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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天，一个闪电、雷雨交加的深夜，在革命圣地延安的一个窑洞里，报务员李侠在电台上紧张地抄收上海地下电台传来的一份极重要的电报。
突然，电讯中断了。李侠焦灼地扭动刻度盘。过了一个钟点，还是没有声音。电台领导者一位处长走来，关注地问：“是什么原因？”李侠把耳机推向后脑，说：“台子出事了。”
处长扶着李侠的肩头，说：“这份没抄全的电报很重要，是关于蒋介石秘密投降日本的事，可是···
处长在李侠身旁坐下，郑重地说：“上海是敌占区政治中心，那里电台出了毛病，我们要派一个同志去加强那边的电台工作。”李侠心里想：上海工作很艰巨，要是派我去多好。
第二天早晨，处长就找李侠谈话，说组织上经过研究后，决定派他去上海建立一个电台，问他有没有意见，李侠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这天，阳光灿烂，天气很好。李侠告别了首长和战友，迎着早晨的太阳，离开了延安。
在上海，我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活动，非常活跃，不断地打击敌人。就在李侠离开延安那天，南京汪伪政府派女特务柳尼娜到上海，和日本人密商办法，对付地下党活动。日宪兵特高科科长中村，亲往车站迎接。
在汽车里，柳尼娜装得很温和地说：“南京方面得到东京的通知，说重庆派代表到日本谈判的重要机密，已被共产党知道了。这件事叫共产党知道了，重庆方面太不体面，不消灭上海的共产党，对和谈很不利。”
电梯升到4楼了，司机开了门对白小英说：“4楼到了。”白小英笑道：“你听错了，我到14楼。
汽车在一座大饭店前停下，他们跨进饭店电梯时，里面已有一位年轻妇女，她是上海地下党的交通员白小英。白小英看到他们，便警惕起来。
电梯升到6楼停了，中村和柳尼娜走出了电梯。
白小英到了14楼层，又乘隔壁的电梯回到4楼，在一个医生诊所门前站下来，伸手按着门上的电铃。
出来开门的叫孙医生。他是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白小英气喘喘地告诉他，刚才碰上了中村和柳尼娜。孙医生点点头说：“柳尼娜是个老特务，我们要小心。里面谈吧！
在内诊室。白小英从一包口香糖里抽出一张小纸条递给孙医生：“蒋介石派往日本谈判投降的代表，已秘密回到上海了，这是他们谈判的内容。”孙医生把纸条放在放大镜下仔细看起来。
白小英接回小纸条，迟疑地望了孙医生一眼。孙医生猜出她的心思，便说：“最近情报多，我们电台又给破了一个，发报有困难是不是？”白小英点了点头。
孙医生说：“延安要派一个技术高明的报务员到上海来，叫李侠。再过两天就可到了。我要派你做他的掩护工作。”白小英听了很高兴。
在这同时，六楼宽敞的房间里，中村和柳尼娜商谈着怎样对付上海共产党的问题。柳尼娜娇声怪气地说：“共产党的活动能力是不可轻视的。”中村说：是呀！我们正等着你来，好在交际场中也布置一条侦察路线。
不多几天，李侠到了上海，见了孙医生。他要求马上投入战斗，孙医生却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别急。你还要进一个学校学习学习才行。
李侠愣住了。孙医生解释道：“在上海做工作，首先要适应这个环境，才有利掩护自己。懂吗？”李侠点点头，心里想：这是复杂艰巨的斗争！
白小英做了李侠的老师。经过了一个时期，李侠已习惯穿绸长衫、西装裤，谈吐气派，很像个上海少爷。他的公开职业是替一家湘绣店写字。这天，孙医生批准他“毕业”了。
第二天，孙医生扮成个老年工人，来到一家小绸厂。这个厂的党支部领导老马，便把年轻女工何兰芬领到会客室里。孙医生看她发愣地瞧着他，便摘下那副老古董眼镜。
在弄堂里，白小英已经在等他们了。李侠停下车来，接过白小英手里一盒大蛋糕，并且给何兰芬作了介绍。
有个从延安来的同 志，要你帮助他应付环境，对外的名义是夫妻。老马呵呵地笑起来：“你成天就只想新四军。要是比到新四军更艰苦的工作，你······”何兰芬忙抢嘴回答：“服从组织。”孙医生高兴地笑了，他就喜欢何兰芬这坚强的性格。
何兰芬是个共产党员，知道孙医生到这儿来，一定有重要的指示。她那双大眼睛不住地看着老马和孙医生，等待着指示。老马说：“要调你去工作了。”何兰芬的眼睛顿时更大更明亮了。
这天，何兰芬穿着漂亮的旗袍、长统袜和半高跟皮鞋，和李侠分乘两辆黄包车，带着衣箱等东西，一先一后进了一条弄堂。
听到“夫妻”两个字，何兰芬不由得飞红了脸，连连摇头。老马又笑了起来：“刚才还说服从组织哩。”何兰芬不再说什么了。
李侠挽着何兰芬的手臂，走到一幢房屋面前，他们的家就安顿在这里。房东张太太恰巧走出来，满面笑容地招呼他们。
李侠住的3楼房子，布置得像新房一样。何兰芬看到房里的家具，感到太浪费了。又发现桌上有副麻将牌，不禁嚷道：“你说工作，工作还要这东西么？
晚饭后。李侠教何兰芬搓麻将。到了夜里12点钟，他从白小英送来的蛋糕中取出一张纸条，对她说：“你睡吧，我到4层阁楼去工作。”
何兰芬感到奇怪：你在下面工作不好吗？李侠指指对面亮着的窗户说：“电台工作要绝对的秘密。你一人在床上睡吧。”说完，轻轻地走出了房门。
4层阁楼里堆着许多煤球、劈柴，热得像蒸笼一样。李侠从夹墙里取出拆散的机器，一件件装好；然后套上耳机，开始发报。
李侠发完电报，又抄收了延安发来的电报。他在一张纸上写着：“新华社电讯，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1939年6月30日。”他抄完这份电报，调整了刻度盘，愉快地笑了。
何兰芬躺在床上，一直没有睡着。天快亮时，李侠赤着脚轻轻地进来了。她赶紧合上眼，装作熟睡的样子。李侠过来替她盖好毛巾被。
停了一会，她听不见动静，偷偷地睁开眼睛，看见李侠睡在地板上，兴奋地在看一张纸条。他看完后又把纸条夹进一本《红楼梦》里，然后才合眼。
何兰芬忽然想到：他已工作了一夜，不应该让他睡在地板上。于是跳下床来叫他上床去睡。李侠睁开眼睛说不用了，劝她再去睡一会。何兰芬不肯，说她该起来了。
她倒了杯水，切了块蛋糕给李侠。李侠看看天已大亮。便把《红楼梦》交给何兰芬，告诉她里面有密码电报和新闻电讯。要她等会到外滩公园去送给白小英。
何兰芬来到外滩公园，找到了白小英，两人就在临江的一条长椅上坐下，看看左右无人，白小英接过何兰芬手里的《红楼梦》，同时给了她一包口香糖。
一个钟头以后，白小英又出现在孙医生的内诊室，她把那本《红楼梦》，交给孙医生，老孙看了电讯兴奋地说：“毛主席又在揭露蒋介石了。这篇文章重要极了，赶快送到市委去翻印。”
印着毛主席文章的传单，很快地就散发出来了，柳尼娜和中村也看到了。柳尼娜对中村嚷道：“毛泽东的文章是6月30日发表的，这么快就印出来了，说明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还是大大的有呀！
中村轻声地说：“我想到了一个追查共产党电台的办法。你能不能弄到一批亲共分子的名单？”柳尼娜侧过脸，很自信地说：“能！
这天晚上，义卖公演在一家大戏院里开始了。柳尼娜戴着黑眼镜，同日本宪兵队的特务小仓，还有个汉奸，坐在楼上靠台口的包厢里。
演完一个节目，就开始义卖活动，担任这些工作的，有工人、学生、职员。他们在观众中川流不息地走来走去，兜售各种义卖品。
何兰芬和女房东也在看戏。有个义卖的女工走到何兰芬跟前，何兰芬见是同厂的施祥宝，正想跟她招呼，但是想到自己的身份，又偏过头去避开了她的视线。
第二个节目是大合唱《打回老家去》。雄壮的歌声，打动了观众，激起了观众的爱国热情。
歌曲唱完了，剧场中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散下大批的传单。观众拿到传单一看，原来是毛主席的文章，标题是“反对投降活动”。观众的情绪兴奋极了。
坐在楼上的柳尼娜和日本特务小仓，也都拿到传单，他们气得脸色白里泛青。他们拿起望远镜向楼下四处搜索着发传单的人。
忽然舞台上出现了女工施祥宝。她手里托着义卖的货盘，慷概激昂地对观众演讲着：“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在这里穿得暖吃得饱，不要忘记饥饿的难民，更不应该忘记了前方浴血抗战的战士······”
柳尼娜用那对阴险的眼睛朝小仓望了一下。突然间，“砰砰”两声枪响，施祥宝应声倒在台上。
这一枪好像打在何兰芬的心上，她激动地站了起来，想冲到台上去救护施祥宝。但她马上又警觉地克制着自己。
何兰芬独自回到家里，扑在床上失声痛哭着。她想到4层阁楼去找李侠，表示不愿再呆在这里了；可是又觉得这样做不好。
李侠从阁楼上下来了。何兰芬把戏院里拿到的传单递给他，眼里含着泪珠说：“别人流血牺牲，我在这里享福，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跟敌人直接斗争的革命工作吧！
李侠控制着自己说：“那么这张传单是谁给你的呢？”何兰芬流着眼泪，气嘟嘟地说：“就是这些工人、烈士，还有那些车间里的共产党员，连你也不知道他们姓名的人给我的。”
李侠指着那张传单问何兰芬：“你可知道这张传单的底稿，是经过谁的手转交给上海工人同志的呢？”何兰芬听了这话，感到惊疑，只得回说：“不知道。”
李侠接着说：“这传单的底稿，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就是我们电台抄收来的电报。你要是不信的话，今晚上二三点钟到阁楼上来看看。”这时，何兰芬才明白过来。
深夜两点半钟，何兰芬轻轻地上了阁楼。只见李侠浑身是汗，坐在煤球堆里，一手在紧张地抄报，一手掌握着刻度盘。她不禁自言自语起来。
她忙用手巾替李侠擦了擦汗，又给他打扇。李侠抄完一段电报，才回过头来招呼她。
何兰芬又给李侠倒了一杯水，低声说：“你的工作条件这么艰苦，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好让我来照料你呢？”李侠问她：“你现在知道我们工作的意义了吧？
李侠又郑重地说：“我们在这里发出的电报，延安能听见，上海的敌人也能听见，因此我们有随时被发觉的可能。你要安下心来，万一我被捕了，这工作就要你来担任。
这时，李侠又调整刻度盘，继续收报。他叫何兰芬下去睡觉、她没有下去，更凑近他一些，替他打扇。
工作完毕，他们一同回到房里。李侠仍睡在地板上，他们都失去了睡意，轻声交谈着。李侠谈了他小时候如何替地主放牛，又如何参加红军的经过，何兰芬听了很是感动。
何兰芬也诉说了自己从小在纱厂做童工的受苦情况。两人都不禁产生了同情和爱情。
第二天晚上，何兰芬拿出一个发电报的电键，摊开一本普通电报薄，照着一组组的号码，在电键上“滴答滴答”地揿动着。李侠弯着腰站在她背后，纠正她的手势和动作。从此，李侠经常教何兰芬学习收发电报。
不久，李侠和何兰芬怕暴露目标，搬了一次家，开了个无线电行来掩护工作。这天正是中秋节，店刚打烊，白小英提了盒月饼和两瓶酒，满脸微笑地进来，向李侠、何兰芬握手祝贺。
李侠和何兰芬结婚以后，工作也很顺利。这天早晨，他们接到孙医生送来的一张小纸条：“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注意环境变化。
李侠沉思了一会，便对何兰芬说：“日军占领了租界，特务们就更猖獗了。我们工作要特别注意。”
这天夜里，由何兰芬发电报，正在紧张的时候，突然机器上指示灯灭了。李侠警惕地揭开窗帘朝外一看，外面一片漆黑。一会儿，指示灯又亮了。
李侠没理会她，仍全神贯注地看着窗外，他发现别的马路仍然一片漆黑，独有他们这条街道来电，不由得心里一怔，知道是敌人的诡计，忙缩回头来说：“不好，快把机器藏起来。
原来两年来敌人用了许多方法，侦查党的地下电台都没查到。现在中村和柳尼娜想出了分区停电办法，因此李侠这个电台终于被敌人发觉了。中村很快带着宪兵、特务，冲进了李侠家里。
宪兵和特务在李侠家里翻箱倒柜地搜查了一阵，从阁楼上捧下发电机来。李侠面不改色，向何兰芬使了个眼色，叫她镇静。中村抓起李侠的右手，仔细看了看中指和食指，便狞笑起来。
李侠和何兰芬被带到日本宪兵队。中村用硬的软的办法审问了半天，李侠始终不承认。气得中村双脚乱跳，最后没有办法，只得把李侠带去“上刑”。
李侠被拖到隔壁房里去了。中村故意叫何兰芬，还有个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局地下电台的负责人姚苇，站在刑审室的窗口看李侠上刑。这个姚苇是刚被中村逮捕来的。
何兰芬非常坚强，两眼怒视着敌人。姚苇却吓得浑身发抖，一会儿便昏倒了。
柳尼娜把姚苇扶到沙发上，灌了他几口白兰地，他才苏醒过来。柳尼娜对他娇声娇气地说：“重庆方面快投降了，我们的周佛海先生已经和你们的戴笠老板搭上钩了！这里面的文章可多呢！
姚苇先是把惊异的眼睛睁得圆圆的，后来便笑着说：“哈哈哈，我真是个傻瓜！好！我都告诉你！接着便把国民党所有地下电台，一个不漏地讲了出来。
中村走进来，他问姚苇认不认识李侠。姚苇说确实不认识他。中村又问：“李侠到底是延安分子，还是重庆分子？”姚苇想了想，回答了他。
柳尼娜插嘴说：“你看李侠像不像是重庆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姚苇说：“国民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我都知道，就是蒋、宋、孔、陈那几个大头儿作投机生意的商业电台摸不到。”
自从李侠和何兰芬被捕以后，白小英把他们在魔窟里坚强不屈的情形向孙医生作了汇报。孙医生决定先采取迷惑敌人的方法，来营救李侠。
迷惑敌人的方法很巧妙。第三天下午，小仓递给中村一张传单，标题是：“敌伪与重庆进一步勾结，军统人物摇身一变就是忠义救国军。”中村看了七窍生烟。
中村先是诧异，随即若有所悟地对柳尼娜说：“把李侠老婆先放了，要是侦查到共产党的线索，就再抓她回来。怎样？”柳尼娜说：“好。要真是重庆的，对我们也有用处。”
柳尼娜从监牢里领出了满脸伤痕的何兰芬，装出抱歉的神情安慰她：“你回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至于李先生，也快释放了。”何兰芬知道是敌人在耍花招，态度非常冷淡。
在夕阳中，何兰芬疲惫地走出宪兵队。走不多远，便发觉后面有人盯她。
她回到家，房里已是乱七八糟。她拾起结婚照片，不禁俯在桌上失声痛哭。邻居张妈好心地替她做了晚饭送来，偷偷告诉她：“有人跟着你，小心些。”何兰芬点了点头。
不久，李侠也释放了。他回到家里，休息了一会，便低声告诉何兰芬：“敌人分析来分析去，替我分析出一个重庆分子，把我放了出来。当然，他们还有个用意是放长线，钓大鱼。”
何兰芬问道：“重庆分子为什么就能释放呢？”李侠说：“日本人把重庆分子放出来，是为了跟蒋介石牵线。现在一定是蒋介石想投降，国民党又要疯狂地进攻我们的根据地了。
没有多久，何兰芬生了个男孩。满月后，他们又搬了家，开一家糖果店作掩护。这天，白小英派她兄弟来买巧克力糖，在钞票里夹了一张小纸条。
何兰芬会意地找了钱，目送他走后，便到后面房间里对李侠低声说：“老孙送信来了，叫我们回根据地去。”李侠伸手接过纸条。
李侠看完了老孙的纸条，意识到环境对他更为不利。他把孩子放在摇篮里，回到铺面，正在思考问题时，只见姚苇笑盈盈地进来了。
原来姚苇和柳尼娜就住在李侠对面的楼房里，监视他们。姚苇已找过李侠几次，要他担任汪伪电台的报务员，但都被李侠回绝了。现在姚苇又来了，李侠不得不敷衍他，请他到后面房间去谈话。
李侠送走姚苇以后，心里便琢磨着：重庆又派来大人物······我不能走，一定要摸摸他们的底。顿时兴奋起来，并且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了何兰芬。
第二天，李侠从姚苇那里拿来一架电台，非常兴奋地对何兰芬说：“计划成功了。”何兰芬明知这很冒险，但也非常高兴，帮忙把机器装好了。
李侠把国民党全部投降的中央委员名单，向延安发出电报。延安的收报员收下这重要电报，同时知道李侠已恢复自由，并且已打入敌人的心脏，他们都很高兴。
这天，柳尼娜正在同姚苇调情取笑，中村跑进来，把一张重庆《新华日报》指给她看，第一个标题是：“国人请注意投降内幕：国民党中委20人，高级将领58名，率领50万军队投降日寇。
柳尼娜看了，吃惊不小。中村暴跳如雷地说：“妈的，这条消息，又是上海透露的。”他嚷了一会，走了。
中村出去以后，柳尼娜便责问姚苇：“共产党知道得多详细，多具体，蒋先生曲线救国的内幕都给他们掀开了。”姚苇也感到奇怪。
柳尼娜想了一会，便怀疑到李侠身上，但姚苇毫不犹豫地说：“他没问题，我敢拿脑袋来担保。”柳尼娜不由得冷笑起来。
姚苇咬了半天嘴唇，忽的蹦起来说：“有办法了，今夜起，我一刻也不休息，守在电讯侦测室里，看是不是李侠弄的鬼。”柳尼娜认为这办法很好。
姚苇侦测了一天，到晚上8点多钟，终于给他侦测出李侠在向延安发密电。他急忙去报告中村和柳尼娜。中村像触电一样地跳了起来。
警备车急驶到李侠糖果铺门前停下，姚苇领着几个日本宪兵冲了进去，但楼上楼下搜查了半天，没有李侠夫妇的影踪。姚苇便抓住看守店铺的老妈子，问李侠夫妇哪儿去了？
姚苇又同日本宪兵赶到大光明戏院，把守着检票口，盯着每一个被强迫出来的观众，但人走完了，也不见李侠夫妇的影子，姚苇不禁叫苦：“唉，上了他的金蝉脱壳之计了。”
回到日本宪兵队，中村听说没捉到李侠，非常生气，柳尼娜却上前辣辣地打了姚苇两记耳光：“笨蛋！谁告诉你大光明，小光明的？”直打得姚苇失魂落魄，哑口无声。
原来，糖果店的老妈子也是个老地下工作人员，她见警备车开来时，就用暗号通知楼上，李侠和何兰芬便抱了孩子，从晒台上翻到了隔壁人家。
当姚苇带着日本宪兵去大光明戏院的时候，他们安然到了白小英家。一会儿，孙医生派来一位引路的同志，把他们带到苏北根据地去了。
日本投降后，组织上派他们回到上海。夫妻俩同在一个工厂做党的秘密工作。
对敌斗争越来越尖锐了。这时，上海地下党又需要一架与党中央联系的电台，孙医生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李侠。于是李侠夫妇又在家中设立了秘密电台，每夜紧张地投入电台工作。
解放战争胜利连着胜利，到了渡江前夕，反动派还梦想作垂死的挣扎。这天，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电监科长，接到厅长来上海做督导工作的消息，大为不安。
厅长和三个“专家”来了，就是柳尼娜、姚苇，他们换上美军制服，中村当上了国防部顾问。厅长召见了电监科长，当下就大发雷霆，狠狠地训了他一通。
柳尼娜和中村、姚苇在一边翻着侦查秘密电台的记录。柳尼娜向姚苇说：“李侠说不定在上海呢。”姚苇得意地一笑说：“真在上海的话，他发报的手法可逃不过我的耳朵。今晚让我来探测一下。”
当天夜里，李侠正在发报时，白小英的弟弟忽然送来孙医生一份紧急通知：“敌人在侦测，速停，将机器折除。”李侠随即把纸条烧掉，暗想：姚苇这汉奸的鼻子又嗅到我了。
李侠刚把电台机器隐蔽好，忽见白小英匆忙到来，李侠暗吃一惊，料到一定有什么紧急情况。果然，白小英递给他两张纸条，叫他在24小时内发出。
李侠一点也没想到本身的危险，把感到兴奋。白小英临走时，说：“发完报，你们就到我家来，准备转移，祝你们成功！”
送走了白小英，李侠夫妇便关紧大门，回到房里，又把电台安装起来。何兰芬很担心李侠的安全，一边帮忙，一边说：“让我来发吧，敌人熟悉你的手法。”可是李侠不同意。
在同一时间里，姚苇在全神贯注地转动着刻度表，想从这上面发现李侠所发的电波。一会儿，他发狂似地嚷了起来：“嗯，李侠果然在上海，这回不能再让他溜走了。”
深夜二时，柳尼娜、姚苇、中村等乘着一辆装有电讯侦测器的汽车，后面跟着一辆满载30多个特务宪兵的大卡车，循着李侠发报的电波，搜索前进。
李侠正在发第二份情报。忽然机器上的指示灯灭了一下又亮了。他心里不禁一怔，意识到危险临头了。
何兰芬说：“我来发。敌人不知道我的手法，这样可以迷惑敌人，对完成工作也有利。”李侠觉得她的话也有道理，便让给她发，自己走到窗口警惕着外面的动静。
机器上指示灯灭了。但几秒钟后又亮了。李侠猛地推开何兰芬说：“看样子，敌人知道了我们借用的波长，情况很紧，我发得快，还是让我来，你快带孩子走。
何兰芬知道这时候无论如何也拗不过他这倔强的性格，只好答应了。她替小明穿好衣服，悄悄地赶往白小英家。
一会儿，李侠听得哗啦一阵敲碎玻璃的声音，窗口出现了从围墙爬上来的姚苇的凶脸，他一边吃力地爬着，一边高叫：“李侠，你再不停手，我要开枪了！”李侠没理睬他，脸上反露出胜利的笑容。
李侠终于发完了最后一个字。一边忙把电报底稿塞进嘴里，一边手里敲打着电键，加上一句：“战友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姚苇好不容易地爬了进来，他用手枪抵住李侠，冷笑一声道：“好家伙，李侠，你终于被我找到了。”李侠用不屑的眼色瞅了他一下，并回答了他一声冷笑。
这时房门已被冲开，特务们蜂拥而入。李侠挺着胸膛，像一个巨人似地屹立在那儿。李侠被捕了。他神色不变，爽朗地笑道：“战士在战斗中牺牲是平常的事情！共产党不会完，中国不会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