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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个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光明中学初三（三）班班主任张俊石老师，骑车到公安局去，他要了解一个小流氓宋宝琦的情况。
宋宝琦因参加某流氓集团犯罪活动被拘留，由于坦白较好才得宽大释放。家长为了给他换个环境，要求在光明中学插班。学校党支部就把接受宋宝琦任务交给张老师。
张老师看了卷宗，又向公安局经手同志询问了宋宝琦的经过情况，并带回了些罪证物品。
张老师回到学校，推开教研组的门，老师们都围拢来了解情况。尹老师说：“现在正面临提高教学质量，可你······不怕“一粒耗子屎，坏掉一锅粥”吗？”有一个老师也说：“是啊，犯得上为一个小流氓耗费心血吗？！”
戴眼镜的李老师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不能这么说，宋宝琦也是深受“四人帮”毒害的，我们应该把他教育过来。”最后，大家把目光集中到张老师身上。
张老师平静地说：“现在，既没有理由把宋宝琦退回公安局，也没有必要让他回原学校上学。既然他来了，那我们就开展工作吧…………”
张老师几句平淡的话，把偏激的尹老师说服了。别的老师也挺受感动。这时，初三（三）班的团支书谢惠敏一阵风似地闯进来。
小谢冲口而出：“张老师，班上的同学都知道要接收一个小流氓，有些女生害怕了，说小流氓真要来，她们就不来上学了。”
张老师一楞，他没料到情况会这么严重，便问小谢：“你怕吗？”“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张老师看到她那股火辣辣的劲，不由想起一件往事。
去年夏天，张老师带同学下乡学农。返校的那天，队伍离村二里多了，小谢突然发现有个男生手里摇晃着个麦穗，就气愤地质问道：“你怎么能随便带走队里的麦子？”
那个男生不服气地辩解道：“我拿回去给家长看看，这儿的麦子长得有多棒！不行吗？”小谢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得送回去！”
同学们议论开了。有的说她“死心眼”，有的说她“太过份，何必大惊小怪”。小谢火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难道只是口头上唱的吗？”
张老师支持了小谢的意见。小谢踏着泥泞的小路，把麦穗送回队里。她用纯洁而高尚的感情，维护着“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在她身上闪着多么纯真朴实、嫉恶如仇的可贵品质啊！
这时，小谢说：“张老师，小流氓一来，同学们担心这学期我班评不上“三好＇集体啦！”张老师听后感到，需要先在班干部中统一思想。
下午，张老师向班干部介绍了宋宝琦的情况，然后取出从公安局带回来的罪证：一把殴斗用的自行车弹簧锁、一副扑克牌、一只打火机和一本撕掉封面的小说。
班干部们面对这些东西都厌恶得皱鼻子，撇嘴角。小谢提议：“干部们分头去做同学的思想工作。明天课后开个现场会，进行反腐蚀教育。”大家一致同意。
会议结束后，张老师留下小谢再谈一会工作。宣传委员石红靠窗坐着，她拿笔托腮，仔细琢磨着“号角诗”，明天一早出刊，和大家—包括宋宝琦见面。
张老师谈完话，随手把摊在桌上的几件东西放进挎包去。当他发现那本破小说原来是《牛虻》时，不由“啊”了一声。
小谢拿过这书翻着，看到书里有外国男女谈恋爱的插图时，不禁惊叫起来：“唉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
张老师听了小谢的话，皱起眉头，他回忆起自己中学时代的情景：那时，团支部曾向班上同学推荐过这本小说。在丰富多采的营火晚会上，他们围坐在篝火旁，热情洋溢地朗读过它。
他们也曾倚扶着万里长城的城堞，热烈地讨论过；从牛虻的成长过程，谈到这个人物的优缺点…………他们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过向上的力量。尽管小说存在不足之处。
张老师想到这儿，忍不住对小谢道：“《牛虻》并不是一本黄书。”“怎么？这号书不是黄书，什么是黄书？”小谢诧异地反问着。在她的心目中，有个非常幼稚的观点：凡是书店不出售的书，就是黑书、黄书。
石红插进来说：“我听爸爸妈妈讲过，《牛虻》值得一读！这两天我正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头的保尔·柯察金是个英雄，他就特别佩服牛虻。”
石红拿过《牛虻》翻动几页，恋恋不舍地还给张老师，并问道：“读这本书，该注意些啥？学习些啥？”小谢咬住嘴唇，不满地望着石红，心里怦怦直跳。
张老师望着小谢，猛地感到这不是一件小事。她这种偏激的思想由来已久。在“四人帮”猖狂时期，被“四人帮”的黑干将控制的团市委，派来联络员，经常找她谈话。从此，张老师与小谢之间就有了解释不清的矛盾。
有一次，小谢向张老师反映，团支部过组织生活，读一篇批宋江的文章，五个团员竟有两个打瞌睡。
张老师却建议她：“读报太单调，团支部多搞点如打球、爬山的文体活动不行吗？”“啊呀，这能突出政治吗？”小谢惊奇得睁大了眼睛。
又一次，石红穿了带褶子的短裙，小谢认为这是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可张老师却认为女孩子穿裙子无可非议，并叫小谢也该穿裙子。这下可把她气得扭头跑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天，班上几个同学唱着电影《上甘岭》插曲，小谢听到眉头一皱说：“别唱什么姑娘呀、花儿呀了！”同学们不服，和她辩论，她却一口咬定：电台没播的歌不能唱。
还有一天，小谢发现石红在自修课上看一本厚厚的小说，她拿来一翻，见是一九五九年出版的《青春之歌》，断定它是“黄书”。石红却笑嘻嘻地拍着封面说：“这是本好书,可带劲啦,你也看看吧!”
最后，两个吵到张老师那里评理，张老师说“《青春之歌》已经再版了”，小谢更是惊讶！双眉拧成了个死疙瘩。
张老师本想给小谢解释一下，为什么《牛虻》不是“黄书”。但，一则这书是从宋宝琦那儿抄来的；二则要解释清这个问题也不那么容易。于是说：“关于这本书的事儿，咱们改天再谈！”
当天，张老师又骑车到宋宝琦家。宋宝琦的妈妈一见老师来了，忙叫里屋的儿子倒茶，接着，向老师诉说起来。
原来，宋宝琦父亲是个有强烈翻身感的园林工人，平时工作勤勤恳恳。下班回家常和儿子一起学习，听收音机或外出看电影，一家生活过得还不错。
前几年，由于文娱节目单调、乏味，人们的精神生活几乎窒息。这位老工人就把兴趣转在打扑克上，下班就到街心公园席地而坐，热衷于“A、Q、K”，不到天黑不回家。从此后，家庭生活变得冷冷清清。
宋宝琦进入中学后，回家见不到父亲，就溜到外面去玩。他逐渐与坏人交上了朋友，经常与“哥儿们”混在一起，以致堕落犯罪。
宋宝琦从里屋小心翼翼地端来一杯茶，张老师一眼瞥见了他那裂缝的上唇，无疑这是打群架的“标记”。张老师示意他坐下，要与他个别谈谈，宋宝琦的母亲就忙家务事去了。
在交谈中，张老师仔细地观察着宋宝琦：他上身只穿着尼龙弹力背心，身上长着一疙瘩一疙瘩的横肉。实际上却对任何一种正规的体育活动都不在行。他双眼充斥着空虚、愚蠢的神情。
张老师从挎包里取出那本饱遭蹂躏的小说问：“这本什么书你记得吗？”“记得。这是牛亡。”宋宝琦恭顺地回答。
“不是牛亡，是牛虻。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张老师问。宋宝琦望着窗玻璃上扑腾着的一只粉蝶，毫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书哪儿来的？”“从学校废书库偷来的。”“还偷了些什么书？”“废书库的书多得很，有《红岩》、《战争与和平》，还有······叫《新嫁车的词儿》······”张老师写了《辛稼轩词选》几个字给他看，宋宝琦点点头：“对，没错儿！”
张老师心头阵阵发痛，凭什么把这些有价值的书统统扔到废书库里？宋宝琦堕落的原因之一，不是因为读了有毒的书受害，他恰恰是什么书也不读，而堕落于无知的深渊！
他还了解到宋宝琦多次被大流氓“搧耳刮子”，用烟头烫后脑勺。而他却迷信“哥儿们的义气”，甘心当大流氓的“炊拨儿”，由愚昧而麻木。“四人帮”在青年灵魂里注射了多么可怕的毒剂！
张老师指着书中的几页插图问：“给这些妇女都画上胡子什么意思？”宋宝琦垂下眼皮，认罪地说：“我们看谁画得多，谁就先交上女朋友······我们错了，不该看黄书。”这句话，给张老师心上“咚”地一重槌。
张老师震动了，品行端方的谢惠敏同品质低劣的宋宝琦，差别该有多大啊，但在认定《牛虻》是“黄书”一点上，却作出同样的结论。这是谁造成的？谁？
谈话结束了，张老师离开宋家。他推着车子，拐进街心公园，找了一条僻静处的长椅坐下来，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冲击着喉头：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
幼儿园老师领着一群孩子经过街心花园，一张张天真活泼的笑脸，多么可爱啊！他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将是祖国的栋梁。到二十世纪末，在现代化的各种岗位上，都将发挥他们的才能。张老师幸福地笑了。
突然，一张上唇有裂缝的脸跳进眼帘，那是“畸形儿”宋宝琦！张老师心好似被什么刺了一下。他深刻意识到：一定要把宋宝琦教育过来。
不，还有谢惠敏！她身上有着“四人帮”用残酷的愚民政策所打下的黑色烙印！张老师把拳头握得紧紧地：不管化上多少代价，也要把她争取过来！
张老师走出公园，迎面碰上匆匆赶路的尹老师。尹老师吃惊地问道：“俊石，你怎么还有逛公园的雅兴？”张老师了解尹老师的脾性，笑了笑，没回答。
尹老师长叹一声说：“‘四人帮害了多少学生啊！初三学生连勾股定理都不懂！”说完，一拳敲在张老师的车座上。
张老师诚恳地说：“今天发生的一切事情，好比一面镜子，照出了‘四人帮，糟害下一代的罪恶。消除这些后果不那么容易，必定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让我们朝前看吧！”
“好吧！”尹老师忽然想起了什么似地说：“我刚才听同学说，石红跟小谢吵了一架，你快去了解一下吧！”张老师心里一震，立即骑上车，朝石红家驰去。
石红家里有一种很好的习惯，就是坚持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爸爸爱读历史书，妈妈喜欢文艺书。石红深受这种认真读书的气氛的熏陶，十分好学。
他们一家常在一起分析时事或谈论文艺作品。有时为了一个问题，展开愉快而热烈的争论。即使是“四人帮”横行最凶的几年，她家的书架上仍然摆着《红岩》、《唐诗三百首》、《欧也妮·葛朗台》等书籍。
张老师一跨进石红家门，就被眼前的情景楞住了：石红正捧着本书在朗读，另外五个同学，就是扬言明天不来上学的女孩子，正聚精会神地听着。张老师仔细一听，原来他们在读鲁迅翻译的苏联早期小说《表》。
孩子们没有察觉张老师的到来。石红妈妈把张老师引到隔壁屋里，轻声地说：“石红把宋宝琦的事跟我说了。她约谢惠敏和几个赌气的女同学一块来读《表》，但小谢还没来。”张老师一听，就猜测出眉目来了。
正说着，石红拿着书跳进里屋，高兴地嚷：“张老师，您来得正好，快给我们讲讲吧！”说完，把张老师拉到外屋。
五个小姑娘都站起来叫“张老师”，不等他发话，各种各样问题就提出来了：“张老师，这书里的偷表小流氓，怎么又惹人生气，又惹人同情呢？”“张老师，宋宝琦跟这个小流氓比，好点儿还是坏点儿呢？”
张老师笑而不答，问道：“小谢怎么没来？”原来，刚才石红去叫过她了，可是她说，《表》这本书，报上没推荐，书店也没卖，肯定是坏书；并警告石红不要受毒，犯错误。结果，两人谈崩了。
“老师你说说，这本书能叫毒草吗？”孩子们都睁大了眼睛望着张老师。
张老师说：“这确是值得一读的好书，你们应该齐心合力把小谢拉过来啊！”小姑娘们激动地嚷起来，吵成一片：“这有啥办法啊，除非报上登篇文章，宣布《表》是好书。”
张老师从《表》里的流浪儿谈到宋宝琦，最后谈到班上情况。他笑着问那几个小姑娘：“你们还罢课吗？”“不罢啦！”她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
张老师离了石红家，骑车向谢惠敏家驰去。说实在的，当他在石红家议论时，小谢无时不在他的心中；他疼爱她，如同医生疼爱一个不幸患上传染病的孩子，他要倾注全力加以治疗。
谢惠敏家到了。小谢热情招呼张老师进屋：“妈，张老师来了。”她妈妈从里屋跑了出来，忙着给张老师倒茶。这时，小谢的弟弟一蹦一跳地跑进屋来，见到张老师，调皮地行了个队礼。
弟弟要求张老师讲个故事，张老师爽朗地答应了。“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意大利，人民正处在苦难深重的时期。有一个叫亚瑟的年轻人，幼稚、天真，当他开始革命时，他还信仰天主教······
“后来，这个年轻人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者······最后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故事虽说得简短，但小谢眼里已流露出敬佩的神情。
她怀着崇敬的心情问张老师：“这个故事叫什么名字？”“《牛虻》。”小谢大吃一惊，她怎么也想不到，上午被她认为是“黄书”的《牛虻》，原来是这样一本鼓舞人心的好书。
张老师明白小谢此刻的心情，从挎包里拿出那本《牛虻》递给她。小谢接到书，脸上泛起羞惭的红晕：“张老师，您教我怎样辨别香花、毒草好吗？”“好！”张老师高兴地答应明天和她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从谢家出来，张老师心中已拟好了一个计划，决心开展有指导的阅读活动，为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而努力······满天星斗在眨眼欢笑，仿佛在唱一首赞美园丁之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