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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于一八七九年十月十一日出生在厦门一个做官的人家里，秋家本是浙江绍兴人，后来才迁居厦门。家里封建气味十分浓厚，一个女孩子是得不到重视的。到了她七岁这年，一天，在院内玩耍，偶然听到了书房的读书声。
她听了一会儿，就信步地走进书房，当时教学的先生是她表伯，见她聪明伶俐，也就有意无意地教给几个字。谁知她一学就会，先生不禁惊喜起来。
由于她得到先生的喜爱，不久，就被允许到书房和哥哥们一起读书了。
一天，先生和她父亲闲谈说：“您的女公子真聪明，将来一定会有大成就······”父亲觉得女孩子上学太不成体统，心里感到很不高兴，可是，由于平日对她钟爱，又转念答应她读下去了。
几年的工夫，秋瑾读完好几部古书，到十一岁时，就会做诗了。她的祖父看着孙女这样聪明，常常捋着灰白的胡须叹息说：“可惜阿瑾是个女孩子。如果是个男儿，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秋瑾虽然读了不少经书和史书，但封建的家庭不肯放她外出深造，越想越感到社会太不公平，有时竟情不自禁地拍案发誓说：“我一定要冲出这个家庭！”
秋瑾认为：女子的聪明才智不一定比男子差，要想不受欺压，就应该读书学本领，谋求自立。因此，平时她除了读书外，还学习剑术和骑马。她非常羡慕汉朝的游侠朱家、郭解的作为。
十九岁时，她随着家人来到了湘潭，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当地大官僚财主的儿子王廷钧为妻。她是出了自己那个封建家庭，又开始过着另一种更不自由的封建家庭生活。王廷钧整日里花天酒地，对她根本没什么夫妻之情。
过了几年，秋瑾生了一双子女，平时要照顾孩子，又要处理家庭琐事。精神上十分痛苦，有时只好以吟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后来，王廷钧花钱托人买了一个京官的差使，秋瑾只得随他来到北京。这古老而美丽的城市里雄伟的建筑吸引住她。但看到洋人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的罪行时，更激起了她的爱国思想。
不久，爆发了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接着，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皇帝和大官僚们早都一溜烟逃掉。在这战乱之时，王廷钧觉得只有走为上策，便带着妻儿离京奔绍兴避难。
他们行至离绍兴城不远的地方，见一群人围着一顶官轿。只听得轿内骂道，“混账东西！······你简直要造反，不怕王法吗！”秋瑾挤上前仔细一看，跪在县官面前的人正是她家过去的老长工阮财富。
阮财富见了秋瑾，像遇到了救星一样，向秋瑾哭诉起冤情来：“几天前，我家的几亩薄田被教民黄七虎霸去，儿子到县里去告状，县官不但不管还说是造反，将我那儿子给关押起来·····.”
“今天，县官出城，我又来申冤，谁知申冤不成，反而也被带上镣铐，要送官严办。”说罢，向秋瑾苦苦哀求救命。
秋瑾听过这一席话，忽然想起在北京见到的洋人到处横行，而中国官吏不敢管的情景，不觉气上心头。便走到县官面前指问说：“这样案子你们做官的应该怎样办？”
秋瑾在家乡有些名声，王廷钧又是一个京官，到底要给他们一些面子。县官无奈，不得不买了她的人情，把阮财富开镣放了。但对黄七虎霸占田地一事却只字没提，就坐上轿匆忙走了。
农民们看到秋瑾说公道话，搭救了阮财富，很受感动，便围住了她不肯散去。秋瑾也很激动地说：“乡亲们，我们中国太软弱了，洋人任意欺侮我们，我们一定要报仇雪耻。要想报仇！必须读书，学习本领······”
话还没有讲完，王廷钧早气恼了，把秋瑾拉到一旁说：“你疯了！洋人的事你也敢随便谈吗？像你这样爱管闲事，将来一定会闯出大祸来。”说着就把秋瑾拉回家去。
从此以后，秋瑾日日忧愁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想要走出这个家庭到外求学去。一年后，《辛丑和约》签订，王廷钧和其他大小官僚一样，看到北京平静了，又带着家眷回到北京。
八国联军的炮火和南归故乡的实际见闻，深刻地教育了秋瑾，使她进一步认识到，压在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但有清朝皇帝还有帝国主义。她对祖国的命运更加关切，在家中每日读书看报，注意时事的变化。
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她终于决定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中去。先到日本留学，学好本领再说。这天她兴致勃勃地向丈夫说出自己的想法，哪知王廷钧却冷笑地说：“女子去留什么学！”
因为这件事，不知和王廷钧争吵过多少次。但这并没有动摇秋瑾去日本留学的决心，她准备把出嫁时的首饰、衣物等变卖，作为出国的费用。
谁知被王廷钧发觉，偷偷地把要变卖的东西拿了去，他想：秋瑾没法弄到钱，也就没法出去留学了。
这件事更使得秋瑾愤怒万分，离家出走的心更加坚决。一九O四年夏天，她凑了一笔款子，毅然决然离开了王家，又把两个孩子寄养在绍兴娘家后，终于冲破牢笼到日本留学去了。
船行三天，就到了甲午中日战后清政府签订卖国条约的马关。当轮船驶过黄海渐近日本的时候，她不禁愤慨地吟咏出一首诗来，表示出她庄严的誓言。
秋瑾到日本留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她不学医，不学师范，一心想研究革命理论，挽救祖国。于是，她就住在骏河谷留学生会馆学习日语，准备考正式学校。
在学习期间，她很快就和刘道一等志同道合的人结识，并结为秘密团体，组织了以“推倒清朝，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十人会。在一次会上，她又认识了浙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陶成章。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暑假已到，她想利用假期回国省亲，同时，借机联系一下国内革命志士。临行前请陶成章给介绍一些人。陶成章开始看她是一个女子，从事革命斗争恐怕不大方便，很是踌躇。
但是又看她对革命如此热心，意志坚定，也就慨然应允。忙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上海光复会会长蔡元培的，一封是给绍兴徐锡麟的。
秋瑾回国后，先到上海拜访了蔡元培，然后才到绍兴会见徐锡麟。徐锡麟是光复会的中坚人物，是一个充满爱国热血的男儿，他办了一所“热诚小学”，暗中却从事革命活动。
徐锡麟和秋瑾相遇，两人谈得非常投机。由于对推翻清朝、恢复中华的意见一致，便介绍她也加入了革命组织“光复会”。从此，秋瑾正式地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0五年冬，秋瑾又回到日本，考入了“青山女子实践学校”学习，进一步寻求救国的革命理论。就在这一年，她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政党—“同盟会”。不久又被推选为浙江分会的会长。
从此以后，革命思想武装了她，也改造了她，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竞雄”，自称为“鉴湖女侠”，经常穿男装，身上佩带一把锋利的“倭刀”，每天都在练习使刀开枪，时时为革命准备着。
她的豪迈性格和见义勇为的作风引起一些纨绔子弟的不满。常在秋瑾背后指手画脚地说：“臭娘们，能革什么命！”逗得周围的人大笑不止。
讽刺和讥笑，秋瑾并没有放在心上，她时时在想的是如何为革命工作。每天总是挟着《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刊物到处宣传鼓动，经常进行到深夜。
每当群众集会的时候，她总是利用这个机会登台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讲得很动人，有时全场都为之流泪，人们都说她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许多青年经常来拜访她，求得帮助和启发。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掀起的革命热潮引起清政府的恐慌，便赶紧串通日本政府。在一九0六年，日本政府公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则”后，立刻引起中国留学生的反对，在秋瑾率领下集会、罢课，要求收回成命。
日本政府对此根本置之不理，不但不允许他们进行革命活动，反而派出大批军警对他们进行监视。他们的集会经常被日本军警所驱散。
为了这件事，中国留学生开会讨论。会上有一部分人被敌人吓坏了，主张“安分守已”；另一部分人以秋瑾为首的主张坚决斗争。最后大多数人同意秋瑾的意见，并组织了敢死队，公推秋瑾为队长。
于是秋瑾率领敢死队，利用各种巧妙灵活的斗争方法，与日本反动政府进行斗争。他们经常化装到公共场所去散发传单，揭露日本反动政府与清朝政府勾结的罪行。
这一年，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早晨，她离开了日本。独自一人站在船头，凝视着一望无垠的大海，怀念着灾难深重的祖国和痛苦的人民。经过了几年的革命锻炼，她已经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家了。
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她在上海虹口路厚德里比较偏僻的地方找了一间房子住下。不久，她的家便成为革命活动的据点。
这时，她不仅和陶成章、徐锡麟等人来往，又结识了革命志士竺绍康、王金发等人。他们经常到秋瑾这里商讨革命问题。
有一天，秋瑾想去拜访蔡元培。路上看见一群人，秋瑾怀着好奇的心理，也跟着挤进了人群。见一个妇女领着一个小女孩，正在那痛哭流涕，便向旁人询问个究竟。
原来，这个妇女不但身受封建家庭的虐待，又因为她生了个女孩，就被她那做官的丈夫将她们母女遗弃了。这时观看的人有的为之流泪，有的周济她几文钱。秋瑾也给了一些钱，便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开。
不久，《中国女报》第一期在上海出版。这是中国妇女界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奇闻，所以当报差将《中国女报》拿到街头时，很快就卖光了。
茶馆酒楼挤满了人，大家围观并议论着秋瑾所创刊的《中国女报》。有两个妇女看到报上发表的《敬告姊妹行》一篇文章之后，被感动得流下泪来说：“我们妇女要说的话都被她给说出来了·····.”
秋瑾感到，只用“女报”来提高妇女觉悟还很不够，她又专为女子创办了一所“中国公学”，使许多女孩子都有进学堂上学的机会。
那些封建顽固分子看到《中国女报》和女孩子进学堂之后，气恼已极，破口大骂：“母鸡司晨，国家不亡也乱！”有的到衙门上告状，要求查禁女报，追捕发行人。
女报是托书局代印的，印价很高，没有充足的资金是很难维持的。秋瑾卖了一些仅有的衣物，也不过维持了两期。由于经费的困难，就被迫停刊了。闪烁在中国妇女界这一点微弱的光亮又被黑暗的社会扑灭了。
秋瑾很清楚，只靠文字宣传和教育是推翻不了清朝统治的，所以她的大部分精力是放在和同志们研究武装起义的步骤上面。
有一天，忽听秋瑾屋内轰的一声巨响。原来她和陈墨峰在试制炸弹，因配方错误，致使引起爆炸。陈墨峰被炸得满脸鲜血直流，秋瑾的两手也被炸伤。
爆炸声惊动了四邻，情势顿时十分紧急。他们顾不得包裹创伤，忍痛把药品、器具收拾起来，赶快雇了车子立刻搬走。
待巡捕赶来时，屋内早已收拾得干干净净。巡捕们翻箱倒柜，折腾了两个小时，也没有查出一丝物证，只得垂头丧气地走了。
几个月后，革命形势更迅速地发展了。湖南光复会派王军到上海和秋瑾联系，说他们准备在萍乡和浏阳等地举行武装暴动，希望秋瑾率领革命党人在浙江响应，并负浙江军事总责。秋瑾欣然应允。
为了配合这次起义，她亲自到金华、兰谿、义乌等地奔走活动，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将一切准备工作都作好了。
但是，由于湖南光复会这次起义行动的计划不周密，武器不齐全，号令又不统一，很快的被清政府镇压了下去。失败消息传来之后，秋瑾沉思良久，猛然站起狠狠向桌子上一拍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由于她在上海的革命面貌已经过分暴露，就决心回到故乡绍兴，直接策划武装革命。于是，便匆匆整理了行装动身启程。
绍兴是一个山明水秀、风景清幽的城市。秋瑾的家就在城南。从她回来以后，她的待客厅就成了革命志士秘密筹划大事的地方。
一九0七年正月间，绍兴大通学校邀请秋瑾主持校务。这所学校原来是徐锡麟等人创办起来的，他们也曾利用这个学校从事过革命活动。
秋瑾来到大通学校之后，把学校办得很好，很快得到清政府的信任。一天，她推开窗子看到操场有许多学生在做操，突然得到启发，自言自语地说：“何不如此这般······”
第二天清早，秋瑾来到绍兴知府衙门，向知府贵福呈上一份开设体育专修科的申帖，并说是为清政府造就人才。
贵福以前曾和秋瑾的父亲同过事，知道秋瑾很有才干，也想拉拢她为自己效劳，所以看过申帖后，立刻点头应允。
秋瑾便利用体育专修科的名义取得了官府公文护照，名正言顺地从上海买来各种枪支和子弹，官卡上的岗哨看到有知府公文，也就不再追查，让其通过。
所有的枪支都平安地运入学校。学校操场上，从早到晚都看到学生们在紧张地进行军事操练。有时，秋瑾也穿上男装和学生一起练习打靶，这时她的心情有说不出的愉快。
学生白天进行操练，晚上还要听秋瑾给讲解革命道理。夜幕虽深，但学员们仍是聚精会神地听讲，毫无倦意。
秋瑾也常请贵福来学校视察，每逢开学或结业，便请他参加典礼，并请他和师生一起照相留念。她在大通学校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革命形势一天一天的发展，大通学校的学生几乎全被吸收为“光复会”会员。在秋瑾、徐锡麟等的领导下，江浙一带的革命党人已经发展到六七千人。徐锡麟便催促秋瑾赶快组织革命力量，制订行动计划。
就在一九0七年四月间，在秋瑾的待客厅里，挤满了开会的人，详细地研究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和部署。并由徐锡麟担任首领，秋瑾任协领，其他人也分别担当一定的职务。
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五月二十八日徐锡麟在安庆开始起义。原来徐锡麟已当了安庆警官学堂副总教练，由于他办事干练，深得巡抚恩铭的信任。只要刺杀恩铭，占领安庆，便可进攻南京。
全盘计划决定后，大家兴奋异常。秋瑾平生最高的理想快要实现，她的兴奋更是无法遏制。便取出在日本买的倭刀，一边舞弄，一边对着刀说：“宝刀！宝刀！用你报仇雪耻的日子到了！”
散会后，大家互道珍重，预祝胜利，就在这充满兴奋、乐观的气氛中，大家握别，分头准备去了。
却说徐锡麟匆忙回到了安庆。这时，恩铭已经得到革命党人起事的消息，但他对徐锡麟还是很信任，又升他为警官学堂总办，并对他关切地说：“外边风声很紧，你可要多多注意！”
一天，恩铭突然拿来一份电报给他看，徐锡麟一见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份革命党人名单，他又马上竭力镇静地说：“请大帅把名单交给我，我立刻派人查明。三天内全部破案。”
当时恩铭竟被蒙混过去，真就把电报交给了他，并且严厉地命令他：“这事关系非常，一定要快办，把革命党一网打尽。”徐锡麟连连应是。
回到学堂后，徐锡麟忙召集革命党人商讨对策，大家都认为事不宜迟，决定利用五月二十八日学生结业典礼，恩铭亲临点名的机会刺杀他，然后起义。并派人给秋瑾送信。
一切都准备好了，但狡猾的恩铭突然将结业日期提前到五月二十六日举行。徐锡麟知道后，踌躇良久，只好将起义计划改为五月二十六日，但已来不及通知别处。
五月二十六日早八时，恩铭果然来参加结业典礼。徐锡麟将毕业生名单呈上说：“报告大帅，今日革命起事！”这句话原来是革命党人约定的起义暗号。
恩铭正在惊讶，刚要问“你从哪里得来消息”，陈墨峰向前对准他投了一颗炸弹，立刻轰的一声爆炸了。恩铭吓得惊叫起来。
徐锡麟见炸弹没有炸着恩铭，忙掏出手枪连打七枪，由于他近视，都没打中。陈墨峰追上去补击了一枪，正从恩铭胸部穿过。
这时，几个清兵急忙扶着受了重伤的恩铭逃走。徐锡麟正要追赶，却被清兵包围，当场被捕了。
恩铭被救出抬到医院，在昏迷中还喊：“快、快抓徐由 于伤势很重，当天晚间他就一命呜呼了。
却说徐锡麟被捕后，对革命没露半点口风，只是一再地痛斥清朝的反动统治。清政府问不出口供来，就在安庆将他处决。老百姓听到他壮烈牺牲的消息都暗暗地落泪。
安庆起义的失败，使全部计划遭受严重挫折，秋瑾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强抑制住悲愤，赶快做准备来应付即将发生的事变。就在六月初三这天，她召集了校内革命党人和同学们开秘密会议。
秋瑾首先把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报告给大家，然后讲清了目前的革命形势，大家就随着议论起来。个个都表示愿为革命牺牲，唯有一个叫蒋纪云的，坐在墙角里低头不语。
经过仔细研究，最后确定还是初十起义。大家同意后，就匆匆散会了。
初四早晨，忽然有一位老者求见秋瑾，当他进屋后将帽子和胡须取下来，秋瑾才认出是王金发。
王金发告诉秋瑾各地起义都已失败，为了保存力量，他劝秋瑾赶快离开此地。秋瑾说：“计划已定，我决定留在这里，革命是要流血的······”
说着，秋瑾打开了抽屉，把革命党人名册、光复军制和其他重要文件交给了王金发，并且催促他赶快离开。王金发只好告辞而去。
就在这天的下午，杭州的清兵如狼似虎地将大通学校包围个水泄不通，但是，胆小如鼠的清兵并不敢破门而入，只是在外面呐喊，乱放空枪。
秋瑾见敌兵已到，急忙下令抵抗。她非常镇静地指挥学员作战，双方相持将近一小时，清兵终于攻入校内。
秋瑾提着六轮手枪，想冲出应战。不料这时清兵一拥而上，夺去了她的手枪，把她逮捕了。与此同时，也有六人被捕。
当晚六点钟，贵福会同山阴知县李钟岳升堂审问。首先问秋瑾年龄、籍贯，她怒目而视，一语未答。气得贵福咆哮起来。
沉默片刻，贵福又说：“你平时朋友很多，都在干些什么？”秋瑾看他一眼，冷冷地说：“来往朋友确实不少，你不就是其中的一个吗！你不也到过我们学校开会，一同拍过照吗·····.”贵福吓得面如土色，忙喊：“退堂，给我带下去！”
第二天秋瑾被带上堂来的时候，忽见堂前跪着一个人，仔细一看是蒋纪云。贵福指着蒋纪云说：“秋瑾，你们的党羽全都招出来了，你快，快给我招来······”
这时蒋纪云忙向前跪爬半步说：“秋瑾，你说了吧，我保证老爷会饶你······”秋瑾听罢，不由火上心头，骂道：“你这个叛徒，民族的败类。浙江革命党就我一人，要杀要剐，一切听便！”
贵福束手无策，只好喝令动刑拷打，但秋瑾始终没有招出一个字来。最后逼她写供词，她思前想后，看到法庭门外不停的风雨，便挥笔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
贵福和李钟岳没有得到秋瑾片语只字的口供。最后只好昧着良心伪造供词，捏造罪证，草草定案，将她判处了死刑。
一九0七年六月初六（阳历七月十七日）早晨，年仅二十九岁的秋瑾，从容地就义于绍兴轩亭口。牺牲前还举目四望，向祖国大好山河和美丽的故乡告别。
秋瑾烈士被杀害的消息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在安葬那天，有一万余人参加葬礼。由她生前好友将她遗体葬在杭州西湖，与民族英雄岳飞墓遥遥相对。参加葬礼的人为她流下了眼泪，默默地哀悼。 |
