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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经过周密安排，派我打进蒋帮特务机关保密局。任务是刺探情报，配合国统区风起云涌的罢工、罢课、罢市运动，保护同志和组织的安全。
一天，我到阴森森的拷问室记录“犯人”口供，发现那被吊打的竟是我地下党的领导人—周甫祥同志，不由大吃一惊。
敌人的皮鞭象雨点般落在他的身上：“说！你快说！仇恨的火焰在我胸中燃烧，血液在我身上沸腾，我想到自己身上的重任，硬是把这难以容忍的痛苦吞咽下去。
忽然，一个打手轻轻地吐出“完蛋了”三个字。我的心要跳出来了，周甫祥同志被他们活活地打死了。
“蠢货！废料！”组长冷铁新发疯似地冲到一个打手面前，抡起一拳，又赶到第二个面前，撩起两个耳光。他绝望地挥舞着拳头：“我要活的，要活的，要的是他的嘴！
他的眼睛落到我身上：“拿过来！”我把一张白纸递上去。“什么？”他又骂开了，“先生，我是来请你旁听的吗？”我无奈地摊摊手：“可是，哪有一句口供啊！”他这才没话说了。
出了保密局，我心情沉重地回到家。当我扭亮电灯，突然发现案桌前坐着一个年轻妇女。我迅速拔出手枪：“别动，你是什么人？”她却安静地回答：“你还记得史秀英吗？”
“史秀英！”这一熟悉名字立刻引起我的回忆。她是我同村的一个童养媳，经常受到婆婆的毒打，我很同情她，常拿些冷饭给她吃。后来，又帮她逃走，一起参加了部队。
现在，她站起来，彬彬有礼地问：“先生，请问这儿是福开森路四十二号吗？”我回答：“不，这儿是二十四号。”“那么，四十二号怎么走？”“往前走，第三条弄堂。
“谢谢您，先生。”当她说完最后一句暗语，我惊喜交集。她说：“现在我向你传达一个紧急任务，周甫祥同志被捕是由于叛徒出卖，你要尽快把这人清查出来，这关系到组织的安全。
我悲痛地告诉她，周甫祥同志已经牺牲了！“啊！”她猛地一震，一串钥匙跌落在地。我轻轻捡起还给她，她喃喃地说：“这是老周留下的钥匙，事先，他似乎有所察觉·
我连忙问：“他察觉谁？”史秀英说：“这还需要进一步核实。我们已约那个人明晚八时在百乐门舞厅对面碰头。随后，她把那嫌疑分子的容貌特征告诉了我。
第二天，我装着认真抄写公文，暗里注意冷铁新的动静。他面前的电话机规定不许任何人碰。电话铃声此起彼落，我留心着他每一句话。
冷铁新忽然用温和的口气问：“噢，八点，在哪里？”"八点”两字引起我的注意。他挂断电话，劈头问我：“你说，被追赶的兔子应是躲起来，还是照样往外溜跶？”我回答：“什么事都有可能例外的。”
“啊，你说得对！”他打量我一眼说，“晚上，你穿上西装和我上舞厅去。”我顺势问：“去圣乔治还是爱埃令？”他说去百乐门。我心中暗喜：一切全对了。
晚上，我和冷铁新进入百乐门，坐在靠窗的台子边。约莫八时光景，马路那边出现一个瘦长影子，相貌特征与史秀英说的一样。路边停着一辆三轮车，我一眼看出这车夫就是特务杨玉林。
这时，一曲奏完，灯光骤然大亮，跳舞的人纷纷离开舞池。我蓦然看到史秀英穿着华贵衣服一闪而过，在离我很远的一个位置坐下。
音乐又响了，灯转幽暗。我看到窗外那个瘦子正不安地在东张西望。冷铁新装着点烟，一连划了两根火柴。那人看到信号，匆忙越过马路过来。
“走！”冷铁新带着我经过走廊，打开一个房间，瘦子就象兔子似地跟着进来。冷铁新问他：“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呀？”“他······他们大概耽误了。”他声音有些发抖。这声音好熟，但我一时想不起他是谁。
冷铁新火了，“这是共产党的圈套，人家已把你识破了，老子枪毙你！”“组······组长，看在我上次立功的份上······”瘦子抖索着跪下来。“啪”的一声，又是一记巴掌，把瘦子打得仰翻在地。
他爬起身来，正和我打了个照面。啊，这是二分区当过参谋长的黄显才！这时他也认出我了，指着我大叫：“他，他是共产党！
冷铁新突然一怔，立刻把右手伸进怀里。我的动作比他更快，霍地把枪口对准他们：“别动！
黄显才无可奈何地举起手来，冷铁新用最甜蜜的声音说：“老弟，怎么回事啊？”身子慢慢向我移动过来。“站着！”我大喝一声。“哈哈，老刘，咱们兄弟的交情，我会听信他吗？”
冷铁新忽地向门口点点头，我的眼睛不由向门边一闪，他趁机一脚向我右手踢来。我急速一偏身，避开了，顺手在他脑门上“啪”地一枪。他摇晃着倒了下去。
黄显才打算逃跑，我赶紧给了他一枪，他挨着内墙慢慢地瘫了下去。幸好，舞厅里正奏着疯狂的音乐，又隔开一条走廊，枪声没有惊动别人。
我立刻产生一个念头：“逃！”但理智把它否决了，党化了多少心血才使我打入敌人心脏，任务正重，能就此走掉吗？我主意打定，戴上手套立即行动起来。
我把冷铁新的尸体安置在面向门的座位上，又把叛徒尸体伏在桌前，似乎是他站着说话时，被门口一枪打中的。然后，我擦去地上的血迹和脚印。
我回到舞厅，史秀英不动声色地走过我身边，我跟她到偏僻地方，她小声问：“出了什么事？你显得有点紧张。“黄显才确是叛徒，我被他认出来了，就先下手把他们解决
史秀英略一思索说：“你赶快转移！”“不，我要继续留下来。”说完，我急速领她回到那个房间。
我把门关上，就举枪对准自己胸部。史秀英向我猛扑过来：“不，无论如何不能······”“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敌人。请把我的枪拿走！”说完，我使劲把她推开，扣动扳机，顿时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好久，才看清围在我床周围的是一群医生和护士。我偏头一看，一个穿着得很有身份的人正注视我。我刚一张口，胸部一阵剧痛，又逼我闭上眼睛。
当我渐渐地又睁开眼来，那人向我摇摇手：“你要用最大耐心，休息！”然后，他拿过一大包东西，站起来对医生说，“这位先生要最好的营养。”说完，又看了我一眼走了。
我反复地想，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同志？不象。那么，只能是敌人了，也许就是我新的对手。我挂念着史秀英的安全，这时我发觉与她除了同志的关系外，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折磨着我的内心。
过了一个月，我的伤养好了。一天，那陌生人和一个叫“老三”的青年来陪我出院。
那陌生人愉快地说：“你好得这么快，真幸运。”我问：“你贵姓？”“张仲年！”他客气地回答。老三一面驾驶汽车，一面给我介绍：“他就是我们新来的组长，少将长官。
“哦！”我惊喜地喊道，“您就是我们的组长！还劳驾亲自来接我······”他泰然地一笑。我关心地询问：“冷组长怎么样啦？”“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他已为党国尽忠了！”我忙追问：“凶手呢？”他默然地把视线移向窗外，不作声。
汽车开进一条宽敞的弄堂停下。我随着他们经过林木幽深的园子，又上了一幢五层楼房子。我的体力未复原，喘气不停。张仲年和善地说：“坐下吧，看来，你还得休息。
张仲年问我：“你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战局还是别的事呢？”我愤然答道：“长官，我想的是那打我一枪的凶手，我要知道他的结果！
他在我肩上一拍说：“对，任何人最强烈的要求，莫过于复仇！所以，我才带你到这里来。”顿时，我的心脏猛烈跳起来，马上装得喜形于色：“是吗？”“好，让你满足吧！”说着，他站起身来。
他带我到了另一座楼梯的底层，推开扇厚门，进入潮湿、黑暗的走廊，他在一间牢门前站住，把灯一开，说：“你看！”
借着那惨淡的灯光，我发现那牢房里的板床上卧着一个被严刑拷打过的女人，心里猛地一惊：这不是史秀英吗？我压住激动的心情，故意问：“这是谁？”“她就是枪击冷组长和你的凶手！
张仲年把我带回原处，问：“你觉得怎么样？”我呷了口茶，平静地说：“恕我冒昧，你抓错人了，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向我开枪那人是个男的。”
张仲年不理睬我的话，却冷冷地问道：“你们被害的时候，是谁先被打中的？”我苦笑一下：“要算我运气最坏，首当其冲。”我想这一说，以下问题就可以拒绝回答，免得言多必失。
不料，他却缠住不放，问枪击时门是怎么被打开的？我回答说：“冷组长正在对姓黄的发火，忽然房门大开，进来一个戴鸭舌帽的人，我还没看清他的脸，就被当胸一枪。
“这倒奇了，”他盯住我问，“你们三人在房中枪伤，血迹为什么却在门口？”啊呀，糟了！这一定我在匆忙中留下的破绽，我耸耸肩表示无法回答。忽然，我想出一个答案，说：“这可能是敌人布下的疑阵，破坏现场侦察。
“啊，你说得对，刘啸尘，你真是个出色的干才！这下我的疑团打消了。”他摇着我的手，表示信任。我知道他原怀疑我是自伤，现在只不过暂时消除疙瘩，并没对我信任。
他叫一个青年军官余云禄送我回家静养，并说以后由他来照顾我的生活。当晚，我一直想念着史秀英，她是真的被抓了吗？不，不可能！唉，为什么又那么象她呢？我终于失眠了···
余云禄表面上来照顾我的生活，实际是来监视我行动的。有时我提笔写些东西或向外眺望，他便用各种理由来接近我。我明白：我已被剥夺自由了。
转眼春节到了。初四那天，一辆汽车接我到保密局。张仲年热情地接待了我，问寒问暖，似乎对我十分关切。
一个特务进来报告：“今晚沪东一家平房里有共产党开会。”张仲年忙问：“领头的是谁？人数？”那特务递上一张照片说：“这就是领头的，叫李阿金，人数不详。”
张仲年命令：“这事让第二行动组去解决。”有人回答：“他们执行任务还没回来。”张仲年正在考虑安排谁去，余云禄讨好地插上来：“组座，我和刘先生去一趟吧！
张仲年看了下我神色：“不，他身体还不行。”我忙说：“不要紧，我已完全好了。”他嘉许地说：“那晚上就请你辛苦一趟，我会派人来接应你。
黑夜降临了。我和余云禄由吉普车送到沪东。我们下了车，迎着朔风向北疾走，果然看到一家露出灯光的木屋。我们贴近过去后听屋里的人说话。
屋里有几个人在讨论着发动工人游行的事：“唉，拉钢丝老王看到我就避开了。”“老弟，群众觉悟不能一般高，要说服教育呀！”“李先生高见，敝人表示赞成······”我一听，神经象被什么触动一下：这哪象工人语言？
这时，余云禄脚下绊了一件东西，发出“咚”的一声。“有人！”屋里立刻冲出一群人，把我们包围住。
他们把我们拉进屋里，一顿拳打脚踢，喝问：“谁派你们来的？资本家和反动派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一个大汉霍地拔出一把尖刀，朝我吼道：“你不响，就要你的狗命！我认出这人就是照片中的李阿金，越发肯定自己的判断。
他们掴我的耳光，打我的胸背，嘴上却背着进步词儿：“我们为着千百万劳苦大众，你为什么出卖良心？”李阿金把尖刀挨近我的头颈，喝道：“想想吧，有什么要说的，要不就来不及了！
我高声大嚷：“为了“党国”，我不怕死！”我双脚悬空踢向李阿金。他猝不及防，一下摔在桌边。桌翻灯灭，我就势把两侧的人打倒，喊道：“小余快跑！”余云禄一挣身，夺门而逃。
一人向我冲来，我一闪身让过，顺势一拳，那人倒在李阿金身上。我趁机再一脚把李阿金手中的尖刀踢飞。
李阿金要去捡刀，我狠狠一脚踢在他脑门。他捂头大叫。我迅速拾起尖刀向他甩去。他“啊”的一声惨叫，倒了下去。
我扑向门去，“哗啦！”门被撞塌了。我到了门外拔腿狂奔，后面四个人象疯狗一样，紧紧地追上来。
忽然暗处闪出两条人影，“砰！砰！”开了两枪，把我掩护下来。我一看原来是保密局的两个亡命之徒—韩根和李生。
他们说是奉张组长之命前来接应的，见到我嘴角流血，脸部青肿，便雇了三轮车把我送回保密局。
我躺在办公室沙发上，全身疼痛，见到张仲年出来，支撑起来向他汇报。他听后咬着牙说：“这些共党太猖獗了，迟早得把他们抓住。小余说你很勇敢······唉，只是你才刚刚病好。”他似乎对我非常怜惜。
我回家养伤,仍由余云禄照顾我生活。很久以后 我才知被我刺死的那个李阿金是张仲年手下的王队长，怪不得他那天这样痛心。我知道，他对我的试探尚未完结，仍须时时提防。
一天，张仲年突然来到舍间，先是简单地问了我健康情况，后来他问：“那天你干得十分勇敢，是什么东西使你这样坚决？”我不假思索回答：“信仰！还有对敌人的仇恨！
他好象有点不解：“那，你对共产党有仇恨？”我“霍”地取过一只皮箱打开，拿出一包用缎裹着的东西，往他面前一放。他解开来一张一张数着：“啊，田契，两千五百亩！”
我这场“表演”想不到收到很大的效果。第二天余云禄对我说：“机关人手不够，张组长关照我回去。”他一滚蛋，我就恢复了自由。但是，我到哪里去找到党的联系呢？
一天，一个卖报的老头走到我面前：“先生，买份报吧！”说着便把报纸塞在我手里。我觉得有蹊跷，急忙打开，一则广告赫然入目：“寻找在福开森路走失一名叫刘成的孩子。”不由大喜。这是史秀英和我约好的一个通讯方法。
于是，我有空便在福开森路闲荡。一次，一辆轿车驶来，在我身边缓缓停下，里面传出一个很小的声音：“进来！”我立即弯身进去。
里面正是史秀英。她使劲地握住我的手：“我们到底见到了！”我问：“那天你没碰到什么麻烦吗？”“我走出舞厅，发现门口那个三轮车夫狠狠地盯了我一眼。
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他们用一个女人装成史秀英模样来试探我。我兴奋得要流泪：“秀英，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为你担心。
史秀英递给我一张照片说：“这是西北战场被我们打死的伪旅长。”她又拿出一本画报，“他和张仲年的关系密写在第十页和二十三页上，你尽量熟悉它，利用它。
我回到家里把密写的字显印出来，背诵熟记。随后就把那张伪旅长照片和其它照片一起压在玻璃板下面。
一天，张仲年拿来几份文件叫我抄后交给保管员阿纪。他随意看了下玻璃板问：“这张照片是谁？”我恭敬地回答：“我已故的姑父。”
“你的姑父？他叫什么名字？”“郭子衡，黄埔五期的。”我故作惊讶，“怎么，你认识他？”“对，他是我的老同学，又是老同事。
“哦，我听姑母常说，姑父在九江有个最好的结拜弟兄，名叫张英的。”“对，对，那时候我叫张英。”接着，张仲年问起郭子衡的事情，我对答如流。
忽然，他问：“老郭是四川人，而你？”我哈哈一笑：“我和姑母一样，是河北人嘛！我姑母年轻时可是出名的美人。”张仲年沉醉在追忆之中：“她的确美，可惜已过世了，唉！
张仲年对我显得亲热了：“怎么，你现在才混个上尉？啸尘，从今天起，我提升你为少校副官，我的贴身秘书！我马上站起来：“多谢组长的提携。
一天晚饭后，杨玉林驾着摩托车进进出出，紧张非凡。我摸出两张戏票招呼他：“杨队长，等会看麒麟童《跑城》，赏光吗？”他两拳一抱：“对不起，今天失陪啦。上级通知，调动队伍，紧急待命。
这表明敌人又要疯狂抓人了，我必须立即打听清楚。我见张仲年匆匆走出办公室，马上去拿件夹大衣给他披上：“组长，外面起风了，还上哪去？”
他毫无顾忌地把要去的学校名字告诉了我，并要我一块儿去。我心急如焚，但又不能拒绝不去，只好说：“好，我也去加件衣服。
我急忙从后门跑出去找公用电话，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沙哑声：“哎，卖报来！”我大喜过望，忙在戏票上写了几个字，迎上去：“买报！”随手把戏票递给他，“快，要紧！”
我回到机关，立刻随张仲年和外勤科长坐上汽车，一群大小车辆飞快驶向郊区，在沪东大学停住。下车后，张仲年下命令：“把这儿统统包围起来，不许跑掉一个。
杨玉林跑过来问：“要是打起来呢？”张仲年说：“用刺刀，要悄悄地干！”他又吩咐外勤科长，“把便衣队集中在门口，等候命令。
张仲年带着我们通行无阻地进入大门，通过校园，来到一幢二层楼房。一个光头在门口等着，张仲年上去和他握手：“李校长，劳你久等了。”
李校长问：“你们打算怎么动手？”张仲年说：“为了不惊动太多人，你分头派人把那些学生找来，说校长找他们谈话，然后，叫出一个抓走一个。”
“不，”李校长急了，“无论如何不可这样。这事一传开去，我还能保住这一位置吗？相反，在你们逮捕时候，我要竭力抗议，使学生把我当作他们的保护人，这才有利我们更好地合作。
正谈着，忽听窗外传来一阵紧促的钟声。操场上的灯全部亮了，一批一批的学生怒潮般涌来，发出巨雷般吼声：“反对逮捕学生！”“反对独裁！”“特务走狗滚出去！
操场上突然响起了枪声，这枪声不但不能吓退学生，反而火上加油，学生与特务展开激烈的搏斗。
张仲年对外勤科长下命令：“叫他们立即撤退，快！”“长官，这，这为什么？”“这样下去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快去！
不一会，外勤科长突然气喘吁吁进来：“不好了，他们全部出去游行了！”“什么？”“他，他们悄悄地分几路出去的，连教授、教工也统统出去了！”
电话铃响了，张仲年拿起一听：“唔，杨队长，你说，啊？各个大学的学生全出动了，什么？他们已去包围市政府，抗议特务深夜逮捕学生，这，这糟透了！”
这非法逮捕学生事件，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给了张仲年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回到机关严厉追查泄密者。那天有个离现场十分钟的特务，由于他说的理由不够充分，就成了这次“泄密事件”的牺牲者。
学生运动以后，接着是电车工人罢工、纺织工人罢工······偌大的上海近乎瘫痪。张仲年布置特务混入游行队伍，暗中侦察罢工的骨干分子。
有一天晚上，余云禄匆匆来向张仲年附耳说了几句话。张仲年立刻露出笑脸，找来杨玉林，打开地图，指明地点，说：“这次可吃准啦，你们马上出发，把他们悄悄干了就行。
杨玉林往我肩上一拍：“刘副官，一块儿去吧！”我不置可否，张仲年点点头：“你就去吧，对方一共只有四人，你们得轻骑突袭，快去！
杨玉林和我带着四名特务，在离目的地不远便下车步行。忽然，前面有一个女人埋头急走，啊呀，这不是史秀英吗？史秀英发觉后面有人也加快了脚步。
当弯进一条弄堂时，杨玉林发出命令：“把那女人赶上！”有人附和：“妈的，用枪打！”“对！”史秀英差不多在跑步了。我忙说：“抓活的！”一下子就赶到他们面前。
我用身子遮掩在前，使他们不能开枪，然而，这不过是几秒钟的作用，我很快赶到史秀英背后，一伸手便可把她抓住了。我急中生智，装着一绊，扎扎实实翻倒在地。
黑暗中，后面的人接二连三地打我身上翻跌过去，在一阵短促混乱中，我一扣扳机，“啪！”的一声震耳枪响。“谁打枪？”杨玉林爬起身来问，没有人回答。
史秀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重新跑了二十秒钟，到了目的地。杨玉林命令不准用手电筒，警惕地带着大家进屋。
到了楼梯口，杨玉林轻声问：“谁先上？”“我去！”我抢先上了楼梯，心想：今天一场恶战不可避免了，得选择一个好的地形发挥火力。
但是楼上毫无声音，难道跑了？能这么快吗？我朝里一看，只见两个人在翻腾东西。
“别动！”“不准动！”我背后赶上几个人，一起向这两人举起了枪。
“干什么？”那高个子诧异地问，那个矮壮的奇怪地看着我们。杨玉林用枪向他一扬，宣布道：“你们被捕了！
“被捕？”高个子向他的同伴瞟了一眼，仰头哈哈大笑，把我们都给弄糊涂了。“误会，兄弟是警备司令部的。那个矮壮的把证件递到杨玉林面前，上面有照片，有硬戳，一点没错。
“你们要人嘛，对不起，人已被带走了。”高个子傲慢地说。杨玉林被激怒了：“妈的，这是咱保密局办的案子！“你怎么骂人？”“老子就是这脾气！”双方吵了起来。
“别动！”矮个子突然把枪对准杨玉林，“叫他们把武器放下来，否则就毙了你！"杨玉林只得把枪扔了，其余的也跟着照办了。我迟疑着，正想乘机与他们干一场，忽见高个子随意摆弄一串钥匙，其中有一把显眼的长柄钥匙。
我马上领会，随即把枪扔了。杨玉林求道：“兄弟，有话好说······”高个子打开壁橱，命令：“滚进去！”猛地一脚，把杨玉林踢了进去，其余的人只得乖乖地挤进去。
“咔嚓！”橱门给锁上了，只听外面说：“有官司找我们陈司令去打，对不起，后会有期。”随着，脚步声渐渐远去，他们走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挤开壁橱，两个人已被挤伤。有一个怨道：“人家就只两个人，我们有六人…………”“住嘴！”杨玉林喝道，“这给组长知道，谁也没好果子吃…………”于是，大家统一了口径。
回到保密局，杨玉林向张仲年哭诉说：“我们正把四个共党抓住，忽然警备司令部一个排冲进来····..”“对，全副武装，美式配备。”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加以补充、证实。
张仲年与警备司令部陈大庆之间的旧恨宿怨的火苗一下给点燃了：“别说啦！”他用力往桌上“嘭”地一捶，咬牙道，“真是欺人太甚！
晚霞满天。我如约到公园与史秀英会面。我说：“那天的事做得太漂亮了。”她笑道：“你没被挤坏吧？幸亏那一枪响，才决定留下两同志掩护撤退。”我说：“要不是我见到那串钥匙，恐怕··
史秀英感叹地说：“周甫祥同志留下的钥匙，不但教会了我们懂得敌人的残忍，也教会了我们更巧妙地与他们斗争。”史秀英递给我一份美国画报，她告诉我里面有张四号档案室管理员的照片，叫我设法接近他，做他工作。
回到家里，我打开画报。原来那张照片就是阿纪。我用药水涂在那页画报四周，上面写着他的受排斥、爱逛书场和酗酒等等特点。我想不到经常见面的阿纪，竟成了我工作的对象。
我摸到了他的行动规律，他是先施乐园的常客。从此，我也经常去那里听书。一次，阿纪在我背后，笑嘻嘻地问：“刘副官，你也爱听评弹这玩意儿？”“啊，是你，这《楼台会》说得多好哇！”
这样我们很快混熟了。一天晚上，我请他上饭店喝酒，他喝醉酒，又哭又骂：“妈的，老子又没妹子给大官做姨太太······”听得出来，有一帮人和他过不去。
他和我谈到前途，感到黯然无望，希望多搞些钱，以备后路。我说在国防二厅有个朋友，只要能弄出些秘密文件，准可发一笔财。他听了大惊失色。我笑道：“二厅是中央嫡系，咱暗中挂个钩，怕什么？
阿纪被我说动了，经常向我提供一些文件，我也相应地给了他一些报酬。从此，保险箱给打开了，我们掌握了张仲年的大量秘密材料。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一些国民党大员们忙着安排他们的后事，有的争购外汇和黄金，有的争购飞机票准备逃跑······张仲年这几天也特别忙碌，汽车来去，忙个不停。
张仲年按保密局头子毛人凤的指示，搞了一份“二线工作计划”，准备组成一支以地痞、流氓、日汪分子为主的地下军，潜伏下来。他把这个计划在国民党的应变会议上作了介绍，回来后，更加快了行动步伐。
时局越来越紧。一天，我按张仲年的嘱咐，给他的夫人和孩子都买好了飞机票。在回复张仲年时，他跟我说：“办得好，啸尘。咱俩的飞机票，你也要早些下手，不然··
我叫他放心，说今天准能办好。正说话间，门外传来报告声。张仲年见是阿纪，招呼道：“阿纪啊！来，来！”他拿出一件用火漆封好的文件，交给阿纪，叫他妥放在四号档案室。并叮嘱，没有他的手令，谁也不能进入档案室。
阿纪临走，他又小心叮嘱，说这文件“关系到党国的复兴大业，涉及到上千名忠诚党国的人的生命安危”，要他按特级机密处理。我一听，知道这文件极为机密，很可能就是一批潜伏特务的名单。
阿纪走时，张仲年命行动组的余云禄带一名特工人员加以护送。我目送阿纪他们走后，也离开了办公室。
夜晚，我又约阿纪上饭馆喝酒，我对他说：“咱俩也许最后一次在一起喝酒了。”阿纪说：“纵使张某人有千方百计，我阿纪也有一定之规，上台湾我是不去的。我还有父母弟妹，我怎能把他们留在·····
我凑近阿纪轻声说：“我不能不向你透露，老蒋在南京失守前曾有令，凡是违令不撤退的，均可被视为企图投共，要一律逮捕······”阿纪哈哈大笑：“投共！哈哈哈，那是高抬我了！我就是给人烧香，还找不到庙门呢！
阿纪给我斟上一杯酒，又说：“不管怎么说，啸尘兄，你够朋友，你过去的心意，现在的心意，我都领了。来，让我敬你一杯！”我们相互碰杯一干而尽。几杯酒下肚，阿纪已有醉意，口齿不清了。
出了饭馆，我扶着阿纪在路上走，说：“阿纪，你喝得太多了，我送你回去吧。”阿纪摇摇头：“你送我？不行······我得自己回去！
我扶他到住处街口时，他坚持不要我送。但他一歪头，重重地摔倒在地，我扶他起来，说：“睡在这儿哪行啊，别犟嘴了，还是我送你回去吧！
阿纪再也无力反对，服服贴贴地说：“那要走······走后边的门······”他神情恍惚地引着我走进一条狭窄的弄堂，到了一扇矮小门前。我帮他摸了半天，才拿出钥匙打开了门。
他在我扶持下，习惯地走上楼梯。我帮他打开房门扭亮电灯一看，门是用钢板拼成，厚而且重，四周墙壁用耐火砖砌成，整个房间就象一只巨大的保险箱。
阿纪倒在床上烂醉如泥。我小心地从他衣带上取下一串钥匙，针对保险箱眼子一只一只去试，有一只顺利地投进锁眼。我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只要一转，就可得到所需的材料。
突然阿纪喊了一声：“你干什么？”我猛地一惊，回头看，只见阿纪在床上翻了个身，嘴里还在不住地咕噜着：“姓张的，我饶不了你！”我定了定神，看他是说梦话，才转过身去。
我正要再次把钥匙伸向锁眼，忽听外面响起了敲门声：“阿纪，开门！”听声音，是余云禄。一会，门敲得更响了：“阿纪，你他妈的睡过去了？开门！开门！
我急速地思考着对策，摘下门匙，把其余钥匙挂回到阿纪腰带上。阿纪听到越来越响的敲门声和喊叫声，也惊醒过来，看见我在屋里，显出有些惊异的样子。我给他丢个眼色后，阿纪忙应了声：“来啦！”起身去开门。
阿纪刚走到门边，又一头栽倒了。我从容地走上前去，把门打开。余云禄看见了我，显得十分吃惊：“怎么，刘副官，您怎么在这儿？”我反问他一句：“怎么？我不能在这儿！
余云禄看看栽倒在地的阿纪，又看看我，问：“他怎么啦？”我告诉他说，阿纪喝得烂醉，睡倒在大街上，我只好把他送了回来。
余云禄问：“电话响了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接？”我对他说，我们刚刚回来。我叫余云禄把阿纪抬到床上去，这才和他一起出门。余云禄直把我送到家门口才走。
我知道余云禄已对此事引起怀疑，事不宜迟，必须从速采取果断行动，便当即折回阿纪屋里，用刚才摘下的大门钥匙开了门。
余云禄果然跑到张仲年那里去报告了。张仲年一听感到疑惑，因为他早先听说我是去买飞机票的，为何和阿纪一起去喝酒了？又为何出现阿纪屋中？他叫余云禄立即来传我问话。
余云禄赶到我家，未能找见我，又吃惊地跑去报告张仲年。张仲年叫余云禄立即去档案室监视阿纪，打算找人准备转移四号档案室的档案。他对余云禄说，如碰到了我，就想办法把我缠住，最好是抓住。
我这时已经在阿纪的档案室。阿纪见我突然进屋，惊问：“你······你是怎么进来的？”我反问一句：“不是你把我领进来的吗？”阿纪一手支撑着他倾斜的身子，叫道：“不，不，那不是我有意的呀！”
我对他说，眼前解放军即将要进城了，上海马上就要解放，眼前只有一条光明道路，就是把那份“二线作战计划”的密件交给我。“你要潜伏计划？”阿纪几乎被吓昏了，哆嗦着问。
我走上一步，严肃地说：“阿纪，你不是说找不到庙门吗？我就是！”阿纪向后一仰，惊愕万分：“啊！你是共产党·
我对他说，交出这份潜伏计划，可以立功赎罪，共产党的政策就是立大功受奖。上海解放后，他可以回乡下去，和他家人团聚。阿纪想了想，终于下定了决心：“刘副官，我只要一打开柜子，命可就在你手里了。
正在这时，又砰砰地响起了敲门声。“阿纪，开门！快开门！”余云禄在屋外叫着。我叫阿纪赶快行动，阿纪抖索着手，扑向大保险柜，终于打开沉重的保险柜门。
余云禄的喊叫声更急了。他见阿纪不作声，似乎拿着什么铁器，猛砸着铁门。我和阿纪迅速地开启了柜里的一只小铁箱，从中取出潜伏计划。
正在这时，铁门忽然被冲开，余云禄手持短枪跨步进来：“把手举起来！”我镇定地问余云禄：“干什么？是不是想来监视我？”余云禄瞪着眼叫道：“监视你又怎么样？”
我飞起一脚，把余云禄手中的枪踢掉了。余云禄就势向我腹部猛击一拳，我闪让不及，捂腹退至墙边。
余云禄又是一拳过来，我闪过一边，扫了一腿，把他打翻在地，于是，两人在地上扭打起来。阿纪乘机将枪拾起。
余云禄扑向阿纪，被阿纪推倒在墙角。我这时抓起余云禄进门时丢在地上的铁器—一把手斧，向他头上劈去，余云禄顿时毙命。
我们正要出门，忽听门外汽车声。张仲年和一个开车的持枪冲进门来。张仲年见了我，凶狠地嚷叫：“把手举起来！”阿纪举起了发抖的手。
我正要有所动作，忽然一声枪响，张仲年整个身躯震了一下，倒在我的脚下。开枪的正是给张仲年开车的那个司机。我抬起惊讶的眼睛，问：“老三，你···
老三随即对我说：“前门已被封锁，快从后门出去！她在第三条弄口等你！”我一切都明白了！原来是党派他在敌人内部工作，专为保护我的安全的。我冲上去，和他紧紧地握手：“同志！
我们从后门出来，在第三条弄口遇见了史秀英。我们跟着她，安全地转移至一个大楼楼顶。曙光初露，郊外的炮声依稀可闻。史秀英对我们说：“听，这是解放的炮声！上海即将是人民的上海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