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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17日凌晨，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驻扎在云南边境某地的我炮兵九四一部队，奉命进入了一级战备，全团指战员整装待发，营房内外，热闹非凡。
有线通讯连女子总机班的六名女电话兵尤其忙碌。接到命令的当天，班长严莉领着全班战士陶坷、吴小涓、杨艳、肖群秀、路曼向党支部送去了决心书。
女兵们见各班排的男兵理发时统统推了光头，这样在受伤时便于救治，她们二话没说，咔嚓几剪刀，将小辫子剪成了“运动头”。
连排长们到各班检查轻装情况，见女兵班装备很轻便，一致表示满意。连长是结了婚的人，知道的多些。他关切地叮嘱女兵说：“该轻的轻，该带的还是要带，像纸呀什么的·····
班里有几个战士的家在本省，她们要求挂个电话对妈妈讲一声。虽说已经是一名军人了，有话还是找妈妈讲，而不是找爸爸讲。她们很自觉，电话不长，大致是这样的：“喂！妈！我们要外出执行任务了。”
只有陶坷没有给妈妈挂“长途”。小陶的妈妈是当年的老八路，现在省里某局任局长。十年浩劫期间，她横遭迫害和摧残，身体给折腾垮了，一直住院。最近刚出院，说定一两天内来部队看望女儿。
第二天，小陶的母亲果然来了。姑娘一起围上去问长问短。连长和指导员也赶来看望。指导员见大伙又说又笑，便打趣地说：“小陶，天天盼着妈妈来，妈妈来了怎么不讲话啦？”
说话间，小陶妈妈指着身旁的女战士问连长：“总机班全体上前线，领导上最后定下来了没有？”连长看了大伙一眼，说：“问题不大。
女电话兵们听连长这样回答，一齐嚷叫起来：“什么叫问题不大？定就是定了，没定就是没定。”一直没吭声的陶坷霍地站起来，说：“我们吃了秤砣—铁了心，非去不可！而且要上一起上，少一个也不行！
妈妈拍了拍陶坷的肩膀，说：“先别吹，要不是我这个军属大妈帮你们说话，准不准许你们上去，还真是难说哩。”说着，爽朗地笑了起来。
陶坷妈妈的这番话，是事出有因的。原来九四一部队几位领导到省城参加作战会议时，曾抽空去看望陶坷的妈妈曾方，并将通讯部门对女子总机班上不上前线的几种不同意见告诉了她。
当时，曾方极力主张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应该让她们全体上去锻炼锻炼。想缩减她们，让她们搞留守，我不赞成，恐怕其他同志的家长也少不了要提意见。”
曾方还说：“本来，部队的事我们不宜多说话，但我一听不让她们上去，心里憋得慌。我们为什么要送孩子到部队上，难道为的是让她们穿起军服，神气活现地去照相，四寸六寸去放大吗？”
部队领导同志见曾方如此诚恳，十分感动。这样好的军属，这样好的人民，对部队是多么大的鼓舞啊！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他们参加会议回来后，迅速作出了让女子班上前线的决定。
女电话兵们知悉了事情的由来，回忆起当初“路透社”有关这方面的传闻，深感这次能上前线得来不易，激动地上前把陶坷妈妈围得更紧了。
小陶妈妈不愿住招待所，就在连里住下了。晚上，小陶在床边加了条长板凳，和妈妈挤在一张单人床上睡，躺下不久，陶坷就睡熟了。曾方却睡不着，自言自语道：“她将怎样去迎接战火纷飞的考验呢？”
突然，小陶在睡梦中欢快地呼喊起来：“红河！红河！过红河了！”母亲笑了：这孩子够性急的，刚合上眼，已经跨过了红河天险。
红河发源于云南省崇山峻岭间，从老街附近进入越南，流经越南北方腹地，向东南入海。一个朦胧的夜间，九四一部队奉命赶到老街渡舟桥，跨过了红河。
炮车飞驰，人流滚滚，人民战士在挺进。身后，在祖国的大地上，红瓦白墙一排排，橡胶树林一行行，展示着边疆的富饶美丽。一过红河，则是另一番风光：杂草丛生，荒无人烟。
行进到中午时分，六姐妹觉得电话车里十分闷热，加上道路坎坷不平，汽车颠簸起伏，有几个人吐了，愉快的笑声停止了。班长严莉一边替大家收拾，一边告诉大家，靠着车帮坐下，少朝窗外张望，以减轻震动。
收拾停当，她自己却认真地观察起地形来。一眼望去，只见山脊又高又陡，山下乱石嶙峋，茅草刺藤相互盘绕，密不透风。严莉不免有些犯愁了：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执行架线任务，从哪里下手呢？
傍晚，部队接到命令，原地宿营待命。这里公路的内侧是悬崖，外侧是深谷，唯一的床铺，只能是公路本身。战士们保持着行军序列，席地而睡。
大约午夜光景，一位通讯参谋来传达首长命令，要求迅速架设下属各分队线路。有线通讯连的战士们迅速起床执行任务。连里决定，指挥机关内部线路由女子总机班负责架通。
班长严莉迅速进行了具体分工：“陶坷、吴小涓、杨艳，跟我去架线。肖群秀、路曼守机，注意线路装设，搞好固定。今晚的口令是“山茶”，回令是“海棠＇，执行吧！
严莉、陶坷各负责架一条线，很快都架通了。杨艳和吴小涓两人负责首长的一条线，遇到了麻烦。她们正往前走，被障碍物绊了一跤，定睛一看，见横的竖的倒着三具越军尸体。
吴小涓指着尸体问杨艳：“你怕不怕？”小杨说：“我怕他们是装死，等我们跨过时，一下坐起来。”小吴掏出手榴弹，说：“你先跨过去，我看着不对，就叫他们吃铁疙瘩。”两人从三具尸体上跨了过去。
正跑得欢，突然冒出一声喝：“口令！”两个女电话兵冷不防，一紧张，把口令忘得一干二净。对方不见回答，哗的一下冲锋枪上了膛。
吴小涓连忙说：“别打！别打！是我们。”“什么你们我们，口令！”对方仍然很认真。杨艳眼尖，看出对方是自己人，便厉害起来：“干吗那么凶，你看不出我们是总机班的！
隐蔽在树丛里的哨兵压低声音笑了，说：“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原来已经来到了首长的掩蔽部门口。她们撩开门上的雨布钻了进去。
掩蔽部里，几位首长正跪在地铺上查看作战地图。吴小涓和杨艳把单机摆在一个压缩饼干箱子上，一个理线，一个接线，手脚麻利，动作敏捷，很快接好了。
一号首长见两个女兵两手冻得通红，他取过一个军用水壶说：“冻惨了吧？来，喝几口，这是雪水大曲。”“不！不！我们不冷。”吴小涓和杨艳往后退缩着。
“叫喝就喝，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号首长说着，帮她们打开了壶盖。她俩推托不过，对着壶嘴呷了一小口，辣得直咳嗽。一号首长请她们坐下，随便地聊开了。
从聊天中，一号首长得知吴小涓和杨艳都是学生兵。入伍后，彼此相处得很好。军事训练架电线，业余时间学文化，常是老搭档。两人决心复员后争取一举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
拂晓时分，九四一部队继续前进。渐渐地，可以隐约听得见枪炮声，离前沿越来越近了。道路堵塞也越来越严重，为了赶在大部队到达之前架好电话线，九四一部队干脆提前下了车，急行军赶上去。
行军速度很猛，总机班六姐妹一个个走得歪歪倒倒的。不用说，脚底都打泡了。可是，六姐妹很顽强，没有一个掉队，也没有一个愿意接受男同志的“互助”。
走得最狼狈的要算路曼，这几天正遇上她来例假，肚子一阵阵剧痛。昨夜里露营又着了凉，这会儿正发着烧。肖群秀见她一步一咬牙，一摸她脸，滚烫滚烫，转身要报告班长，被路曼一把拉住了。
路曼威胁说：“你讲了，以后不和你好啦！”小肖着急道：“可你这么硬撑怎么行呐。”路曼小声说：“你和班长说了，还不是她悄悄替我值机。班长这几天多累呀！”
经过两小时的急行军，九四一部队终于到达了指定位置。女电话兵们把背包往地上一放，屁股还没坐热，连长就下命令道：“总机班，立即开设电话站！
总机刚开不久，一号首长就从前沿摇来电话：“喂，总机班，找你们连长讲话，怎么搞的，我和指挥部刚讲两句话，线路就不通了，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
原来，通往指挥部的线，有一段是明放在公路上的，有的被坦克轧得一节一节的，有的被骡子和着青草嚼烂了。必须把这条线改为高架，路曼、肖群秀担负了这项任务。
她俩一路把线改架在竹子上，或是挂在岩石上，让骡子够不着。等来到公路边时，忽然枪声大作。早上被打垮的一股越军躲进丛林后，现在正冒出来居高临下封锁公路，阻止我后续部队前进。
路曼和小肖焦急万分，想尽快架好线，保障指挥畅通，狠狠教训敌人。急人的是，近处没有高大的树木，只有稍远处有棵木棉树可以利用。她们顾不得危险，猫着腰跑了过去。
没有悬线杆，没法把线挑到树杈上，非得上树不可，而女兵班没有学过徒手攀登，这可难坏了她俩。路曼急中生智，蹲下让小肖踩着她的肩膀上去。
小肖刚踩上肩，见路曼忽忽悠悠起不来，这才想起了路曼的特殊情况，立即作了调换，按规定，高架线路必须在四米以上，她们搭的两节人梯，高度不够。小肖拼命向上踮脚尖，还差着一大截。
正当这时，呼地从草棵里窜出一个战士，扑向木棉树。他很不客气地叫小肖分开腿站好，然后弯下腰，让小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猛地挺身站立起来，成了三节人梯。
敌人发现了他们，拼命向这边扫射。小肖觉得下边战士身子忽然一抖，差点倒下，立即又稳住了。路曼迅速把电话线在树枝上绕了两道，打了一个双环节，欢快地叫道：“好啦！
两个女电话兵下了地才看清，协助她们的这个战士白皮肤，浓眉毛，身材匀称、魁梧。路曼感激道：“同志，太感谢你了！”战士笑笑说：“用不着表扬，表扬不过是两句空话。”
“那，怎么感谢你呢？”“我只要求赔偿损失。”战士扯起军服给她们看，军服下摆穿了几个洞，军用水壶的背带也被子弹打断了，路曼和小肖明白了，刚才他一抖索，原来是险些被枪弹打中。
路曼和小肖急切地问：“怎么样？伤着没有？”战士轻松地说：“我只觉得腰上烫了一下，一摸，没事儿，是吓唬我的。”说着，随手解下水壶，递给肖群秀。
肖群秀接过水壶，放出了多余的一节背带，把两个断头一并，打了个丁字结，还给了战士。那结儿打得又牢靠又好看，电话兵是受过这种专门训练的。
彼此问起来才晓得，原来这个战士是“九四一”的步话机员。路曼亲热地说：“弄了半天，原来是同行。”战士说：“怎么敢和你们相提并论呢，你们是“九四一”的中枢神经，我是神经末梢。请代问你们班各位同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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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群秀俏皮地问：“你认识我们班谁吗？”战士支吾了一下，说：“认识不认识，问候一下总不得罪人吧。”肖群秀说：“我们连你的名字也不知道，怎么替你问好呢？
战士察觉到对方的意图，口气软了下来：“反正，问不问的，由你们吧。”说完，一溜烟跑了。
指挥部调上来一个坦克中队，很快掀掉了半山腰敌人的火力点。一度中断的交通又恢复了通行，长长的车队，一辆接一辆地向前流动。
路曼、小肖站在路边，远远看见那个不肯留下姓名的步话机员，正坐在一辆炮车上抽着烟。她俩高高地挥着手，向步话机员打招呼：“喂！再见！”战士大声答道：“得啦，再见面怕你们就认不出我是哪一个了。”
两个女电话兵一时没有理悟过来，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随后明白过来，这是他在说笑之间为自己作出的一个不祥的预言。炮车开出好远，那战士还扭过头来望着她们。
几天以后，这次战斗结束了。九四一部队基地指挥所，设立了伤员和烈士遗体转送处。烈士遗体要在这里进行登记，清洗整容，然后转送回国。转送处人员不多，女电话兵们常来帮助照料伤员，清洗烈士遗体。
这天，陶坷、路曼、肖群秀三个人又来到转送处，见到抬下来一位烈士，担架上放着一个军用水壶，水壶带是断过的，打着一个电话兵所熟悉的丁字结，路曼和小肖一怔：莫非是他？
她俩急步上前，但烈士的脸几乎整个缠着绷带，无法辨认，跟担架的一个小战士，失神地蹲在旁边，两颊有着明显的泪痕。路曼问小战士：“这个水壶，是他的吗？”小战士点点头。
路曼紧接着又问：“他是不是步话机员？”小战士诧异地反问：“怎么，你们认识他？”路曼和小肖抚弄着水壶背带，许久，她们才问：“他叫什么名字？”小战士含着泪回答：“他叫刘毛妹。
“刘毛妹？！”站在后面的陶坷几乎叫出声来，扑上去，凑近脸去看，极力要在这张缠满了绷带的面孔上，辨认出她所熟悉的某些特征。
这刘毛妹从小生得文静、白净，头发卷卷的，活像个小姑娘，院里的人都喜欢喊他“毛妹”。陶坷和毛妹幼年时很要好，连小人书都是一起商定了买的，交换着看，决不会买了重样的。
在十年浩劫中，刘毛妹的爸爸因叛徒之嫌，被监护起来。后来，刘伯伯一气之下，跳楼自尽，死得悲惨。
陶坷也因妈妈蹲了监狱，被姥姥接到乡下去落了户。从此，陶坷和刘毛妹之间断了联系，杳无音信。
陶坷入伍到了新兵团，意外地遇到了刘毛妹。阔别重逢，分外亲热。但当时部队正在集合，两人只匆匆握了个手，没来得及多聊。
各自安置就绪后，相互间通了信息。见了几次面，陶坷觉得，同她一起长大的这个年轻人，仍是那样白净，那样热情，除了个儿蹿了老长一截外，其余的什么也没变。
随后又有几次见面，小陶感到这个年轻人有些变了。那一对眼睛失去了原有的明澈光亮。当孩子的时候，衣服总是整整齐齐的，现在倒不很讲军容风纪了。抽的是五角一包的香烟，一连串地吐着烟圈儿。
一次，他俩谈起小学的同学，某人某人现在搞什么工作，刘毛妹无所谓，说：“干什么都行，只要能填饱肚子。”小陶问：“那你为什么要当兵呢？”刘毛妹调皮地反问：“既然你可以来，为什么我不能来呢？”
他俩谈起了争取入团、入党的事情，刘毛妹感叹地说：“一年团，二年党，三年复员进工厂 ，这在某些人看来，是够羡慕的了。依我看，这并没有多大意思。”陶坷劝道：“毛妹，别太悲观，要振作精神！
刘毛妹逼视着陶坷：“年轻人，别太天真，请正视现实！”说着，又点上一支香烟，“我再也不依赖于幻想生活了，我需要的是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陶坷越来越感到很难和他谈得拢。
一天晚上，部队在广场放电影。刘毛妹趁放映中途等跑片的间隙，悄悄约陶坷出去走走。
突然，刘毛妹一下抓住陶坷的手。他一双大手热乎乎的，十分有力，就像两把铁钳。陶坷心慌意乱，极力向后躲，她警告刘毛妹： “放开我！让人瞧见，多不好！”
陶坷跳到灯光下面，整了整衣服，理了理头发，严肃地说：“我可知道你希望的是什么温暖了。”说完，扭头跑了。
从此，他们没有再见面，也没有通过信。谁能料到，如今，他再也不能说话了······陶坷的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陶坷强忍住眼泪，默默倾听那个跟担架的小战士讲述刘毛妹牺牲的经过：“昨天攻打三号高地，我们二连是主攻，营里要配一个步话机员给我们连。刘毛妹自告奋勇，跟我们突击排上去了。
“本来决定偷袭，谁知踩响了地雷，副连长只好命令我们强攻。这个垭口高地，是越军316A师的重点设防阵地，修了三道环形堑壕，两侧十多个山包的火力都可以打到这里。我们刚冲过第一道堑壕，副连长就牺牲了。
“出发前副连长指定一排长作他的代理人。刘毛妹找到一排长，跟上他继续往上冲。忽然一阵排枪打来，一排长又受伤了。他立即指定副排长代理自己，领着部队继续战斗。
“双方争夺激烈，战斗十分残酷。正当副排长和指挥所通话的一刹那，一颗子弹窜进了他的胸膛，他当下牺牲了。步话机也被打坏，不能再用了。由于指挥中断，部队开始有些稳不住了。
“就在这当儿，只见步话机员跳到堑壕上面，大吼一声说：“大家不要慌，现在听我指挥！”几十双眼睛一齐投向他，好像在问：“你既不是干部，又不是党员，能行吗？
“刘毛妹迅速改变了战斗部署，分派两个战斗组从两侧佯攻，故意弄得竹子哗哗啦啦响，吸引敌人火力。他带着部队，顺环形壕绕到高地背面，突然发起攻击，一鼓作气冲到了敌前沿。
“说时迟，那时快。毛妹命令大家有的排地雷，有的拔竹签，有的炸碉堡，各司其职。战士们如猛虎下山，越战越勇，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不料，溃逃的敌人龟缩到一个山洞里，在暗堡里扫起了机枪。刘毛妹胸部和腹部受伤，右腿膝盖骨也被打断了。用了七个救急包，才包住了那些伤口。同志们要背他下去，他说什么也不肯。
“我强把他背起来。他老实不客气，在我肩膀上狠咬了几口，我只好把他放下来。一着地，他就拖着一条腿向山顶爬，身后的茅草叶上，挂着一滴滴鲜红的血。
“在一蓬竹子里，越军一个报话兵正拼命呼喊着“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刘毛妹朝着声音悄悄爬过去，冷不防一下卡住了那个报话兵的脖子。那家伙抡起手榴弹，将刘毛妹的下巴骨砸得稀碎。
“刘毛妹把全部的仇恨和力量倾注在两只手上，把这个报话兵掐死。随后，他拿过那台当年中国支援越南的报话机，调了一下，想要呼叫，但牙床稀碎，根本叫不出声音来。
“他顽强地发出唔唔呵呵的声音，可以猜得出，他在向指挥所报告：“二连占领三号高地！二连占领三号高地！”等我抱起他时，他丢下话筒，正正军帽，扣好风纪扣，闭上了眼睛。
沉默了好大一阵，小战士又接着说：“我急促地呼唤他，可他连眼皮也没眨一下，他牺牲了。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封信，是写给他妈妈的。
“信呢？给我看看好吗？”陶坷伸出手要。小战士从自己衣袋里取出信来，说连里特别交代他要保存好，一定要交给烈士的母亲。小战士感到责任重大，怕被雨水弄湿，包上了两层塑料纸。
陶坷捧着信，急切地读着：“亲爱的妈妈：我们很快就要上前线了，我抽空给您写封信，部队一过红河，恐怕就连一个字也不能写了。我到了前线，决心杀敌立功····
陶坷一口气把这封信看了两遍。虽然其中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自己，但她觉得，这完全可以理解毛妹，倒是自己，才有点对不起他。她收起信，镇定下来，和路曼她们一起，为刘毛妹清洗遗体。
陶坷用纱布蘸着清水，擦洗刘毛妹的脸。动作格外轻，特别细，似乎是怕触痛了他。她不时痴痴呆呆地停下来，注视着死者的眼睛，觉得毛妹这样紧闭着眼睛，是在怨恨她，不愿意看她。
刘毛妹的军服和鞋袜凝结在肉体上，没法子脱下来。陶坷不忍心硬拉，就用剪刀剪碎了，轻轻地一块块地撕下来。清洗之后，发现他身上共挂花四十几处，这个数字，正好是烈士的年龄乘以二。
送走烈士遗体，陶坷她们回到电话站，才知道敌情有些紧张。侦察连抓到一个越南人，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张刚画的草图，上面标有九四一部队指挥所的位置。据他招供，敌人准备在当天夜里来偷袭我指挥所。
越南人可能来袭击，电话站当然是一个突出的目标。总机班迅速而紧张地准备起来。大伙商量的结果，决定在天黑以后，将总机转移到一个防炮洞里。
这洞是就着土坎挖的，挖进两三尺，向左右延伸，对称构成了像猫耳朵一样的两个藏身的窝窝，战士们管它叫“猫耳洞”。洞外有茂密的树丛遮掩着。
天黑后，总机班派出了自己的岗哨，第一班岗由陶坷和杨艳担任。陶坷背着冲锋枪，杨艳拿着手榴弹。班长严莉交代说：“你们就绕着总机附近游动，有情况先问口令，嗓门粗一些，别让人听出来是女的。”
严莉让路曼等人睡觉，自己担任守机。完成今晚的守机任务可不比平常，得准备随时应付紧急情况，而且机子上不能开灯，号牌看不见，全靠用手指不住地触摸几排号牌，接转通话。
为了完全控制声音，严莉用两层军毯，连人带机子一起蒙了个严严实实。电话站四周一片寂静，似乎没有任何声音。哪里知道，在两层军毯覆盖下，九四一部队的“中枢神经”在紧张活动中。
严莉不停地呼喊着，传送着。由于紧张、劳累，忽然觉得喉咙里有股腥味，知道嗓子出血了。她打开水壶想喝水，但想到这是仅剩的半壶水，万一班里谁发烧什么的，没有水哪能行？便又拧上了壶塞。
严莉一整夜钻在猫耳洞里，又蒙着两层毯子，真像是遇到了六月夏天。第二天路曼来换严莉的班，吃惊地发现，她像是刚刚参加泅渡训练上来，浑身湿漉漉的。
因为人太少，巡逻哨也是一整夜没有替换。拂晓，陶坷模模糊糊看见几个人，弯着腰向电话站这边摸过来。她喊了几声口令，对方不应，还在往前来，小陶慌忙中打出了一梭子。
警卫部队的一位排长听到枪声，带着几个战士赶来。在树棵里搜索了一阵，什么也没有发现。“怎么搞的，乱开枪！”一个战士埋怨说。“我看得很清楚，像是有几个人······”陶坷为自己辩解。
第二天早上，在原来放总机的棚子外面，发现了一具越南人尸体，胸部完全浸在血泊中，两手紧攥着四枚手榴弹。显然，他是来偷袭总机班的。被陶坷意外击中后，他的同伙丢下他逃走了。
一连几天，九四一部队指挥机关的电话线时常被越南人剪断。为保障线路畅通，连里组成了若干查线小组，男女兵混合编组，边巡逻，边查线。连长、指导员也亲自带着查线组出去。
陶坷和架设排的两名新战士编在一组，因她是老兵，技术又强，担任了组长。为了不让人看出自己是个女的，陶坷特意戴上了钢盔。他们为了防止漏查，干脆手捋着电话线往前跑。
没跑出多远，就发现线被剪得一节一节的。他们一面骂着敌人，一面迅速接线，陶坷顾不得用钳子剥掉线头的绝缘皮，就用牙咬，嘴被电话线钢丝扎烂了，牙根在出血，她也毫不在意。
最头疼的是暗断。敌人把绝缘皮割开，让钢丝和地面接触，从而使电话线短路。很明显，破坏者是内行。遇到这种情况，就必须整段调换。
电话线一直在手心摩擦着，陶坷他们三个人的手都起了血泡，但他们谁也没声张。个把小时后，他们接上了其他小组负责的地段，这标志着他们负责的任务快要完成了。
谁知，正当他们在终端试线的时候，开端又不通了，返回复查，发现有一处又被剪断了。显然是有人在和他们玩“躲猫猫”，见他们巡查过来，躲避一下，等他们过去，又出来破坏。
重新接好线后，陶坷出了一个主意，悄悄对两个同伴说： “你俩继续朝前走，装着什么也没发现。我留在这儿，看看是怎么回事。”接着，三人简单约定了联络信号，分头行动了。
陶坷隐蔽在一蓬竹丛里静候着。忽然，右边不远的灌木里有什么东西微微在动，越来越近。先是一只手分拨开叶子，随后探出头来，左右观察。陶坷迅速端好冲锋枪，准备应付情况。
那人已经从灌木丛中走出来，是一个年轻的越南姑娘。长长的头发披在腰间，在后脖颈用手绢束着，披着一块伪装尼龙布，自动步枪挂在右肩上。不用说，这是敌方一个青年冲锋队员。
那个女冲锋队员取出一把钳子，就要动手去剪电话线，同时侧目向竹丛里看去，忽然发现在绿色的钢盔下面，一对明亮的眼睛正注视着他。她意识到自己中了埋伏，转身就逃。
越南姑娘刚跑出两步远，不料枪皮带被树枝挂住，树枝弹性大，自动步枪被弹出老远，陶坷抢上一步，迅即夺过枪。越南姑娘眼看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自己，她木木地站着，知道不能再逃了。
突然，越南姑娘撒腿就跑。陶坷并没有开枪，有心要捉一个活的。她们一前一后，一时在林中空地上出现，一时又飞进密林中。
跑着跑着，陶坷的钢盔掉了，越南姑娘一回头，惊异了，噢，原来这位中国人也是一个女的！她似乎壮了胆，机灵地闪在一棵树后，屏住气等候着，企图待追赶的人不注意时，好突然从背后抱住她。
陶坷早已料到了这一手，她没有径直追过去，来了个侧面迂回。神不知鬼不觉，把冰凉的枪管抵在了越南姑娘的脊背上。越南姑娘惊回首，抓住枪，拼命抢夺。
陶坷用力拖带着越南姑娘旋转了几圈，然后猛地一推，把对方仰面甩倒在地上，随即端着枪紧逼上去，现出了胜利者的微笑。这时，她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印有中越两国文字的代言片，扔给俘虏。
越南姑娘捡起代言片，装作在看，眼珠直转悠，看得出是在想鬼主意。果然，她冷不防抓起一把土，朝陶坷脸上撒过去。趁着陶坷抬起胳膊肘去遮挡，她转身钻进了丛林。
陶坷揉搓几下眼睛，拔腿就追。逃命的只想逃命，追赶的只想捕获自己的猎物。她们的衣服全被树刺扯烂了，头发散乱不堪，脸上和肩头尽是一道道的血痕。
前面横着一条河，河面不算宽，但夹在两山之间，水深流急。越南姑娘一横心，扑通一声跳下河去。她水性不强，一进入激流，几个浪头盖下来，就发晕了，身不由己地随着波浪往下漂流。
陶坷把枪背起来，紧跟着跳下了水。她经过两年泅渡训练，可以全副武装横渡几千米宽的江河，水性极好。她几个挥臂，拨开波涛，游到了前面，拦截住越南姑娘。对方极力躲闪，死活不让陶坷靠近。
陶坷猛扑上去，把她按在水里，趁她被呛得昏迷不醒，扯住她的头发，向岸边划去。接近岸边时，陶坷一只胳膊拦腰抱住她，一只胳膊顺势勾住了从岸边弯到水面上的树枝。
越南姑娘精疲力竭，一上岸，就瘫成了一团泥。陶坷正要弯腰提她起来，忽听得背后有人用越南话喝令道：“不许动！举起手来！
陶坷赶紧握枪，回头一看，原来围上来的是自己连里的几个电话兵。战士们也压根儿没有想到在这里遇见总机班的小陶。他们各自收起枪，会意地笑了。
战士们见两个姑娘的衣服被刺藤撕成了布条条，剩下的不足遮体，便脱下雨衣扔给她们。太阳当顶照着，陶坷和她的俘虏严严实实地穿着雨衣，回到了指挥所。
3月5日，我国政府宣布，边防部队达到了惩罚侵略者的目的，决定撤回边界线我方一侧。九四一部队在重创越军“王牌”316A师，圆满完成任务以后，采取倒卷帘的办法，梯次撤回国内。
中国境内的红河岸边，站满了前来迎接子弟兵的边疆父老兄弟。他们有的端着茶水碗，有的拿着熟鸡蛋，挨个送到战士们的面前，深情地慰问道：“辛苦了，同志们！
总机班的姑娘从红河浮桥一上岸，就被几个老大娘围住了。姑娘也不忸怩，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了个够，一抹嘴，说：“又喝到咱自己的水了，真甜哪！”
一号首长是最后一批撤下来的。一回来，就先跑来看望总机班的同志。连长、指导员陪着他。他笑呵呵地逐个儿望着六个女电话兵，兴奋地说：“好！干得好！我要提请党委讨论，为你们请功！”
总机箱子上，放着路曼和肖群秀刚刚填写好的两张入党志愿书。一号首长祝贺她们说：“好哇，红河对岸炮声还在响，你们在炮声中填写入党志愿书，机会难得，意义也不比往常啊。”
严莉向首长汇报说：“支部早就发给了陶坷入党志愿书，她一直推说自己还不够条件，表示过一段时间再说。”指导员插话说：“这次，陶坷表现一直很突出。可她总拿自己和刘毛妹烈士比，说他还没有入党，自己就更······”
提起刘毛妹，一号首长立时现出了沉重的神色。他带着对烈士深深的敬意说：“刘毛妹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我们都应向他学习。陶坷这样做，是用实际行动向烈士学习。”
在全部队的庆功授奖大会上，总机班荣获了集体二等功，严莉、陶坷荣获个人一等功。她们捧着奖状，戴着英雄纪念章，决心百倍警惕，守卫祖国的边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