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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〇年六月，革命浪潮正在湘东北地区汹涌澎湃地激荡着，到处都有党的地下组织，到处都有党领导的游击活动。
我以修钟表为掩护，此时正在浏阳县的镇头市从事党的秘密活动。
驻在镇头市的反动地方团队查获了我们准备暴动的两布袋红色袖章，认为我有嫌疑，把我逮捕了。
幸喜没抓到什么证据，又找到有力的保人，我才得从虎口中逃脱出来。由此一来，我就不能在镇头市呆下去了，决定到离那儿九十里的醴陵县去。
我找了一个叫李春生的人一道去。他是我职业上的同伴。我们按照钟表匠的装束，穿着雪白的竹布褂裤，撑着漂亮的布伞，提着小小的修钟表的工具箱，一大早出发了。
出镇不远，就有一个农民尾随在我们后面。
他背上背一个布袋，看样子是从镇头市买了东西回去的。我们坐下休息，他也休息，我们走，他也走。
半上午，到了一个名叫石回嘴的小集镇。我们坐下休息时，那个农民却突然不知去向了。
一会儿另外来了两个农民，问清我们的情况后，用邀请的口气说：“我们队长请你们去谈谈。”
前不久，我曾听说石回嘴搞起了一个红军游击队。我想，既然是红军游击队，凭当时湘东北党组织规定的联络暗号及暗语，一定可沟通关系，便大胆同那两个农民去见队长。
李春生却十分害怕，他脸色铁青，两眼张皇地望着我，但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跟着走。
我们走到一个屋子门口，有一个手持梭镖的农民站岗，手臂上挂了一个红袖章。他望望我和李春生，又向那两个喊我们来的农民使个暗号。
再往里走，便进了一个厅堂。厅堂里很肃静，只有一个粗眉大眼、满腮胡子的黑脸大汉端坐在椅子上。大汉一身青布的普通对襟短装，腰上别支短枪，枪上满把红缨。
见我们走进来，他怒目圆睁，厉声喝问道：“你们是什什么人？”他口吃，说起话来眼睛急的一个劲地眨动。
我把我们的姓名、籍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情，都说了一遍。这当中，几个穿着老百姓衣服的人陆陆续续从屋子后面走出来了。
不料那大汉却指着我喝道：“你你你们是探探子！”（注：探子即侦探）又向旁边的人大喝一声：“绑绑绑起来！”
我一面申说，一面用手势做各种暗号，他们没有反应。我又说出了“五大洲”“四大将领”等各种暗语，他们仍然不懂。
我心里慌了：这是什么游击队呢？就在我做手势时，他们把我绑了起来。
我仍然不断地争辩，他们又把我吊起来，用大竹片敲打我，要我招认是哪里派出的侦探。天气又热，我头上的汗象流水一样往下落。
李春生被绑着两手站在一旁哀哀哭泣：“不得了呀！我家里还有娘呀！还有老婆孩子呀！”
我火了，仗着自己有组织关系，厉声问他们：“你们到底是什么游击队？受哪里领导的？”蛮横的队长暴跳如雷：“我我我我们是红军游击队，我我我我自己领、领导的。”
我指出他们不懂联络暗号，不是红军游击队，並说明我的共产党员身分，队长却大发雷霆，拿起磨得雪亮的铡刀往我脚下一摆：“请请请你值架！
我不由一惊，知道这句江湖黑话的意思是“杀头”。但马上镇静下来，依然态度强硬地要求他们到上级去查问清楚。
那队长还要咆哮，旁边有人插进来问我在这地方还认识什么人。
我立刻说出了一个叫潘绍桃的钟表匠。想不到他们马上停止了拷打，一个一个地走出屋子。
我全身衣服都汗透了，地上汗水成洼。我看看李春生，他似乎比我吊着还难受，脸上毫无人色。
过了一会，他们端来了丰盛的饭食，给我们松了绑，让我们吃饭，李春生坐在一旁哭泣，我却开怀大嚼起来。
吃完后，我们又给绑起了。
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吆喝，只见一个农民推着一辆独轮车进来了，车上推着几个鼓肚袋子，后面跟着好些人。
车子一停，有的人搬起袋子中的白米便往箩筐里倒，倒完便用马刀把所有的布袋砍破，把车子也劈了。
另一些人气势汹汹地把推车子的人按倒在地，不问青红皂白的一顿鞭打。
推车子的人哀哀哭叫，苦苦求情：“不要打我，我不是土豪呀！我是土豪家的长工呀！”“我不做长工就没饭吃呀！”
人们不由分说，仍然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我在一旁看着，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样一群蛮不讲理的人，该怎么对付呢？
一会儿，又进来了一个自称是叫唐福仁的人，满脸堆笑地向我们赔礼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误会了，害你们受了委屈。”说着给我们松了绑。
唐福仁给我们解了手上的绳子，满口答应我们的要求—派人去浏阳第十六区调查。
又过了一会，潘绍桃来了，他宽慰我：“这是个误会，不会把你们怎样的。”並说他自己也在游击队里。
从潘绍桃口中得知，那黑脸大汉就是他们队长，叫潘虎，人家背地里叫他“潘蛮子”，是个公道、爽直、胆量大、说一不二的人。
潘虎原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连长，行伍出身，北伐时屡建战功。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认识不清，仍然在国民党部队中混。
后来，看见国民党的部队尽做欺压百姓的事，他气愤不过，开了小差。他是文盲，家里又穷，从国民党部队里回来，鞋袜一褪就种起田来。
这年四月，红军攻打长沙时，他参加了游击队，不料荆坪一仗，给敌人打散了。
他回到家乡，搞起了游击队，树起旗号还不到一个月。
潘绍桃还告诉我，他们昨天卜了卦。卜卦人说，三天之内会有两个探子从镇头方向来，潘队长马上派人去侦察，就是那个背着布袋跟了我们半天的人。
与潘绍桃谈话之后，我以为可以脱身了。心想他们定然会派人去了解，然后把我们放了。不料太阳快下山时，却又把我们绑了起来！
两个人牵着绳子把我们带出门外。我不由心里紧张起来：这么晚了，还把我们牵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些连送米的长工都要狠狠地打一顿的蛮汉，能保他们不胡乱杀人么？
屋外坪里站着一支双行队伍，约有一百多人。拿着鸟铳、马刀、铁尺等各式武器，没有一支步枪；身上的衣服五颜六色，人人手臂上都有一个红色袖章。
潘虎队长走到队伍前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话，就粗声粗气地结束道：“没没没什么讲的了。”
这时我忽然想出来讲几句话，仿佛有个东西哽在喉头，不吐一吐就不痛快。我大声说：“报告队长！我可以向大家讲几句话么？”
潘虎两眼盯着我，赌气似地说：“你你你讲吧。”于是我向队伍前面走去。
“同志们！我有几句话讲。”我大声开始了我的讲话。我讲的是红军三大纪律，全场鸦雀无声。
约莫个把钟头后，我讲完了，队伍又向街外开去，我们两个也被牵着跟在后面。
队伍折向通往山上的阴森森的小道，小路又陡又窄，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不由人毛发倒竖。
我想如果给游击队杀了的话，那才真是冤枉哩。队伍来到一个山窝里停下了，潘虎向我面前一站，粗声地问：“你你你还有什么话、话讲吗？
我以为是问我临刑的遗言，汗象黄豆大一颗颗地冒出来。我说，你们把我杀了不要说我是反革命，还有，请把我身上的十几块钱交给我父亲。
潘虎没有作声，队伍又走动了，直到一个很小的破屋子面前停下来。
潘虎交代大家早些睡觉，晚上要安静，还布置了岗哨······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来山上住宿，但我又不理解：为什么用绳子牵我们走？又为什么不将实情告诉我们呢？
莫可奈何，我们只得在他指定的房子睡觉，手上的绳子被解开了，横挡着门口支起一个临时的床舖，有两个人睡在上面看守。
大概到了半夜时分，他们来审问我了。桌上一盏桐油灯，五、六个人坐在潘虎两边，气势汹汹地问我们的来历。
后来又问到有关革命形势的问题和镇头市敌人驻军的动静，就变成商讨、研究的谈话了。
潘虎一直很少做声，谈了好一阵后，他忽然命令我：“你不不不要走，就就就在我们这这里搞事。”我听清了：他要我参加他们的游击队。
我向他解释我已有工作，他拔出腰上的手枪向我一指，厉声说：“那你就就就是探子！”其余的人也跟着向我进行威逼。
没有办法，我只好另找理由：“你们这里的事我搞不来，你们不是革命，是胡闹。”没想到，听了这句话，他并没有暴怒，只是诧异地问：“怎怎怎么是胡闹呢？”
我从殴打送米的长工这件事上指出他们许多错误，说明了党的政策。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潘虎睁着大眼静静地听着。
等我的话一停，潘虎缓和地说：“就就就照你你你说的办，你来当政委。
我问他，他们要政委，为什么不要组织上派一个。潘虎告诉我，他们是自己竖杆子的。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他们还信迷信，还卜卦。
我不觉笑了。虽然他蛮不讲理地折磨了我半天，此时，我忽然觉得他可爱起来。我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位粗眉大眼的队长象个孩子似的得意地笑了。
第二天，我便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潘虎的游击队编入了浏阳县第十六区接受领导，潘虎任队长，我任政委。李春生不肯参加革命，我把他送回了醴陵。
后来，游击队又接受了几次改编，最后与浏阳县十四、十五、十七区的赤卫队合编为赤卫第五师，潘虎任师长，我任政委。
潘虎对党忠诚，执行任务十分坚决，只是急躁脾气始终不能改。对战士发脾气，就把油漆木头做的假手枪一拔：“老老老子枪枪毙你！”
由于他忠诚，又是全区唯一懂军事的干部，党对他特别注重培养。正式参加革命不久，就由我介绍，把他吸收入党了。
这年冬天，潘虎在参见江西萍乡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