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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春天的一个深夜，我和徐永同志化装成商人在罗霄山麓的山林里摸索着前进。
夜色漆黑，路荒林密，我们走得挺艰难，我笑着问老徐：“老板，我们这一趟的生意······”“生意嘛，没得说的。我们这一回是天上有北斗，怀中揣明灯，心里亮堂啊！
我们离开井冈山的吴家湾已经八天了。这一夜，我们又翻了四五个山头。由于这一带是白区，白天不便行动，必须昼伏夜行。近天亮时，我就和老徐在水浸浸的荒草堆里躺了下来。
“拿来吧，你瞌睡大，小心翻到下面弄湿了。”老徐说着，在我上衣里面贴肚皮的地方取走一个小布包，脱下他自己的褂子紧紧裹上，抱在怀里侧身睡了。
凭着山里人特有的听觉，我听着蛇从脚边游过，狐狸在远处窜奔，象小蜻蜓似的大蚊子嗡嗡地在叫着。我一时难以入睡，猜想着自卫军战友们盼我完成任务早归的情景。
我是赣江岸边茅岭山人。一九二七年，在秋收起义的影响下，地方党组织领导我们茅岭山方圆四十八村串联暴动，拉起一支队伍上了山。
上山后，兵怎么带，路怎么走，我们心里没数，由于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搞分兵出击，盲目冒进，结果，几千人马被民团和白狗子困在十里长的蛇皮冲里，进不能，退也难。
后来，党内那股“交枪风”也刮到了山上，说什么把枪交给土豪劣绅白狗子，躲过了大难再说。在这种情况下，自卫军党组织决定派我下山，到井冈山去寻找红军党组织，寻找指路明灯。
记得临行时，男女自卫军战士在山坳列队送我，党小组长、自卫军队长刘成高同志紧紧抓住我的手，重复着一句话：“记住！一定要不惜一切，把毛委员的指示带上山来！
战友和乡亲们也殷切叮嘱：“千万！千万！”我激动地说：“我一定把毛委员的指示带上山来！”
我下了山，也象现在这样夜行晓宿，穿过白区，终于在井冈山的吴家湾找到了红军—毛委员和朱军长率领的红军。
一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红军团长，向我传达了毛委员为井冈山地区发展红色根据地制订的方针政策，并派副连长徐永同志护送我回去，协助我向自卫军传达毛委员的革命路线。
老徐接受任务后，费了两个通夜，在一根灯芯的油灯下，把毛委员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抄写了一份。
老徐把决议抄写完以后，用一块家织的蓝布包上，准备带着上路，他说这是“革命的锦囊”。
在几天来的归途上，我和老徐白天钻在树林里、草丛中，多少遍读着这本宝书。越读越觉得毛委员就是对着我们茅岭山自卫军说的。
蛇皮冲的乡亲们望穿双眼盼着这盏明灯啊，我们两个真恨不得插上翅膀飞上茅岭去，—我这样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忽然，老徐急促的叫喊声把我惊醒。当我猛地坐起来时，一下子惊呆了：天哪，这是什么地方呀！
原来，我们睡在一个小山包上，眼下就是一堵高墙般整齐的绝壁。透过轻纱般的晨雾，可以看见绝壁下不远处是个黑呼呼的大村庄，一条河绕村而过。
这个地方与绝壁对峙而立的另一个山包上，搭着一个小竹寮，显然是敌人的了望哨，和我们这儿只隔着一条峡谷，真有伸手就能摸到的感觉。
顺着老徐手指的方向，只见一队人影正从下边散开，往我们这边搜索而来，我们身后的斜坡上，也有一片黑点时隐时现。老徐说：“糟啦！”
听老徐一说，我紧张起来了，我们睡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不知怎么被他们发现，包围起来了。我问老徐：“现在怎么办？”
老徐早从包袱中掏出那支唯一的短枪，伏在山石上象在沉思着什么，好一会儿，才扭头对我说：“天还没有大亮，他们不会看清我们的人数。”
他说：“这样吧，我顺着这边的松林里跑，用枪声把他们引过去，掩护你从北边跑走，或许还能冲出他们的包围圈。”
老徐说着，从怀中解下那个包着毛委员著作的蓝布包，交给我，又说： “假如我牺牲了，任务就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你一定要把这本宝书带到茅岭山去，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心想，让徐永同志独自一人把敌人引走，这对他太危险，拦着老徐：“不行！再想想别的办法。我们不是“商人＇吗？等他们上来时，我们就说是····
老徐不等我说完，把布包往我怀里一塞说：“不，我们的口音不一致，说是老板和徒弟的关系，他们也要怀疑的。不要管我，快走吧！”
他见我还没有动，朝我瞪了一眼，连连催促“快走！”这样严厉的目光自我们认识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眼光分明是说：“一个共产党员要执行命令！
“抓共产党的密探！”“总爷有令，要活的不要死的！”狼嗥般的叫喊夹杂着哨声，已经听得真真切切。敌人已扑过来了。
那一个黑点转眼变成了黑团团，显出胳膊腿来“快走！”老徐一把推开我，钻进了南边的树林里。“砰！砰！”匪徒们纷纷折转身，朝着枪响的地方包抄过去。
我只好拔腿就跑。尽管老徐把大批敌人吸引到南边，但留守在对面山头上了望哨里的家伙们，还是看清了我的去向。几十个团丁模样的人嗷嗷叫着，截住了我的去路。
“不惜一切保住毛委员的书！”老徐的声音，霎时又响在我的耳边。我看看难以脱身，就折回我们睡觉的地方，把蓝布包塞进一个树洞里，用树叶盖起来。
刚刚站起身，只觉得腿上一热，眼前一黑，象被人打了一枪托似的，仰面跌倒，顺着山坡滚了下去。
我醒来时，发现躺在一间幽暗的房间里。老徐坐在我旁边，正用衣服撕成的布条儿为我包扎伤口。他见我睁开了眼，轻声地问道：“布包呢？”
我见老徐关心布包，就说：“埋在树洞里了。”他问：“有记号吗？”“有，那棵树挂过我们的包袱，我能找到！”
老徐还要问什么，这时，门“哐哨”一声打开了，两个凶神般的大汉撞了进来。
他们把我推到一边，架起老徐就走，嘴里嗷叫着：“总爷叫你，快走！”
大门又“哐档”一声锁上了。我忍着疼，试着扶墙站起来—还好，显然还没伤着骨头，只是血流得多些罢了。
我沿墙挪到门边，贴着门缝听着外面的动静，除了偶尔有几声“扑搭扑搭”的脚步响外，别的什么也听不到。
又是“哐哨”一声开了锁，老徐被架进屋，扔在稻草上。我刚要去搀他，狗东西们又吆喝我出去，我知道这是轮到审问我了。
出了这间牢房，我留神院中的情景，但见狭窄的过道，高高的院墙，带着兽头的青瓦屋顶。此时正是下午光景，西斜的太阳照在屋瓦上，反射出一缕缕惨白色的光。
院子里没有什么兵士来往，只在大门口站着两个带枪的马弁，大概是把守大门的了。我估摸着这儿的一切，觉得不象是白狗子的兵营，倒象是一个大土豪家的院落。
等到把我带到一间屋子里的时候，我更觉得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房间并不很大，除了一些竹制的桌椅和一个樟木的书案外，没有更显眼的东西了。
我扫了一眼那审讯我的家伙。这人年纪少说也有五十岁了，养得象猪一样肥，整个脑袋就是一个圆滚滚的肉疙瘩，鼓胀胀的腮帮上，长满了猪毛般的连鬓胡子。
这时，他半倚在竹躺椅上，挺着个显眼的大肚子，恶狠狠地问道：“你们俩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说：“吉安城。”
他又问：“干什么的？”我说：“做草药生意。”“胡说，做生意还带着枪！”他从躺椅旁边的小几上掂起茶壶，斟满一杯浓茶呷着，用略带口吃的嘶哑声继续“审问”。
突然，屋角里一个女人说话了。她哼哼唧唧地说着：“天上出了扫帚星啦，穷鬼们要造反啦。乱臣贼子能得好死吗？阿弥陀佛，今天可是现时现报！”
说话的这个女人是一个宽身板，瘦嶙嶙的干柴片子般的老妖婆，坐在屋角的一个蒲团上，有一个小丫环双膝跪着，从背后扶着她。
“娘，你老还是里屋歇去吧，这没有什么好看的！”肥猪略带烦燥地嘟噜着，“对付共产党密探，我有办法！”
老妖婆咬牙切齿地又说：“我不过里屋去。是谁闹暴动杀了你爹，就是这些红毛贼呀！我要场场在，场场听，看着他们死在我眼前才好哩！”说着，还一舞一扎地伸着爪子。
这时那个小丫环从老妖婆的发髻后闪出半个脸，眼里湿润润地看着我。突然，老妖婆朝前一倒，脑袋重重地磕在砖铺地上。原来，这老东西是个瘫子。
看来，是那个小丫环故意把扶着的手松开的。这下，肥猪恼羞成怒，一面去搀扶老妖婆；一面踢了小丫环一脚，还骂道：“得空把你的眼珠剜出来,看你还愣神不愣! ”
晚上，给我们送饭的，正是这个挨了打的细妹子。她看去不过十四五岁的样子，可是一双忽灵灵的大眼里，却透露出深沉的痛苦和忧思。
她把几个菜团和一小盆烂菜汤放在地上，便站在墙边静静地看着我们。老徐问她：“妹子，什么天气？”“阴天。”她轻声地回答。
第二天，细妹子又来送饭时，老徐照样急切地问道：“妹子，什么天气？”“阴天······起风了，要下大雨。”姑娘还没说完，见把门的老团丁走来，就出去了。
细妹子刚走，那个象大虾米的老团丁就进来了，随口骂道：“什么天气？什么天气都好死！”说完，拉上门，锁上，“扑搭扑搭”走了。
“阴天······大雨，大雨······”老徐一边喃喃着，一边抓起地上的烂稻草，拧成一根绳子，然后再拆散它，拆了又拧，拧了又拆。
突然，他扔掉绳子，抓起几个菜团子，送到跟前，说：“你赶快把它吃下去！”听得出来，声音是颤抖的。
我愣住了：“谁吃得下啊！”徐永同志却笑了，贴近我耳边说：“我们的任务是把毛委员的指示带上茅岭山去。一定要在落雨前把那本宝书找回来，带上山！
我问：“怎么能出去呢？”老徐笑着说：“能。这一夜，我琢磨出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把饭吃下去我再给你说。”“不，你先说···...”
老徐沉思了一会儿，才对我说：“昨天审问时，你注意那屋子里的摆设了没有？那肥猪仰在躺椅上，旁边不是放着一壶刚冲的茶吗？”“茶？！”
老徐又接着说：“看来，这肥猪还是个孝子哩，你没见连审问我们这样的事，还让那个瘫老太婆坐在旁边听着？”“那妖婆子的确是个瘫子，我也看出来了。可是····
老徐打断我的话：“还有，我被敌人押进村里时，看见这村后就是一条河。再说，“审问＇咱的地方离大门又不远。······”当老徐讲完一番话时，我的心不由得一阵狂跳。
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计划呀，我明白了：这非凡的智慧和胆略，原是那充满火与血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带给他的。“行！”我脱口嚷道。“嘘！”老徐赶忙按住我的嘴巴。
然后他又说：“马上又要提审了。你把这菜团子吃完。要是两人一齐去，到时我掩护你。要还是单独提审，我留下，任务由你执行！一定要把毛委员的书带到茅岭山去！
我还要说什么，老徐伸开两臂抱住了我，再次示意我听外面的动静。铁窗外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越来越近了。
此时，沉雷隆隆，从屋顶响过；闪电撕裂厚重的乌云，金蛇乱窜。老徐紧紧地拥抱着我，双眼朝我喷出火一般深情的光焰。
突然，他松开手，脱下仅剩下的一件褂子，把它按在我的脊背上，给我穿上。他自己又用全身的力气紧握我的手，说：“保重！”
门打开时，他退后了一步。恶鬼一般的两个匪徒扑上来，把我拖了出去。
肥猪依然倚在竹躺椅上，还没有开口，先伸手去小几上摸茶，却没有摸到那个铜壶，于是朝门外吼道：“茶！”一个马弁慌忙提进一壶开水来，冲上，又退了出去。
他仰天躺着，悠然自得地跷着二郎腿：“别等问，招供吧！”一个“吧”字刚出 口，我猛地起身，一个箭步蹿上前，抓起那茶壶，连滚茶一起掷向他的脸。
我转过身，拉住呆眼鸡似的老妖婆两只手，把她甩上脊背，朝门口就冲。
“开枪······开······开枪······”身后是肥绅士挨刀猪般的嘶叫。老妖婆却在我背上用尖利的嗓门喊：“别打枪！别打枪！我在他背上呀！”
这是发生在十几秒钟之内的事情。等我奔到河边的时候，身后才响起了“叭叭叭”的枪声。这时，已下起了滂沱大雨。
我把瘫女人扔在有水喝又一时淹不死的地方，任他去嚎叫。自己折回身，箭头般地射进芦苇丛，又跃入深水，一个猛子扎向对岸那同样长满青莽莽芦苇的地方。
翻身上岸，我便向着那藏书的地方飞快地奔去。
几天后，我终于回到了茅岭山，亲手把毛委员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交给了自卫队队长刘成高。
接着，密林里燃起了熊熊篝火。刘成高队长手捧毛委员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高声朗读，向红旗下的人群讲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真理和毛委员的光辉思想······
一年后。我们这支自卫军在毛委员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展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编入了工农革命军，奉命向井冈山挺进。
路途上打下了苇塘村。当地的乡亲们告诉我们，我冲出后的第三天，徐永同志就壮烈牺牲了。同时遇难的还有那个细妹子—牛莲花。
原来，就在我背起老妖婆的一刹那间，她也跃起身来，高举起一个板凳，正好砸在刚要爬起来的肥猪头上。
老乡还告诉我，当我钻进芦苇时，几个老佃户和莲花的父亲牛老大，佯装去救老妖婆，把蜂拥而来的匪徒引往了相反的方向，引进了滂沱大雨中的迷魂阵。
我们这支工农革命军在苇塘村附近的山洼里，活捉了脸上被开水烫后，麻麻花花布满了疤瘌的肥猪，向他讨还了血债。
近五十年来，我们这支队伍紧跟毛主席，转战南北，征途上我一直带着这本当年徐永同志手抄的毛主席著作，总是把它和新的毛主席著作放在一起，让光辉的毛泽东思想照亮我们新的征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