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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秋天，红军过草地之前，我们总部电台的部分同志，被调属到前卫团来。前卫团的任务是从草地上踩出一条北上的道路。
我们的具体工作是和总部电台保持联系。台长吴文兴，指导员胡威，文书小周和一个摇机班，都一起从总部调来。我们积极检修机器、筹粮，准备过草地。
八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团首长和骑兵侦察班的战士们，飞马扬鞭，从我团驻地波罗子向总部疾驰而去。我们高兴地猜想：任务要来了，我们要出发了吧？
次日，队长和指导员给我们介绍说：团首长昨天到毛儿盖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说明了北上抗日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相信红四团一定能开辟出一条北上的路线来。
毛主席的指示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很快，我们就出发了。队伍进入了茫茫的草地。这真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处处是积水泥沼，荒草萧萧，阴雾迷离…………
指导员笑着走过来问我：“小闵，怎么样？怕吗？我说：“又开眼界又开心哩！”指导员高兴地说：“那好，我俩比比，看谁走出草地不掉队！”
突然，疾风从天边卷来，铜钱大的雨点从空中劈头砸下来。同志们个个都让雨浇透了。不知哪个在开玩笑：“草地同红军讲“客气”，这个“见面礼”满好嘛！”
部队在原地停下来，用被单搭起的简易帐篷是我们的工作室，没有桌子，我们就把收发报机摆在装机器的木箱上。但是，没有天线怎么办呢？
我们正在犯难，队长先想出了点子：“把扁担接起来试试。”三根扁担接起来有丈把长，可是怎么个架法呢？监护班的同志自告奋勇地说：“我们用手把它举起来！
我和队长赶忙去试机器，透过纷乱的电波呼号，终于听到了总部台的应答。译电员小杨跑进来说：“团首长有电报发总部，二十分钟后送来！
小杨送来了电报稿。拍发这份短电，是我们在草地中向总部头一次汇报情况。由于条件的限制，用了比往常多一倍的时间。
晚上，抄收完总部的一份电文后，我摘下耳机，铺上夹被，靠在机器箱上，很快就迷糊过去了。
我打了一个冷颤，醒了。这时天刚刚亮起来。我走出帐篷，看到小周和监护班的同志们，正在动手把昨天捆好的扁担拆下来。
不大一会儿，团首长过来对我们说：“昨晚，我们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也发来了指示，这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首长夸奖我们工作得很好。
送走首长，我跟随队伍出发了。我突然感到浑身不舒服，腿软无力，头脑胀疼，肚子也咕咕叫，眼前一阵阵发黑。我警告自己：千万莫掉队呀！
走着，走着，我忽然吐了几口黄绿色的水，一阵寒颤，眼前的天空、野草、人马，颠倒、旋转起来······我终于不能控制自己，昏倒过去···
我躺在担架上了。清醒的时候，我认出了大秦班长和小周。小周把一把草放进茶缸煮着，他对我说：“医生说你体温到了四十度，可能是伤寒一类的病。”
领导派小周、大秦班长和监护班的于广才抬我。团首长还特意从特务连派“大力士”—高长胜来，他浓眉环眼、满脸胡茬，显得结实、威武。
高长胜走过来，用手摸摸我的前额。我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心里感到一阵阵焦躁不安。我知道，我们掉队了。
我在昏睡中听到了小孩的哭声。睁开眼睛，只见一个身背红十字箱的女同志在一棵小树下给小孩喂奶。
奶水也没有哄住孩子，哭声更急了。我看见老高向那个女同志走了过去，同她说了一阵什么。我很纳闷：前卫团还有带小孩的女同志？她和高长胜认识吗？
小周给我端来一茶缸绿豆汤。于广才在旁解释说，这绿豆还是从老区带来的。一听老区，我心里热起来，喝了一茶缸。
小周见我稍稍清爽些，指着于广才给我讲起下午发生的事······于广才正在担架后面走着，只听“啊”的一声，一脚踏进烂泥潭中去了......
大秦班长和老高，忙放下担架就跑了过去。只见于广才刚拔出右腿，左腿又陷下去，越挣扎陷得越快，一会就陷到大腿肚了。
大秦班长把扁担递过去，拉了几下没拉动，自己也差点滑进泥潭。小周忙把夹被铺上，用两支马枪交叉平放在夹被上。但还是未拉出于广才。
这时，老高一步迈到夹被上，他让于广才将身体躺平，又叫大秦班长和小周顺序抱住他和前面人的腰，象拔河似的，猛一用劲，才把于广才拖了上来·.·..
说完后。小周问我：“你过去认识于广才吗？别看他瘦巴巴的，枪法可准哩，过去也是土豪的放牛娃仔。”这时，于广才突然从大秦班长肩头抢过担架，抬着我向前走去。
天黑下来了。几处错落的篝火闪着亮光。真是万幸，我们竟追上了部队。大秦班长他们一路不知吃了多少苦头。这时，我们的电台已经把天线架好了。
队长走来拉住我的手，说：“你感觉怎么样？”我使出力气回答说不要紧。他叮咛我要多喝些开水，便去检查天线去了。
我从担架上扑下来，跌跌撞撞地向前迈着步子，终于跨进帐篷，沉重地跌在木箱上。面前就是收发报机，我一伸手就把耳机抓在了手里。
队长进来了，他见我戴起耳机，急忙命令我放下，我紧紧护住耳机，恳求道：“我只听听信号，一有呼叫，就唤醒你，你太累了。”
他见我捂住耳机不放，想不出办法，便指着摇机员说： “还有你，总部台出来不叫醒我，找你算帐！ ”转身伏在一个木箱上睡着了。
我拧开电源，旋动刻度盘，寻找总部台的呼叫，在千差万别的信号中，蓦地，听到了总部台的呼叫，我激动极了。
我看了看伏在那边酣睡的队长，他太疲劳了。我朝摇机员摆一下手，彼此就明白了。手摇发电机旋转起来，我开始抄收。我居然能够抄完那份电报。
我记不清我是怎样把抄妥的收据发给对方的，我又昏迷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意识到我又躺在轻微闪动的担架里。
中午休息时，我发现还是大秦班长、老高、小周和于广才同我在一起。小周给我吃药，我问什么药，他说：“阿斯匹林。卫生队只有十几片，都给了我们。”
进草地的第四天，粮食已经很有限了。大秦班长用脸盆煮青稞，放进炒面，又掺进一大簇野菜，他说：“得节省粮食哩，等吃光了，再想办法就晚了。”
正说着，老高从几丛矮树后面转出来，他抹抹嘴，咂咂牙，一面把茶缸拎在挎包上。大秦班长问他吃什么来，他说：“煮包米，还有青稞哩！”
第二天，我们正走着，天气突然变了。大风过后，阵雨倾落下来，接着，冰雹又砸下来，我们忙躲到小树棵下。撑开被单。好古怪的天气呀！
这晚宿营后，大伙正在煮野菜拌青稞，老高又不见了。大家刚刚吃完，他又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照旧是一面抹抹嘴，咂咂牙，一面在挎包上拴牢他那只茶缸。
小周问他：“你又吃了饭么？”老高拍拍肚皮，说：“放心好喽，委屈了哪里，也不能委屈这里！”小周又笑老高腰里拴着草鞋，却打赤脚走路。
老高说：“这鞋还是老区人民慰问的哪！”大家忙接过草鞋看，只见两只鞋上分别绣着“踏遍青山”“杀敌立功”。大伙又夸赞，又羡慕。
又是一个灰蒙蒙的早晨。我在担架上看到一个背小孩的女同志，还搀扶着一个同志哩。她一定是个卫生员，然而，她会是老高的什么人吗？
下午，我清醒一些，发现只剩下三个人了：大秦班长、老高和小周。我感到纳闷：于广才呢？
休息的时候，我才听小周说：于广才牺牲了。他说，午前的时候，只见于广才抬着担架左摇右晃地走着，大秦班长还没接过担架，他的头就耷拉了下来，牺牲了。
我心里象刀搅般难受。同志们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还要抬着我…………。我又一次挣扎着从担架上滚下来。
我忍着浑身的疼痛，向前迈步。迈一步，歇一下，喘喘气······我的耳朵嗡嗡响起来，只感到天和地又在我眼前旋转
我又躺上担架了，大秦班长和老高抬着我，小周在后边跟着。我看到眼眶深陷，面色黑黄的老高满头大汗地向前移步，心里难过极了。
我醒来时，大秦班长和老高背靠背坐着休息，火上煮着什么。一会儿，小周从脸盆里夹出一小段烧得黑里透黄的东西，送到嘴里品着滋味。
忽然，他高兴地喊：“快起来呀，人参燕窝都不换的宝贝呢！”说着往茶缸里夹了两三块。大秦班长把一块送到嘴里嚼着，连说：“好味道，哪儿来的？”
小周眨眨眼睛，撩起上衣，皮带不见了，扎着一条布带子。大伙夸他点子真多。原来是把皮带煮着吃了。
天亮了。老高从雪地里挣扎着站了起来。他敲碎了冻结在身上的一块块冰碴。接着，又把刚醒过来的小周从冰碴里扶起来。
大秦班长还坐着，小周摇了两下没有摇动，摸了摸他的胸口，脸色一下子变了。老高连忙解开自己的衣服，用自己的胸膛紧贴着大秦班长的胸口·...·.
同志的体温没有能使大秦班长苏醒过来：他安稳地坐着，紧闭着眼睛，一副安详的面孔······他牺牲了。
我哽咽着对老高和小周说：“不要管我了，你俩个走吧。我·····再也不能看着同志们为抬我······牺牲·····”
老高严肃地说： “同志们抬你，不只是对你负责，是对党负责哩，是为了共同踩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我听了，激动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想起了许多往事：我到这个世界上来，不晓得父母是怎么死的，多亏邻居一位佃户老爷爷收养了我。
在土豪的叱骂声中，我顽强地成长。后来，我给赵家地主做工，薅秧、车水、受冻挨饿。一次，我想歇歇，狗地主一巴掌把我打倒在水田里······
党领导家乡的农民起义了，太阳也亮堂了。大伙捅了赵家地主的老窝，把狗东西拉出来，戴上高帽子游街了。好快活呀！
赤卫队编成红军，我要求参军，就是不批准。我大哭大闹，象是部队的小尾巴，一直跟着部队走了好几天······
我终于当上了部队的通讯员。后来入了团，又入了党；红军建了电台，又被送进了通讯学校。闵士英啊，是党给了你一切啊！
我想到自己给部队造成的拖累和损失，想到死。但又马上觉得：生命不是自己的，应当向前走！向前看！我想着，想着，又被抬到担架上了。
正走着，在前面一个引人注目的小树叉上，牢牢地钉着一块木制路标。上面写着：由此前进→班祐（两天）。加油！快出草地了，我们三人都很高兴。
老高伸手掏出一小块干姜，用小刀切碎，给每人的茶缸里放了一小撮，说：“姜汤可以发热解寒。在草地里，就算是我们的胜利酒吧！
小周把水烧开，老高才回来。这两天他瘦了许多，眼窝深陷，嘴唇干裂，还挂着一缕血丝。他刚把一杯“胜利酒”举起，突然呕吐起来。
老高身体抽搐了几下，微微扬起眉毛，缓缓地说：“可别吃那种大青萝卜，有毒呀······小闵同志，我不···不能抬你了······没完成党交给我的······”
由于误吃野菜中毒，老高同志离开了我们。他手里攥着一块银元，这是他委托我们代他转交的最后一次党费。
我尽最大的力气，同小周把老高的遗体移到一个低凹的地方。我们用一条夹被盖住他，又在夹被上压上树枝和野草。小周把老高的那一茶缸“胜利酒”放在他的头前。
只剩下小周和我两个人了。小周扶着我，拖着艰难的步子，向前走着。我们看到后边有两个人影由远而近大了起来。
走到我们面前，原来是背着孩子的那个卫生员和她搀扶着的一个伤员。那位女同志拿出一条米袋子，说： “同志，认得它吗？”
米袋子上绣着一个“高”字。前两天，正是老高和这位女同志说话来，难道······我正愣着，只听小周回答她：“这是我们老高同志的。”
女同志高兴起来，她说：“这可好了！他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接着叙述了老高把自己的口粮让给她和她的孩子的经过。
到这时，我们才明白每次吃饭他偷偷溜走是怎么回事了。他宁愿去挖野菜而不分我们的粮食吃，以至为吃野菜中毒牺牲。望着他留下的米袋子，我们不禁热泪盈眶。
女同志高兴的心情一下子消失了，大颗大颗的眼泪，从她脸上滚落下来。她看看伤员和孩子，举手掠掠被泪水沾湿的头发，坚定地说：“我去追他····
我们完全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只见她有力地扶住伤员，背起孩子，往北走了。望着这位女同志的背影，小周扶起我又前进了。
可是，走不到半里地，我又喘着气坐下来。小周要背我，他年龄和身个都不比我大，而且，我们还有两枝枪，两床夹被和一条米袋子，我坚决拒绝了。
我鼓足勇气说：“这样下去不行，还是······还是你先走吧！”他向我瞪眼睛，我又赶忙解释说：“我晓得我的生命不是我自己的，我会不顾一切地往前走。
小周生气了。他说：“我们谁的生命是自己的？撤出苏区以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他们是为革命而死呀！我们活着走出草地，革命就多份力量嘛1
我没有办法说服他，只好由他搀扶着继续一步步地向前挪动。天又黑下来了，我们休息下来，开始烧水做饭:只剩下二十几颗绿豆和青稞了。
吃完饭，我们铺上夹被，倒头就睡了。我翻来复去睡不着，故意咳嗽了几声，又翻翻身，小周都无动静，他睡得正香哩！我下了决心：只有采取行动了。
我起身拖起那支小马枪，向右面的草滩上爬去。前面是一簇簇小树棵子，我忍着刺痛钻了进去。天亮前稀稀疏疏飘了阵细雨，就是留下些痕迹，也被洗刷掉了。
我听到一声长长的嘶喊。这是小周在呼唤我的声音，这声音里带着哭声，穿人肺腑，我的心象刀扎一样的难受！我强忍住感情没有答应他。
让他一个人走吧，他体力还好，他会走出草地的。过了一会，我抬头看见他果然走了，他不时喊着，环顾着左右，慢腾腾朝北走了。
我回到昨夜休息的地方。那条仅剩下青稞的米袋子，还显眼的挂在小树上。他是忘了带还是有意给我留下的？
我背起小马枪、夹被和米袋子，拴牢老高留给我的那双草鞋，寻找着同志们留下的脚印，又前进了。天快黑了，我忍着疼痛和饥饿往前爬着。
我采取多休息，多喝水，尽量抑制昏睡的办法，拚死拚活往前走。我明白，我是前卫团的战士，后面还有毛主席率领的大部队哩！
刚刚绕过一排沙柳，啊！面前横七竖八地躺着些敌人的尸体，这一定是敌人在和我军肉搏之后被消灭在这里的。一匹没有被战士剥吃的马，歪扭着脖子陷在泥潭中。
有些地方掩埋着牺牲了的红军战士，上边还插着树枝作为纪念哩！正当我想象着这场激烈战斗的时候，忽然发现了沙柳前有什么东西蠕动了一下。
那里慢慢站起来一个人，一个脸带刀伤，满身血污的敌人。这个受了重伤的敌人，正凶狠地盯着我。
那家伙走到离我二十多米远时，突然从马靴里拔出一把铮亮的匕首。我立即卧倒，拔去枪帽，推上子弹，向敌人瞄准。
我向他射出第一枪，由于手臂软弱无力，面前又无依托和支撑，子弹不知飘到什么地方去了。等我再拉枪栓时，说什么也拉不动了.....
我环顾四周，真是喜出望外，就在我左脚边不远处一具敌人尸体上，别着一只大橹子。我移动一下身体，一把摘下橹子。呀！保险机都张着哩！我真兴奋。
手持匕首的敌人望着我，虽稍微犹豫了一下，但依然踉跄地向我扑过来..····
我把手支在地上，又瞄准着他扣了扳机。这一回，他象一截木桩那样倒下去了。
停了片刻，我爬上前去用枪口戳戳他，他一动也不动。我拣起匕首，还有了大橹子和满满一弹夹子弹，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用匕首剥了些马肉，砍了个树棍拄着，追队！走着，走着，一个路标出现在面前。路标上的箭头前面，标写着“班祐”二字。这时我意识到，离班祐不会远了。
长话短叙。我踏着前卫团同志们的脚印，一步步向前走着······这一天，我终于远远地看见了我们电台的天线高高地挺立在屋顶上哩！
我走到引线垂下的小院门口。恰好，指导员朝这边走过来。我喊了他一声，他吃惊地走到我身边，大叫了一声：“呵！小闵，真是你·.....”
队长和同志们都出来了，大家又惊又喜。同志们问起小周和大秦班长，我才知道小周还没有回来。
队长、指导员向团首长汇报了我回来的情况。当汇报到小周的时候，团首长分析说，小周一定会回来的，说他很坚强，人又机灵，再说已经到了草地边缘。
真的，第二天下午，小周果然回来了。他是走迷了方向，后来靠枪声才校正过来。我俩又见面了，互相抱着，使劲拍打着对方的肩背。
前卫团为全军北上踩出了过草地的道路。因有敌主力部队阻截，我军决定横穿岷山，突破腊子口，继续北上。红四团又前进啦！
打下腊子口，我的病彻底好了。小周的身体虽然也很虚弱，依然随部队行军二百多里，还参加了突破腊子口的战斗。我们一块找队长，又找团政委，要求调到战斗部队去。
我对政委说：“同志们牺牲了，我们要接过他们的枪去战斗！”政委说：“现在情况紧急，必须加强通讯工作，电台正是很重要的战斗岗位呀！
果然，一连几天，总部和军团常有十万火急的电报。上级要求每天二十四小时内必须有人值班。部队连续通过了敌人两道封锁线，登上了六盘山。
从我回电台后，指导员一直避讳提起我俩行军比赛的事，他是怕我认真和伤心。一天，我向他说：“指导员，我俩人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呵！”
指导员把我从头看到脚，大笑着抓住我的双手说：“咱们就赛到长城看看哟！”我和同志们又踏上了征途。
敌人的前堵后追，雪山草地，怒涛恶水，关山险隘，两万多里途程，都留在身后了。我们终于到了陕北，到了延安。
在延安，以及后来在我工作和战斗着的任何地方，我都回想着草地上的日日夜夜，风风雪雪，泥泥水水。牢记着这段终生难忘的经历，鼓舞我奋勇前进！
今天，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着新的长征。让我们永远发扬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为把我国早日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