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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崇禎年間，在浙江海宁县的一个村落里，住着一个秀才，名叫談迁。他很穷，家里除了一些破衣烂衫和几部旧书而外，别的东西就很少了。
談迁虽穷，求知訳的欲望却极旺盛，特别是对历史有兴趣。一天，他得到了一部陈建著的“皇明通紀”，是記录明朝历史的书籍，便彻夜不眠地讀起来。
可是他越讀越生气，原来书里記載的許多史事都失去眞实，有不少錯誤，見解也很肤浅。他心想：这样的书不是害人嗎？
这时，正是公元1645年，清兵入关，先后占領了北京和南京，灭亡了明朝。老百姓沒有一点言論自由，都敢怒而不敢言。
談迁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憤慨。他想：明朝亡了，明朝三百儿十年的历史沒有亡，把故国的历史眞实地記录下来，是自己应尽的責任。于是，他发憤要写一本明朝編年史。
但是，資料从哪里来呢？再說，这样浩繁的工作，自己一个人能完成得了嗎？他想了又想，最后坚决地自言自語說：“有志者事竟成，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于是他把仅有的一些破衣烂衫，当的当，卖的卖，积攢了一些錢。
他把这些錢一部分用来购备紙张和笔墨，另一部分用在找資料上。托人情，找門路，到处借书讀，借书抄。
他也碰过許多釘子，但他井不因此灰心，終于在一个曾經在明朝做过官的官僚那里，他讀到了許多珍貴的明史資料，便馬上把这些資料抄录下来。
他对許多資料进行比較、分析、研究，遇到了疑問，就去請教那些熟悉明朝掌故的人，纵然走出几百里路，也不叫苦。人們見他这样不辞劳苦，坚韧不拔，都不厌其煩地耐心給他指明正誤。
談迁得到了群众的帮助，信心更足了。从黑夜到天明，又从天明到黑夜，他不畏劳苦地工作着。
家里一連几天沒有吃的，他也不管；有时餓得头昏眼花，就到外面去挖些野茸，用来熬成荣湯充飢。
他困得两个眼睛也睜不开了，就用冷水洗把脸，清醒一下，继續再写。
这样一直經过了二十七年，写了改，改了又写，一連改了六次，才完成了一部定名为“国榷”的五百万字的著作。但是由于他刻不起版，书无法流传出去。
当时有一个有錢有势的紳士知道了这件事，便想用高价把这部书买到手里，用自己的名义出版，揚揚名气。但是，談迁却不把几个臭錢放在眼里，他用諷刺的口吻把这紳士嘲笑了一頓。
紳士討了一場沒趣，目的又沒有达到，便在一天晚上，乘談迁熟睡的时候，悄悄爬进他的屋里，把“国榷”偸走了。
第二天，談迁发覚“国榷”不見了，多年的心血白費了，他又是气憤，又是伤心。可是，伤心有什么用呢？他伸出自己的双手，自言自語地說： “我的手不是还在嗎？ ”
他又拍着自己的脑袋：“智慧也被偸走了嗎？不！贼人可以偷走“国榷＇，却偷不走我的双手和智慧！”于是他下定决心，重新从头干起：
这次重写，他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全面更深入了。他为了搜集資料，訪問了很多乡紳大族，向他們說好話求情，借书抄录。
可是他一看这些书，大部分都是对統治者歌功頌德，有許多地方失去真实，他就想，要保存故国的真实历史，不能仅靠这些书本，还必須多找人談，于是他决定深入民間，亲自采訪遺聞軼事。
这时，他已五十多岁了，但还是不怕山高路远，不顾酷暑严寒，走遍了嘉善、归安、吳兴、錢塘等地，訪問了多少老年农民，搜集了不少有关明史的宝貴资料。
但是他并不滿足，覚得这些資料还不够完整，特别是崇禎一朝的史实，要找身經其事的人談，就非到北京去不可了。可是要去北京沒有路費，而且即使借到錢，到北京后的吃住又怎么办呢？
談迁正在为难，恰巧他有个朋友叫朱之錫，进京做弘文院編修，聘談迁做記室，約他一路从运河坐船进京。談迁大喜，便一口答应下来。
到了北京，白天，他除了替朱之錫做些文墨工作外，得空就訪問一些有关史事的人物；夜里便集中精力整理史料，时常彻夜不眠。
当时在北京有不少藏书家。通过朱之錫的介紹，他认訳了曹溶、霍达和吳伟业等人。这三个人都是明朝崇禎时的进士，收藏了很多外边不易見的书籍，听說談迁要編明史，都滿口答应供給他抄录。
在这三人之中，吳伟业最熟悉明末掌故，亲身經历过常和他往来，有时还把“国榷”原稿拿給他看，求他指正錯誤。
这样过了两年，他的資料积累了几抽屜。但为了使这部书編得更好，他幷不就此滿足，仍到处訪問明朝的降官和貴族的后裔，探詢明末掌故。可是这些人害怕清政府，不敢与談迁詳談，都婉辞拒絕了。
談迁又去找明朝史官。这些史官多数是沒有骨气的，哪肯接見他？談迁从早上等到晚上，往往見不着他們的面，白白地浪費了时間。
談迁知道要依靠这些人是不行的，便毅然向朱之錫辞掉了記室的职务，自己带着干粮，拿了雨伞，深入到群众中去采訪。
他訪問过許多年老的人，把他們的談話記录下来。一小块破紙正面写滿了字，反过来又写，歪歪扭扭不易认出，他却当作宝貝似地收藏着。
为了寻訪遺迹，他登山涉水，脚都起了泡，还是不停地到处奔走。一块明朝石碑，一座明代皇族的坟墓，都是他考察研究的对象，只要有关明代历史的事物，都用心記下。
有时他在深山里迷了路，就向放牛的小孩子問路，好容易才从山里走出来。別人看了，都笑他傻，他心里却想：我正要在研究学术中做一个移山的愚公啊！
他这样不辞辛劳地东奔西走，坚持了好几年，使他的历史知訳越来越丰富了。只要一閉上眼睛，明朝一幕幕的史实就展現在他的面前，他看到了朱元璋做了皇帝，怎样残酷地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
他看到了严嵩和魏忠賢的驕奢淫逸和残害忠良。
他看到了大規模的农民起义，反抗和推翻了封建統治阶級；也看到了崇禎皇帝怎样在煤山自尽。
他看到了汉奸吳三桂怎样引清兵入关，夺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
他回想着这些惨痛的史实，心里非常难受。他决心把这些史实真实地記录下来，教育后代人。于是，他拼命地写写得手酸了，头昏了，还是不停地写。
这时，清政府为了攏絡人心，到处搜罗知识分子，引誘他們出来做官，以帮助他們实行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統治。所以，滿街都貼滿了“招賢”和鼓励人“荐賢”的告示。談迁却連看也不看。
談迁有一个近房的亲戚，劝他出去做官，不要再空費力气編写“国榷”，談迁严詞地拒絕了。
談迁继續編写“国榷”。他多方搜集、采訪，认真地研究，經过十多年的功夫，这部五百多万字的史书“国榷”，終于又第二次完成了，較被人偷走的那一部更充实更完整，对我国史学做出了巨大貢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