周总理的关怀，使高士其增添了战斗的力量。他怀着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夜以继日地写作《杀菌的战术》书。
乌云散了，阳光普照祖国大地。一九七六年十月，高士其坐着手推车在欢乐的海洋中来到了天安门，同首都人民一起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高士其恢复了革命青春，激情洋溢地歌唱科学春天的到来。除了写出四十多篇，新作外，还着手编辑《高士其选集》。高士其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向党中央提出了《对科普工作的四点建议》 ，受到党中央的重视。
现在，高士其已是七十六岁高龄的老人了，但是他还在战斗，他要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四化放声歌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